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的政治哲學——普遍確立最低生活標準和勞動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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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05年12月，丘吉爾到殖民地事務部就職後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在辦公桌上擺放一尊拿破崙的青銅半身像，但他的帝國主義政策，遠比這一舉動所暗示的要溫和。

1905年的最後一天，尼日利亞的孟希部族，燒毀了尼日爾公司在阿賓斯的車站，高級專員弗雷德里克·盧格德爵士，提議對他們進行懲罰性徵討。丘吉爾曾在印度進行過這樣的遠征，他認為這種征討耗資巨大，而且往往收效甚微。

丘吉爾的殖民地政策

他在寫給埃爾金勛爵的信中說：“長期的征戰血染了西非的四季，非常令人憎惡、不安。此外，整個征討大業很可能，會由不熟悉帝國律法和規定的人，來代表實施，這會導致謀殺當地人並竊取其土地的事情發生。”

埃爾金同意丘吉爾的說法，但這時遠征軍已經走出去太遠了，不能再停下來。當年4月，丘吉爾再次採取了類似的立場，他譴責南非納塔爾政府，在軍管令之下對12名祖魯叛軍軍人進行審判。他的殖民地政策經常同情帝國範圍內的當地人，儘管作為次官，他並不總是能如願以償。

選舉結束後，坎貝爾-班納曼返回了唐寧街，丘吉爾也回到了殖民地事務部繼續任職。他接手的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戰敗的布爾共和國。布爾共和國於1902年投降，到1906年時，似乎已準備好開始實行自治的責任政府制度。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未來兩年內他需要回答，500個關於南非問題的議會提問。

1906年1月19日，他會見了揚·史末資，就是1899年他被布爾人抓捕後審問他的人。史末資離開了法律行業，成為一名成功的突擊隊將軍，但他一直都是簽署於1902年，並結束這場衝突的，《弗里尼欣和平條約》的支持者。“一個年輕而未經考驗的大臣，會見這麼一個可怕又陰險的人，官員們對此感到震驚。”

丘吉爾在半個世紀後回憶起，在殖民地事務部的那次會面時開玩笑地說：“所以，他們在房間的角落裡豎起了一塊大屏風，艾迪·馬什就在屏風後面，意思就是，如果我說了什麼不利於國家的話，艾迪可以否認我說過。”

丘吉爾和史末資一致認為，英國和布爾應該重新開始，但是這依賴於兩國之間的公平政策。內閣接受了這一建議，兩個共和國在一年內實現了內部自治。1910年建立的南非自治聯盟就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那是一片與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享有同等地位的帝國自治領土。

在對待非洲原住民的問題上，丘吉爾完全被《弗里尼欣和約》中的條款束縛了手腳。他對下議院表示：“毫無疑問，在我們首次將參政權延伸至任何非白人，或者有色人種身上時，布爾人會認為這是違反條約的。我們可能會為簽訂了這樣的條約感到後悔，因為在開普殖民地這樣做並沒有任何害處，而德蘭士瓦和奧蘭治河殖民地，卻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安排。但是我們必須接受條約的約束。”

儘管如此，丘吉爾還是確保了英國對，巴蘇陀蘭（現在的萊索托）、貝川納蘭（博茨瓦納）和斯威士蘭等大型部族地區的控制，這些地方的原主民得到了，比布爾人對他們更為仁慈的寬待。

儘管托利黨指責丘吉爾對英國的宿敵表現出軟弱，但這一和解被譽為告別1902年之痛的出色舉動。南非在後來的兩次世界大戰中，都與英國並肩作戰，這是對丘吉爾、史末資以及他們之間友誼的褒獎。

1942年10月，史末資對英王喬治六世回憶起相關的情況時說，溫斯頓不明白，為什麼之前的一個敵人，在被打敗了僅僅4年之後，就來要求歸還他的國家。他問史末資以前是否有過這樣的情況，史末資回答：“我覺得沒有。”

丘吉爾關於啟動修正案的演講

在擔任次官期間，丘吉爾遇到幾個有爭議的問題，其中爭議最大的，當屬5萬多名中國工人，在南非被礦主壓榨的問題。問題如此嚴重，以至一些自由黨報紙和政界人士，順理成章地使用了“中國奴隸”一詞。丘吉爾2月時對議會說：“把他們劃歸為‘奴隸’，並且欣然接受了這個詞，這不會是陛下之政府的觀點。否則，我們將會面臨術語使用不準確帶來的風險。”

丘吉爾堅持認為不應該稱他們為奴隸，他毫不含糊地譴責了中國勞工在南非遭受的待遇，稱這是“可恥、醜陋、可悲的，就像這個文明的基督教國家，在現代社會所做的其他一些事情一樣”。當時的高級專員米爾納勛爵，批准了對中國勞工實施體罰，僱主認為他們偷懶或有“違反自然的惡習”（即雞姦）。

米爾納爭辯說，這是按照當地勞工法做出的合法行為，但是激進的自由黨議員不這樣認為，他們希望查辦米爾納。1906年3月21日，丘吉爾提出了一項政府修正案，要求“本議院強烈譴責違法鞭打中國勞工的行徑，並進行了如實記錄，但是為了南非的和平與和解，希望大家保持克制，不要將這種譴責轉嫁到個人身上”。

丘吉爾關於啟動修正案的演講，是他的職業生涯中最具爭議的演講之一，儘管爭議是他的職業生涯中早已司空見慣的事情。已於1905年4月退休的阿爾弗雷德·米爾納，在布爾戰爭之前、期間和之後，一直都在一心一意地推動英國在南非的利益。

在許多聯盟黨議員眼中，他就是一位英雄。他們希望政府能夠直截了當地為他辯護，使他免受激進分子的攻擊。丘吉爾既要批評米爾納的政策，又要為他本人辯護。他說：“他曾行使巨大的權力，而現在卻不再擁有任何權力；他曾擔任政府要職，現在卻不再擁有任何職位；

他曾處理影響歷史進程的事件，現在卻不再能夠，哪怕是在最低程度上，轉變當時的政策……值得繼續追究他嗎？（他）看到了那些自己曾經勤勤懇懇努力追求的理想、原則和政策現在是多麼名譽掃地……米爾納勛爵已不再是公共事件中的一分子了。”修正案以355票對135票獲得通過，米爾納安全了。

埃迪·馬什說，演講前丘吉爾在辦公室練習時，他（馬什）“被演講中那種慷慨大度的精神深深打動了！……但是到了議會，演講的效果卻大不相同——講話的過程出了問題……丘吉爾似乎是在用一位名譽掃地的政治家，所墜入的不幸來嘲弄他”。

很難把馬什提到的借口，同丘吉爾的實際措辭聯繫起來。聯盟黨人的憤怒達到頂點。溫特頓勛爵回憶說：“他在保守黨的許多敵人，都得意洋洋地宣稱他完蛋了。”內政大臣的那位尖刻的妻子瑪戈·阿斯奎斯認為，他的演講“不夠大度、傲慢無禮、很不得體”。

《國家評論》雜誌曾這樣評價丘吉爾：“他總是迎合那些旁聽席里喊聲最高的人，他是一個橫跨大西洋的蠱惑人心的政客。”國王稱他的行為“簡直可恥”。約瑟夫·張伯倫的女兒希爾達當時正在旁聽席，她向哥哥內維爾報告說：“丘吉爾的舉止可能比他的言談更傲慢、更無禮。”

在這種背景下，7月時，丘吉爾在爭取跨黨派支持，給予南非共和國自治時，遭遇慘敗也就不足為奇了。他說：“作為多數黨通過提案，那隻能是來自一個政黨的禮物，但是他們（聯盟黨人）可以把它當作一個來自英國的禮物。”但是他們拒絕了。

丘吉爾的政治哲學

1906年，丘吉爾已經發現一個在未來幾年裡會變得越發嚴重的問題：聯盟黨主導的上議院，正在越來越多地使用，其對自由黨立法的否決權。“我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人。”8月時他在姑姑的莊園坎福德公園對觀眾這樣說，結果卻引起觀眾的哄堂大笑。他接著說道：“我們是不得已才與那些貴族，進行一場憤怒的爭吵的，沒有什麼比這更讓我感覺痛苦的了。”

他的“我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人”這句話之所以引來哄堂大笑，說明丘吉爾已經獲得了一個好鬥的名聲，至少也是一個易怒的名聲。11月時他在美國記者協會的晚宴上說：“就我個人而言，我一直覺得，判斷一個政客的標準就是看，他在對手中激起了多少敵意。我總是讓自己不僅要細細品味他們的譴責，而且要讓自己完全值得被他們譴責。”

他開始喜歡帶有正式公文味道的表演，儘管在關於米爾納的案例中他開局不利。他對《威斯敏斯特公報》編輯J.A.斯彭德說：“我希望你能夠欣賞，我在發表殖民聲明時的大臣風度，空虛、晦澀、含糊和浮誇，這些詞的使用並不比它們的反義詞容易多少。”

丘吉爾是一名預備役軍官，自1902年起，他就在女王牛津郡輕騎兵自衛隊中擔任軍職。1906年9月，他在應德皇威廉二世之邀，參觀德軍在布雷斯勞的演習時，就穿着女王輕騎兵的制服。威廉二世會說英語，他們交談了20分鐘。丘吉爾對埃爾金勛爵說：“他非常友好，個性也非常迷人。”

德國軍隊的“數量、素質、紀律和組織”給丘吉爾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告訴他的姑媽利奧妮·萊斯利，他對“那支軍隊和英國之間，隔着一片大海這件事心存感激”。他在1906年以及隨後的1909年與德皇有過兩次會面，這幫助他避免了一些英國政客所犯的錯誤，即認為阿道夫·希特勒只不過是個脾氣暴躁的皇帝的翻版。

1906年10月，在格拉斯哥的一次演講中，丘吉爾討論了他的政治哲學。他說，他一生都在反對社會主義，但現在他轉向了這樣一種觀點：“對於那些勞動力來說，國家應該越來越多地承擔起替補僱主的角色。”

他還支持“普遍確立最低生活標準和勞動標準，隨着生產力的增長，還要逐步提高這些標準”。這個“最低標準”的概念後來演變成現代福利國家，當時，其他有影響力的自由黨人，如大衛·勞合·喬治和查爾斯·馬斯特曼也持這一觀點。

為了安撫那些自由黨議員對工黨議員的擔憂，丘吉爾將工黨比作一個氣球，“在一定距離內上升得容易，但是超過一定距離後就會拒絕飛得更高，因為空氣太稀薄了，無法再托着它向上飄動”。丘吉爾在他的職業生涯中，做過許多特別糟糕的預測，這一條就是其中之一。

《參考文獻》
摩根，《走向失敗》，第202頁

1907年1月第287號，《國家評論》，第758頁

考特尼，斯穆特維度，第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