抗戰爆發半年內，蔣介石3次請求蘇聯參戰，斯大林為何2度爽約？

我是棠棣，一枚歷史愛好者。歡迎大家【關注】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在《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談判過程中，蘇聯提出與中國締結條約的順序是：太平洋公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對華信用借款協定，在太平洋公約實在不能締結的情況下，再考慮訂立中蘇互助條約。

締結太平洋公約因美國拒絕加入而作罷。

1、《借款條約》的實施

《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國民政府下一步要求實現的就是蘇聯兌現對華信用貸款和訂立《中蘇互助條約》，將與蘇聯的准同盟關係轉化為正式同盟關係，並用條約的形式固定下來。

蔣介石的想法是將兩者同時解決，即在簽訂借款協定時，訂立互助條約。

因此在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的第二天，他召見即將赴蘇的軍事委員會參謀長、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楊傑，指示他除爭取蘇聯物資援華外，主要“為促進蘇聯參戰，所謂促成互助協議是也”。

遵照蔣介石的指令，從中國軍事代表團（對外稱“考察蘇聯實業團”)赴蘇開始，南京政府通過各種渠道，在與蘇聯洽談軍事援助的同時，努力爭取與蘇聯簽訂互助條約，促使蘇聯參加對日作戰。

由於蘇聯不同意將貸款協議與互助條約聯繫在一起解決，首先簽定了貸款協定。

中國軍事代表團一行10餘人，其中包括中央執行委員張沖、洛陽航校主任王叔銘等人，於1937年9月8日抵達莫斯科。

代表團到達之前，陳立夫在南京即已與鮑格莫洛夫就貸款問題達成協議，蘇聯貸款1億中國元，用以購買蘇聯飛機200架，坦克200輛，中國以3/4的金屬和1/4茶葉及其他貨物償還。

債務從第二年起，5年還清，細目由楊傑到莫斯科商定。

因此，楊傑在莫斯科的談判進行得十分順利，氣氛也非常友好。蘇方“對於所需各物，盡量一次給予，且開價極低，一切願望中國勝利之熱誠處處表現”。

楊傑這次軍購量，超過了原定款額1億元，計華幣1.6億元，蘇方出售重轟炸機70架、驅逐機165架以及其他軍事物資，王叔銘等從1937年10月下旬至1938年2月中旬將訂貨接收完畢。

從後來結算的情況看，這次軍購所用款項被納入了隨後簽訂的蘇聯對華信用借款協定，沒有單獨簽訂借款合同。

2、蘇聯借給中國多少錢？

1938年3月1日中蘇在莫斯科簽訂《關於實施五千萬元美金信用借款條約》，這是蘇聯第一次對華信用借款。

該約規定，蘇聯對華借款5000萬美元，中國用以訂購蘇聯各種工業品和工業設備（指飛機、坦克、大炮等軍事物資和裝備)。

信用借款從1937年10月31日起算，年利3%，從1938年10月31日起算，5年內還清，每年償還1000萬美元及使用款項利息。

借款與利息，中國以蘇聯所需之物產和原料償還，按蘇聯所開具的清單供貨，主要有茶葉、皮革、羊毛、銻、錫、鋅、鎳、鎢、絲、桐油、藥材、紫銅等。

蘇聯貨物在蘇聯邊境向中國交付，從交付地點起至目的地運費由中國負擔。中國貨物在蘇聯邊境交付，貨物送達蘇聯邊境的運費由中國從信用借款中撥付。

1938年7月1日在莫斯科商定第二次蘇聯對華信用借款條約——《關於實施五千萬元美金信用借款條約》。

條約規定，蘇聯政府借予中國政府5000萬元美金，以便中國政府購買蘇聯工業產品與工業設備，從1938年7月1日算起，年息3%，從1940年7月1日起，5年償還，每年償付1000萬美元以及借用款項之利息。雙方貨品交接地點、付費方式與第一次信用借款一樣，中國償付貨物品種與第一次基本相同。

以上兩次借款條約簽字日期均為1938年8月11日，中蘇簽字人分別為楊傑和耿精·賽苗·格利格來維茨，之所以推遲簽字是因為楊傑在條約議妥時尚未奉到全權證書。

1939年6月13日孫科與米高揚在莫斯科簽訂中蘇《關於實施一萬萬五千萬元美金信用借款條約》，即第三次蘇聯對華借款條約。

依約，蘇聯對華借款15000萬元美金，借款使用辦法和還款方式與前兩次相同。借款自1939年7月1日起息，自1942年7月1日起10年還清，每年償還1500萬美元，利息自1939年7月1日起付，為每年實際使用借款之利息。

這三次蘇聯對華借款總額2.5億美元，利息低，償還時限長，條件十分優惠。但由於蘇德戰爭爆發，第三次借款只動用了四批，中國實際使用了共為1.7億美元。

這是抗戰前期，中國最先從外國得到的寶貴援助。

貸款協定談判進展很順利，中蘇於6月13日和16日分別簽訂了借款條約和《中蘇通商條約》。

孫科對自己的這次出訪評價很高。他歸國後說，從莫斯科得到的1.6億盧布的貸款，按國際價格，相當於4億盧布，因為蘇聯給中國訂貨所定的價格特別便宜。例如，每架飛機的價格折算成美金僅3萬元，裝備每一個中國師的費用僅合中國貨幣150萬元。

這些條件都是由斯大林元帥和蔣介石委員長互通電報商妥的。

《中蘇通商條約》規定，兩國貿易彼此給予對方最惠國待遇；除涉及國家安全、公共衛生、文物、藝術品，以及白金、黃金和白銀等統製品外的各種土產與製造品，“不得設立不適用於來自任何第三國輸出之同樣貨物之任何禁令或限制”；商約附件規定蘇聯駐華商務代表處的地位，蘇聯商務代表和副代表享有蘇聯外交人員的一切權利與優遇；蘇聯得在天津、上海、漢口、蘭州設立商務代表處分處。

此前中蘇已經開始了以戰略物資換取軍火的大宗貿易活動，已經達到相當高的貿易級別，商約和附件只不過將兩國貿易進一步規範化而已。

3、第一次請求蘇聯參戰

抗戰全面爆發的第二天，蔣介石就指令孫科和王寵惠，與蘇聯速訂中蘇軍事互助協議；在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的第二天，蔣又召見即將赴蘇的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楊傑，指示他除爭取蘇聯物資援華外，主要是力促蘇聯參戰。

1937年9月8日楊傑到達莫斯科後，先是作為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與蘇方洽談信用借款和購買軍火的具體問題，從1938年5月出任駐蘇聯大使直到1940年4月，他在莫斯科期間所負的重要使命，就是遊說蘇聯領導集團同意出兵，與中國締結互助同盟條約，謀求與蘇聯建立抗日軍事同盟關係，共同抗擊日本。

1937年11月1日，楊傑同蘇聯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元帥作了長時間交談。

當時全面抗戰已經開始，淞滬戰役正緊張進行，楊傑迫切要求蘇聯能對日參戰。

他說，若中蘇人民共同努力就能給日本以狠狠的懲罰。

伏羅希洛夫回答說，蘇聯有很多敵人，東方的和西方的。同時對兩個敵人作戰，我們還沒做好準備；但我們將很快做好準備。

楊傑遂將問題集中在淞滬抗戰上，他說日本向上海調集了15個師，想在10天內拿下上海，但它錯誤地估計了中國人民的力量。日本將自己全部最好的軍隊都投入了這場戰爭。

現在只要給它以足夠的不太大的進逼，恫嚇一下日本，就是幫助了中國。伏羅希洛夫答應向蘇聯政府轉達。

楊傑轉達了蔣介石和中國政府希望得到蘇聯援助的迫切心情，中國將頑強抗戰，但希望蘇聯參戰。

“如果你們確實還沒有對日作戰的明顯理由，那我們對你們已給予的支援表示感謝，並請今後繼續給予物質援助，因為戰爭是長期的一不少於3年”。

11月11日下午，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接見楊傑和張沖，雙方進行了長達4.5個小時友好而坦率的談話。

斯大林對中國的情況極其關心，仔細詢問了中國抗戰形勢、軍事工業和各個政治派別的情況，建議中國建立重工業和軍需工業，表示願意援建大炮工廠和援助飛機發動機，使中國能月產飛機300架；並幫助在陝西、四川、新疆生產汽油，全力幫助中國抗戰。

蘇聯參戰問題。斯大林說“蘇聯現在還不能開始對日戰爭”。但“若日本開始戰勝（中國），蘇聯必開始參戰”。

這是斯大林明確的許諾，也是楊傑這次出使取得的最重要的收穫。

在這次談話中，斯大林還告知楊傑，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和武官列平因發回錯誤情報（中國國防不值一提，上海堅持不了兩周，中國抵抗超不過三個月，蔣介石在動搖）而被召回；鮑格莫洛夫是托洛茨基分子，已被逮捕；蘇聯將另派大使和武官，以此表示對蔣介石的高度信任。

所謂“若日本開始戰勝（中國），蘇聯必開始參戰”，當然是指在關鍵性的大戰役中日本取勝時蘇聯參戰，蔣介石對斯大林堅信不移，認為他一定會兌現對日本作戰的承諾，後來每當戰場上受到一次嚴重挫折，蔣介石都急切地要求蘇聯履行承諾，參加對日戰爭。

4、第二次請求蘇聯參戰

11月下旬，太原和上海相繼失陷，南京危在旦夕。按斯大林的許諾，正是蘇聯對日作戰的時機。蔣介石連電楊傑，催問友邦出兵何時實現。

張沖致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的電報說得更加明確：

“中國單獨苦戰已至艱險之境，敵軍已迫近南京，只一百公里，種種情形已達公等（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出兵之條件，萬懇從速出兵”。

隨後，蔣介石給斯大林寫了封親筆信。為解燃眉之急，這封求援信先在11月26日以電報發出。

為表示鄭重，11月30日蔣介石又以親筆信函的方式寄往蘇聯。他還電問楊傑，能否爭取蘇聯十日內出兵。

為儘快落實蔣介石的請求，國民政府決定派立法院院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孫科訪問莫斯科。27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致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加里寧，指明孫科前往討論的是“中蘇極其關注的問題”，以引起蘇聯的重視。

而在這期間，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作中間人，轉達日本誘降陰謀：以中國接受“共同防共”為條件，與中國“議和”。

外交部長王寵惠將日本的條件和中國拒絕情況及時通報蘇聯臨時代辦，以表明中國堅決抗戰、堅決執行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決心。

這一切表明，南京政府為爭取蘇聯對日參戰做出了最大努力。

但斯大林並沒有兌現承諾。

12月6日，斯大林與伏羅希洛夫致電蔣介石，答覆他11月30日的親筆信。

電報說：

假若日本不向蘇聯挑釁，蘇聯即刻出兵，將被認為是侵略行動，國際輿論將改善日本的地位。只有在九個公約國中的主要國家“共同應對日本侵略時，蘇聯就可以立即出兵”。

當時華盛頓會議的九個公約國約定在布魯塞爾開會，作為九個公約國之一的日本竟不派代表參加，英、法、美等國並沒有應對日本侵略的切實表示。

斯大林的這封電報，改變了蘇聯出兵的前提，即不是以中國的危亡為前提，而是以日本是否進攻蘇聯和國際環境為前提，亦即以蘇聯的利益為前提，實際上較他原來的承諾後退了一大步。

為進一步解釋蘇聯立場，同一天李維諾夫會見中國大使蔣廷黻，伏羅希洛夫會見楊傑。

李維諾夫對蔣廷黻說，蘇聯是否對日本作戰，關鍵在美國、英國與法國，而美國在短時間內決不能前進。蘇聯東敵日本，西敵德國，“蓋俄西部比遠東更為重要，倘英法美不動，俄將陷於孤立，以俄獨擋日德，勢不可能。”

蔣介石的滿腔希望就這樣被李維諾夫的幾句話拒絕了。

伏羅希洛夫則從軍援的角度支持中國堅決抗戰到底。對楊傑表示，蘇聯將盡一切力量，從武器到技術增加對華武器援助，他還提出蘇聯想給八路軍野炮24門、防戰車炮20門、機槍60架、戰車15輛、飛機10架，如“鈞座許可，即贈與”。這是蘇聯在抗戰期間首次提出對中共援助問題。

5、從參戰到訂立盟約

在會見李維諾夫之前，蔣廷黻已經察覺到蘇聯出兵的承諾並不可靠。

他發給行政院長孔祥熙的電報說，蘇聯新任駐華大使月中即可抵華，必攜帶具體方案。他提醒政府注意，“軍國大事不能專憑口言，必須訂有盟約，始足取信”，建議蘇聯大使履任後，向他提議締結盟約。南京政府採納蔣廷黻的建議，待機向蘇聯正式提出訂約問題。

1937年12月蘇聯新任駐華大使盧干滋履職，南京政府依此為契機加緊爭取與蘇聯建立軍事同盟。

當時南京政府對蘇聯的外交文件表明，蔣介石採取了兩個步驟：

第一步，在政治上與蘇聯進一步靠近，爭取更多軍援，先在事實上形成中蘇結盟關係；

第二步，等待適當機會與蘇聯結成正式軍事同盟。

1937年底盧干茲到達武漢，次年初孫科出訪蘇聯。

國民政府通過在華的盧干茲和在莫斯科的孫科向蘇聯領導人反覆傳達了以下信息：

一、中日戰爭原因之一是中國拒絕了日本反蘇的要求，堅決執行對蘇聯的友好政策，也就是說，中國堅持抗戰是對蘇聯盡國際主義義務；

二、中國堅持抗戰到底，決不妥協；

三、日本進攻中國是它的次要目標，進攻蘇聯才是根本目標；

四、在日本進攻中國期間，蘇聯參加對日作戰是最好的時機，如果日本戰勝中國，它將利用中國豐富的資源和人力進攻蘇聯，蘇聯將處於更加被動的地位；

五、無論任何時候日本進攻蘇聯，中國都站在蘇聯一邊，同日本作戰；

六、沒有蘇聯的援助，中國抗戰將遭到失敗，要求蘇聯給予更多的武器、技術人員、軍事顧問的特別援助。

在行動上，國民政府也是完全按傳達給蘇聯政府的信息做的，真誠地希望斯大林體諒中國的困境，與中國結成軍事同盟。

6、第三次請求蘇聯參戰

盧干滋到達中國時，蔣介石正在武漢籌劃武漢保衛戰。

12月28日蔣介石在武昌會見盧干滋，要求他轉告蘇聯政府：

當前的形勢是，“‘如果蘇聯不公開用武力援助中國’那麼中國必敗。現在日本已在華北建立了一個偽政府，另外又力圖以廉價條件向中國提出停戰講和。因此，中國輿論界特別是知識分子中間有一種情緒開始日盛一日：既然蘇聯出兵是沒有根據的，那麼中國敗局已定，最好還是支持親日派政府”。

這段話向蘇聯暗示，如果蘇聯不出兵，中國有可能出現第二個“滿洲國”，將從根本上改變蘇聯東方的戰略態勢。在莫斯科，孫科則遍訪蘇聯黨政軍最高當局，極力遊說蘇聯參戰。

“他向斯大林表達了希望蘇聯參戰的殷切之情，同時強調，中國政府並不堅持、但認為蘇聯參戰是非常必要的”。

1938年2月初，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共同會見了孫科。這次會見從中午12點談到次日5點15分。

當晚，賓主在莫洛托夫家共進晚餐。會見臨結束時葉若夫和米高揚也參加進來。會談氣氛極其友好，用孫科的話說，是“以革命同志相待，推心置腹，暢言無隱”。

但斯大林並沒有答應孫科的出兵的要求。

這次斯大林拒絕出兵的理由為兩點：

第一，蘇聯參戰將惡化中國的國際地位；

中國將失去利用其他國家援助的可能性，其中的某些國家可能會投向日本。這一條與他對楊傑說的基本相同。

第二，儘管日本企圖破壞我們的邊界，但畢竟沒有進入我們的領土。因而，我們對日宣戰將被看作侵略行為。在日本民眾中將激發日本軍閥想製造的愛國主義情緒。

這兩條與他給蔣介石的答覆基本相同。

斯大林的這次答覆還透露出一個信息，如果日本進入蘇聯領土，它就有理由參戰。國民政府遂據以實行待機拉蘇聯參戰的策略。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於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