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7月15日11:07:05 歷史 1831

（一）

二十年前作為訪問學者赴哈佛燕京學社，剛到波士頓，就聽在那教英文的吉姆先生說他曾到過上海，歸國時在浦東國際機場問訊處碰到一位女士，寒暄中，後者聽說他來自波士頓，就興奮地告訴吉姆說，自己家的一幢老房子被搬到了波士頓附近……對此，吉姆頗感詫異，表示完全無法理解。回家後一打聽，才知道搬往美國的那幢老房子，就是位於塞勒姆(Salem)的“蔭余堂”。

安徽省休寧縣黃村村景

黃村的民居建築

斑駁的牆面與殘損之窗欞

以“蔭余堂”為名的建築在中國並不罕見。譬如，蘇州拙政園內就有一塊“蔭余堂”的匾額，園主藉此上慰祖靈下垂世澤；而同里退思園之前宅部分，也有一處號稱“蔭余堂”的。從字面上理解，“蔭余”的意思為“蔭余後裔”，也就是希望先祖之積德累仁蔭及子孫。而碧波地之蔭余堂，原先坐落於安徽省黃山市休寧縣黃村，據說始建於盛清時代的康熙年間，為磚木結構的徽派民居建築。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葉，因屋主成員分散各處，老屋逐漸遭廢棄。1996年黃氏家人再度相聚，商議蔭余堂之命運。平心而論，在皖南，蔭余堂是極為普通的一處徽州老房子，近數十年來，無數類似的建築皆因缺乏保護而在凄風苦雨中任其倒塌、毀拆殆盡。有鑒於此，慧眼獨具的有心人經與當地政府溝通，蔭余堂被整體拆遷至美國馬薩諸塞州塞勒姆市，最終成了碧波地·益石博物館（Peabody Essex Museum）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此過程中，從蔭余堂拆下的2700塊木件、8500塊磚瓦和500塊石件運抵美國。經過數年的籌建、施工，此一老房子於2003年6月21日正式對外開放。當時，也正是我抵達波士頓後不久。關於該建築及其相關情況，當時主持搬遷工作的美國學者白鈴安（Nancy Berliner），出版有Yin Yu Tang: the architecture and daily life of a Chinese house（Berkeley: Tuttle Publishing, 2003）。該書以蔭余堂為中心，展開對中國民居和日常生活的描述。在她看來，人們可以透過蔭余堂探討和認識中國的建築、藝術和文化，藉此體會人類在不同的居住形態中，可以同樣擁有豐富的生活內涵。

（二）

一百多年前，蘇州人顧厚焜曾撰《美國地理兵要》，其中有一段話這樣描述：“沙連以貿易外國有名。哈拔大學堂在昌夫里治，美國最舊整之學堂也。”顧氏為光緒九年（1883年）進士，後來曾奉命遊歷日本、美國、秘魯、古巴和巴西等國，是近代中國首批公派的“遊歷使”，繼而又補授安徽省廬江府江防同知。顧厚焜曾參與編選《新政應試必讀》，該書為其時士子投身“新政”之知識津逮，在清末一度頗有影響。上文所述為其親身閱歷，後收入清代地理著作的大型彙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補編。文中的“沙連”為塞勒姆之舊譯，而“哈拔大學堂”即蜚聲國際的哈佛大學，“昌夫里治”（Cambridge）則為劍橋之中譯名。

如今，從哈佛大學到塞勒姆可坐地鐵至北站，然後再換乘火車抵達目的地。在我的印象中，全程大約需要一個鐘頭左右。在美國，塞勒姆屋宇鱗密，市聲喧雜，除了以女巫審判著稱於世外，確實是“以貿易外國有名”。香港海事博物館收藏有一個綠釉墨彩的米色陶瓷湯盤，據該館介紹，此件可能是英國著名的韋奇伍德陶瓷廠（Wedgwood）所製造，製作的年代大約是在1800—1810年，系圓盤平底、折沿，開光內描繪當年塞勒姆港口的景色。湯盤上的海水施以碧綠釉，而墨線則勾勒出點綴其間的各類帆船、建築和人物，波流瀠洄，畫境天然……

塞勒姆港景湯盤

作為濱海港口，舳艫相銜、帆檣櫛比的塞勒姆在美國獨立戰爭以後就與中國有着密切的交流。在香港海事博物館中，有一件1890年前後製造的“塞勒姆友誼號”之彩繪船模。此一三桅帆船也就建造於塞勒姆，原船擬於1797年8月前往廣州，不過後來，其船長卻將目的地臨時改為荷屬東印度的巴達維亞。直到1801—1804年，該船才在新船長的指揮下，前往俄國、西班牙、意大利、中國、蘇門答臘和巴達維亞。根據記載，“塞勒姆友誼號”1803年的廣州之旅滿載纏腰，獲利極為豐厚。1863年，另一艘“約瑟·皮博迪號”在英國註冊，改名為“達格瑪號”，以利物浦為其母港。此船原以塞勒姆最富有的船主約瑟·皮博迪（Joseph Peabody）之名命名，大部分時間是在太平洋服役，航線則主要是從加利福尼亞州到中國、澳洲及秘魯、英國等。

“塞勒姆友誼號”彩繪船模

塞勒姆及其周遭的波士頓，與中國的關係頗為密切。《早期澳門史》於1836年由美國波士頓芒羅公司（James Munroe & Co.）出版。該書的附錄之一為《廣州城及近郊圖》，由波士頓平版印刷。在《早期澳門史》補篇《廣州城概述》中，有一段文字這樣寫道：

美國的對華貿易是很晚近才開始的。它開始於美國獨立戰爭之後不久。我們能夠得到的最早記錄下來的事實，僅僅把這一歷史追溯到1784—1785貿易年度。這個季度有兩艘美國船在廣州港載貨。它們運到美國的，除了其他貨物之外，有茶葉880100磅。在下一個貿易季度，只來了一艘船，運出茶葉695000磅。在1786—1787貿易季度，有五艘船從事這一貿易。它們運出茶葉1181860磅。這些船中有一艘是“希望號”（Hope）。這個季度和下一季度碇泊這個港口的其他船有“華盛頓號”(Washington)、“亞細亞號”(Asia)和“廣州號”(Canton)。後面兩艘來自費城。

在1833年6月結束的1832—1833貿易季度，到達中國的美國船隻總數為59艘。不過這些船隻中有些不是在這個港口載貨的。這些船運來的是水銀、鉛、鐵，南美洲的銅、鋅、馬口鐵、土爾其鴉片、人蔘、大米、哆啰絨、羽紗、印花布、嗶嘰、細棉布、細薄布、原色棉布、天鵝絨、羽綢、手帕、麻布、斜紋棉布、棉紗、印花棉布、旱獺皮和海獺皮、狐狸皮、海豹皮、珠海殼、檀香、胭脂紅、音樂盒、鐘錶，和其他多種商品。回程裝運的是茶葉、絲織品、肉桂、樟腦、大黃、硃砂、瓷器等。這些商品被運往美國、歐洲、南美洲、桑威剞奇群島（Sandwich Islands，即夏威夷群島)和馬尼拉。（第313-314頁）

陳麗碧、溫麗娜編：《花旗飄洋：1784至1900年遠航來華的美國商人》，香港海事博物館有限公司，2018年版。

2019年3月，應李孝悌教授之邀，我客座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其時恰逢海事博物館舉辦特展“花旗飄洋——1784至1900年遠航來華的美國商人”，我在觀展之餘購買到的兩冊圖錄中，找到了不少與塞勒姆港有關的資料。例如，“日食號”建造於塞勒姆。1831年7月1日，該船船東約瑟·皮博迪（Joseph Peabody）和喬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可能是前者的兒子），為船長威廉·約翰遜（William Johnson）下達採購返航貨物的指示，這封信中詳細羅列了一份返航船貨的清單：

武夷茶600箱，小種茶葉1800盒及1800半盒。這種茶葉需上等品質，但要價不得太高。有一種小種茶每箱約60磅（這裡叫“新潮小種”）。價格上和廣州的一樣，200—300箱會賣得比普通小種的更高一些（你從中國帶一些來）。

新熙春茶1300盒、1200半盒。這種要上等品質，但不得太貴。

熙春皮茶500盒。這種要上等品質，但價格不宜太低。

熙春茶200盒。其中40盒要頂級品質，其餘要上等。

熙春茶上等品質50盒，每盒10罐（每罐2磅）。

熙春茶100半箱。

熙春茶1200盒，每盒13磅，需上等品質。

……

“熙春”原意是明媚的春天，典出晉朝潘岳的《閑居賦》“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後來成了一種茶葉的名稱。在清代，熙春茶產自徽州，為著名的“屯綠”之一種。在當時的海外貿易中，“屯綠”與“祁紅”駢肩稱雄，成為最負盛名的徽州茶葉。所謂屯綠，實際上就是以屯溪為中心銷售的綠茶。

在前揭的清單中，船東還指示，若茶葉等尚未裝滿船艙以及還有餘貲，則可購買成箱的肉桂、絲綢以及各類瓷器。1832年7月10日，“日食號”返回塞勒姆時，滿載着茶葉、肉桂、糖、雪莉酒、肉豆蔻和胡椒，支付款多達8萬4千多美元，獲利頗豐。

除了船東巨擘皮博迪之外，威廉·格雷也是塞勒姆的商人，為當地最大的船東之一，他與美國的第一位百萬富翁伊萊亞斯·德比（Elias Hasket Derby）合夥，擁有為數眾多從事中國貿易的商船。啉呱（關喬昌）曾畫有納撒尼爾·金斯曼(Nathaniel Kinsman)的澳門宅邸油畫，後者為塞勒姆的船貨商人，是威廉·格雷的船貨總監。他於1843年7月帶着全家從塞勒姆出發，於當年10月抵達中國澳門，在當地建造了豪宅，在異國他鄉過着頗為愜意的生活。

在十九世紀中葉，澳門是中西貿易的重要港口，而茶葉交易則是當時海外貿易的主要內涵之一。在《（萄葡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中，就有數條在澳門活動的徽商史料。從中可見，徽州茶商經由廣州、澳門，與歐美的不少國家都有着較為密切的互動。2006年6月，澳門博物館曾舉辦“粵港澳文物大展”，該展覽匯聚了廣東、香港和澳門三地博物館珍藏的百餘件（套）融合東西方文化底蘊和藝術風格的珍貴文物，其中所列的“嵌貝（螺鈿）折枝花紋茶箱”、“描金制茶紋漆盒和錫鑞茶罐”等，有的明顯就與徽州茶商的經營活動有關。

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所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

茶葉貿易是徽州人通往外部世界的重要橋樑，此類的貿易活動，促使他們較早地關注海內外的風雲變幻，因此也留下了一些頗具特色的文獻。例如，魏源所著《海國圖志》中，就收錄了一份重要文獻——《英吉利國夷情紀略》，其全文後來亦被編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續編。此文計分上、下二篇，對於十九世紀廣州的茶葉貿易，有着頗為細緻的觀察。該文識時通便，基本上反映了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人對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之認識水平。作者葉鍾進字蓉塘，徽州歙縣人，長期在廣東一帶活動，並強烈關注中外貿易活動。根據筆者的推測，此人可能是徽商，而且很可能就是一名徽州茶商。文中有一段對美國的描述：

米利堅即中國所稱花旗者，沃衍宜五穀，周亦數千里，人勤力作，常以餘糧濟各國。設十二酋長以理事，一酋死，復公舉之，必眾服而後立，故其人最重行誼，無梗化，無催科，有軍事，方治賦。英夷常起兵攻之，十餘年不能勝。又禁谷麥不糶與英兵，英兵益困，各國力為和解，始罷兵。米夷常指英夷為山狗性，如稍畏讓，彼必追來；一返身相向，曳尾而去。故兵雖解，終不往還也。

這一段文字措詞簡括，概述了美國的獨立戰爭。揆諸史實，1773年12月，北美髮生了著名的“波斯頓傾茶事件”。當時，三艘貨船運載東印度公司從倫敦發來寄售的已徵稅茶葉進入港口，一些抗議人士登船，將所有茶箱扔進海里。對此，英國政府予以嚴厲回應。此一事件，最終成為北美殖民地人民反英起義的導火索。

波士頓傾茶事件

繪有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簽署場景的景德鎮外銷瓷

來自皖南山鄉的歙人葉鍾進當然看不出“英夷”與“米夷”構釁的歷史意義，不過，早在半個多世紀之前，美國耶魯學院院長以斯拉·斯蒂爾斯（Ezra Stiles）就在一篇文章中預言：

這場偉大的美國獨立革命，遲早會被所有其他國家正視，他們將會思索這一場革命的意義。美國會在這場最近的革命中崛起，與世界上的其他主權國家並肩。海軍將把星條旗帶往全球，印度孟加拉和中國廣州的上空將會飄揚那有十三條旗紋的旗幟。這新結成的共同體，會踏足印度的印度河和恆河、中國的黃河和長江，而開啟的商貿將會帶回來東方的智慧和藝術……世界將會有更多的交往、周遊各國，而我們的知識將因此大大增加。這些帶回來的知識，將會被珍而重之，精研細習、發揚光大，再由美洲傳播回歐洲、亞洲、非洲，以真理和自由之光照亮全球……

上述文字轉引自美國塞勒姆州立大學戴恩·莫里森（Dane Morrison）教授的《到達中國之“新人”》一文（載《花旗飄洋：1784至1900年遠航來華的美國商人》）。該文探討了美國作為新興國家如何在經濟蕭條，未被歐洲肯定的身份認同下，急不可耐前往中國貿易，所載回的滿船茶葉、絲綿、瓷器，最終令美國擺脫了令人困擾的經濟衰退。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美國人通過與中國的貿易，獲得了相應的禮遇，這也為他們消除了國民身份的疑惑，為此後美利堅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奠定了合法性基礎。

1783年9月，美、英代表在法國談判，簽訂了《巴黎和約》，持續八年的美國獨立戰爭終告結束。不過，獨立後的美國經濟頗為蕭條。為了擺脫困頓，此一新生的國家多方營求，四處追逐財富和尋求突破。1784年2月22日，“中國皇后號”帆船順風揚帆，從紐約起錨，歷經188天航程，首次遠赴廣州，開啟了龍與鷹相遇的歷史契機。在此次貿易中，美國人順利地將所攜花旗參等貨物售出，併購入大批的中國商品，帶着茶葉、棉布、絲綢和瓷器等滿載回國，獲利頗豐。在此刺激下，其後美國對中國商品的需求大增，有無數商人也懷着對東方夢想的憧憬，陸續踏上遠航之旅，加入對華貿易的行列，其中就有一些來自塞勒姆的商船。根據范岱克(Paul A. Van Dyke)教授的研究，1784—1815年間在黃浦進行合法貿易的美國船舶中，第一艘來自塞勒姆的船隻是1786年9月17日的大土耳其號（Grand Turk），時當清乾隆五十一年。該船此前從塞勒姆、波士頓啟航，在廣州交易後，又返回了紐約和塞勒姆。根據范氏的細緻梳理，與塞勒姆有關的國際貿易地點前後還包括美國的西北海岸、費城、普羅維登斯、馬薩島、毛里求斯、孟買、巴達維亞、馬尼拉、安特衛普、利佛諾、博特尼灣、檳城和斐濟等。另外，來自塞勒姆的企業家和商人威廉·H·洛爾（William H.Low）長袖善舞多財擅賈，自1828年起成為旗昌洋行合伙人，長駐廣州，財利興隆。這表明，如今蔭余堂落戶的塞勒姆，在傳統時代曾存在頻繁而廣泛的國際貿易，與中國亦有着重要的淵源。

（三）

早在16世紀，在蔭余堂黃氏的老家，徽州休寧人葉權就曾指出，自己的鄉親每年都有一兩次要到嶺南去，這些人顯然就是前往廣東販運茶葉（俗稱“走廣”）。從葉權所著《賢博編》對澳門等地的描繪來看，當年休寧人前往廣東，應當是與葡萄牙人貿易。“走廣”，到清代以後稱為“漂廣東”。

在清代，茶商一般是先將茶葉運至休寧屯溪，雇船運到黟縣漁亭，再雇挑夫經過數十里的山間小道，將茶葉運到祁門，再雇船經昌江、浮梁抵達饒州。接着，再穿過鄱陽湖抵達南昌，沿着贛江而下，經豐城縣、樟樹鎮、吉安府、贛州府、南康縣抵南安府（今江西大庾縣），其間要途經著名的“贛江十八灘”，然後在南安府起旱，雇挑夫行進上百里翻越大庾嶺，到達廣東南雄府（今南雄縣），再雇船沿東江、北江而下，經韶州府（今韶關市）、英德縣、清遠縣至廣州。從徽州到廣東，全程共需兩個多月時間。可能是因為其間大部分途程是在水面上，所以時人稱運茶銷往廣東為“漂廣東”。

迄今，有關“漂廣東”，在徽州留下了不少民間文獻，除了多種商編路程外，還有一些徽商抄錄的洋涇浜英語教科書。例如，在抄本《各國數法》中，茶被寫作“（口+地）”（也就是英文的“tea”）。如武夷茶作“武夷（口+地）”，松蘿茶作“松蘿（口+地）”，珠蘭茶作“珠蘭（口+地）”，安溪茶作“安溪（口+地）”。當時，徽州茶統名為松羅茶，中文寫作“松蘿（口+地）”，而英文則作“singlo”。Singlo tea 和 Twankay tea都用以指稱徽州茶。在清代，屯溪雖然只是休寧縣轄下的一個市鎮，但因其茶葉貿易之日益興盛，其繁榮程度遠超過休寧縣城。經屯溪加工、運出的茶葉，據說在北美頗為流行，被認為是比武夷岩茶和小種紅茶更高質量的頂級茶葉。

清代徽商抄錄、反映廣州貿易的洋涇浜教科書，私人收藏

根據茶葉專家吳覺農等人所著的《中國茶業問題》描述：華茶輸往美國，以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較多，最盛者為1894年（光緒二十年），輸出在二萬公擔以上，此期平均每年輸出在十餘萬公擔。美國購入華茶，在十九世紀以紅茶為多，占輸美總數量一半以上；此外則為綠茶及烏龍茶。

徽商將茶葉售與美商瓊記洋行的“成單”，私人收藏

在傳統時代的徽州，一府六縣皆有茶葉的生產。而在蔭余堂的相關書信中，也有一些涉及茶葉製作方面的內容。不過在休寧，人們以外出從事典當最為擅長。明清以來，在“無徽不成鎮”的江南一帶，民間素有“無徽不成典”之說。對此，庋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抄本《典業須知錄》即曾指出：

竊我新安一府六邑，十室九商，經營四齣，俗有“無徽不成市”之語，殆以此歟！況復人情綦厚，鄉誼尤敦，因親帶友，培植義篤，蹈規循矩，取信場面。兼之酌定三年一歸，平日並無作輟，人之所取，蓋因此也。所以學生帶出習業，薦亦甚易。用者亦貪喜其幼齡遠出，婚娶始歸，刻苦勤勞，盡心於事，人因是益見重矣。

在傳統時代，許多徽州人別祖離家求謀什一之息。上揭的“無徽不成市”，通常情況下多作“無徽不成鎮”。這一段話雖然是就徽商的總體情況而言，但從該書反映的具體內容來看，它實際上更多的是特指典當商之情形。在徽州，特別是在蔭余堂原先坐落的休寧縣，因鄉情族誼深厚，典業中人往往相互汲引，所以在黃山白岳之間，推薦少年進入典鋪充當“學生”（學徒）相對較為容易——這應當也就是明清以來江南典當業中多“徽州朝奉”的原因所在。

【清】佚名：《典業須知錄》，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

2003—2004年，筆者赴哈佛燕京學社訪問。當時正值蔭余堂開放，遂專門前往塞勒姆參觀碧波地·益石博物館。記得一位成年人的門票是十二美元，每次進入蔭余堂的參觀人數也有限制。其間，除了看到蔭余堂建築本身以及觀看有關蔭余堂的精彩展示片之外，還參觀了附設的日常生活用具展覽。

2003年10月6日，本文作者赴塞勒姆參觀“蔭余堂”

在附設展覽中，我曾觀賞到一冊典業中人的信底（題作“中華民國念一年國曆拾弍月吉立”）。因其擺設於展櫃內，故只能讀到攤開的兩份家信，其一曰：

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自廿五夜在俄租界七碼頭拜別以後，屈指算來，今日可以平安抵滬。當夜男與關祥二人，返典已九點多鐘，即將自己事作畢，遂行就寢。……當晚並收到伯生舅寄與大人一信，今已隨稟奉上矣。男在典中，一切事件當加勤慎，請勿懸念可也。肅此敬稟，順請金安。男振鑫謹稟。

其二曰：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前月廿四日奉上安稟，諒投慈鑒矣。辰維福祉綏和，闔庭集吉，定如下頌。男在漢，眠食均叨平安，諸事自當專心學習，請放心可也。裕生侄於前月廿四安抵漢口，大人搭來夾鞋二雙，鹽荀【筍】豆一包，茶葉一包，均照……

蔭余堂附展所見民國時期徽商的“信底”

蔭余堂展品：典當業者之印章

由信函的內容可見，書信的主人是活躍於漢口和上海等地的典業中人。此後，據我了解，在蔭余堂拆卸、搬遷過程中，美方曾發現包括上述信底在內的一批徽州文書，可能有一百餘件（冊）。

在徽州民間，保管先世遺珍的通常做法是懸樑或窖藏。有的是將文獻以厚布包紮，懸掛在房屋中梁之上，這樣做的目的一是防盜，二是便於通風和防止霉變。有的則是將珍貴文獻細心包裹，深藏於牆壁夾層或地窖內，再灑上石灰粉，以防止蟲蛀、霉爛。正因為如此，當代民間在拆房、建築施工中，從牆縫、地窖中經常可以發現成批的歷史檔案。據說，在蔭余堂的搬遷過程中，也正是在撬開板壁時，發現了一批徽州文書。對此，我頗有興趣。二十年前，我曾與主事者在哈佛廣場附近的咖啡館見面敘談，其間很想了解這些文書的下落。不過，在波士頓的近一年間卻無緣得見，只是被告知“它藏於另外一個地方”。作為一個徽州文書的收藏者和研究者，我對各類文書稿本、抄本有着天然的濃厚興趣，只是不知有生之年能否看到這批源自中國皖南的徽州文書之全貌？

除了上述文書之外，就目前所知，與蔭余堂相關的資料，還有黃山學院孫承平教授收藏的相關書信。據孫氏講述，他在1994年收集到清末民國蔭余堂黃子植相關的一批信件，除了蟠龍票封、民信局封及手遞封等外，其內信件大部分齊全。這批資料後由孫承平編輯，以“清末民初休寧縣黃村蔭余堂黃子植所收信函”為題，收入本人主編的《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第25冊（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王振忠主編：《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30冊

“蔭余堂”黃子植相關書信（一）

“蔭余堂”黃子植相關書信（二）

“蔭余堂”黃子植相關書信（三）

“蔭余堂”黃子植相關書信（四）

這批書信共計170封，其中有不少字跡秀逸，除了一些不夠雅馴的表述之外，基本上反映了典業中人較高的文化水準。個中最早的信函上標有光緒年間，最晚的則到1949年以後，主要反映的時段則為光緒三十年（1904年）至民國三年（1914年）之間。該批書信經標點、整理，大約近6萬字，涉及在湖北武昌、上海、江西景德鎮、江蘇邵伯和窯灣等地典當、紗廠的徽州人與休寧桑梓故里之信函往來。其中，最長的一封近2000字。信件內容除了噓寒問暖、討論親友謀職、托帶錢物等家庭事務外，亦涉及徽人外出學生意之推薦、擔保、違規、處罰以及典當業內部經營的諸多側面。此外，少量內容也談及當代的時事。

上述這批信函，絕大部分都是寄給黃子植的，但也有少量則是黃子植本人所書。據說，在傳統時代，黃村一村皆以典當為業。根據原收藏者孫承平的介紹，這批信函的接受人黃子植，生於清光緒九年（1883年）三月，行名祖培，小名斯平，為下黃村七房後裔，1890年前後出生，十五歲左右時前往江西省饒州府“和興典”務工，當時其人的年紀在二十歲上下。黃子植在典鋪中曾逐漸升遷。不過，後來他因身體原因，又改業江西樂平縣中街“程永和”布號。黃子植的大哥黃子賢（行名祖德），比黃子植大2歲左右，當時在湖北武昌金牛鎮“恒生典”從業。除了黃子賢、黃子植兄弟二人外，黃氏家族的姻婭戚屬中的不少人也都從事典當業。

白鈴安女士所著Yin Yu Tang: the architecture and daily life of a Chinese house一書中，也收錄了黃子植的三個信封（見該書第60頁），其樣式與孫承平所收藏的大同小異，只是不清楚美方在蔭余堂拆遷過程中收集到的零縑片紙究竟還有多少。當然，有一點可以肯定，迄今為止筆者所見到的與“蔭余堂”相關之典當商信札雖非全璧，但對於探討清末民國時期的徽州典當業，仍然具有相當重要的史料價值。僅就目前所見，除了對典業內部運作的一些關注之外，也可探討典業中人的社會生活（特別是分析典鋪中缺的收支狀況），從一些方面闡釋清末民國時期徽州典當業衰敗的原因。關於這批資料，我已撰有《20世紀前期徽州典當業經營與典業中人的社會生活——休寧黃村“蔭余堂”相關書信研究》一文，將於近期發表於《清華社會科學》雜誌。

（四）

休寧黃村著名的老房子“進士第”

徽州產茶的歷史極為悠久，唐代楊曄的《膳夫經手錄》中就有：“歙州、婺州、祁門、婺源方茶，置制精好，不雜木葉，自梁、宋、幽、並間，人人皆尚之，賦稅所入，商賈所賚，數千里不絕於道路。”敦煌變文《茶酒論》中，曾述滿口矜誇的茶葉自稱為“浮梁歙州，萬國來求”。而白居易之《琵琶行》中，更有“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之名句。可見在當時，歙州（亦即北宋末年以後的徽州）以及毗鄰的浮梁為國內著名的茶葉集散地。茶葉等山林土產之銷售，培養了徽州人初步的契約意識，也為他們積累了早期的商業資本。這些寸積銖累的銀錢，自明代以來曾挹彼注茲，大批投資於鹽業、典當和木業之中，為徽商的崛起以及數百年稱雄商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後，隨着航海大發現，17世紀東印度公司將中國茶葉從東方傳入西方，飲茶習慣亦隨之流行於歐美，茶葉迅速成了全球化的一種中國商品。18世紀以後，在歐美，茶葉從奢侈消費品一變而為須臾不可或缺之日用必需品。在這種背景下，歐美各國紛紛從中國購進各類茶葉。美國也從中國進口茶葉，輾轉輸入或直接運至的茶葉，對於北美之獨立以及建國之後海外貿易的發展皆產生過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