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就能“促倭方之醒悟”？蔣介石低估了日本的野心

以拖待變

日本侵華之初，蔣介石認為以當時中國的國力無法和日本單獨對抗。九一八事變發生次日，蔣介石便在日記中寫道：“國家元氣衰敝已極，雖欲強起禦侮，其如力不足何！”

一.二八事變之後，面對日本的侵略，國民政府實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蔣介石認為必須爭取時間，以拖待變。一方面可藉此加緊增強自身國力，另一方面，隨着日本侵華的深入，到了一定程度，勢必會引起國際上的干預。

▲一.二八事變中，進攻上海的日軍

尋求國際干預，這是從日本侵華開始，蔣介石一直想要達到的目的。但這個目的，直至1941年底，日本自尋死路般的挑起了太平洋戰爭，才得以完全實現。

蔣介石此時的處境：戰不能戰，和又不能和

1933年3月至5月的長城抗戰，以一紙屈辱《塘沽協定》而結束。對於此結果，蔣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我屈則國伸，我伸則國屈。”蔣的“我屈”，已見諸事態，而“國伸”，則沒有看到任何痕迹，日軍仍在一步步加緊侵略中國。

一個《塘沽協定》，便能在全國引起強烈的反對之聲。更不用說主動對日講和，承認其侵略行徑，臣服於日寇了，這是蔣介石所不敢做的。他知道，一但這樣做，國民政府必定倒台，他也必將成中國的千古罪人。

▲《塘沽協定》簽字儀式上的中日軍方代表

為“促倭方之醒悟”，蔣介石以徐道鄰之名發表《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

在這種戰又不能戰，和又不能和的情況下，為打開僵局，“促倭方之醒悟”，1935年1月中旬，由蔣介石口述，陳布雷記錄，最終形成《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一文。

在當時情況下，此文肯定不便以蔣介石或陳布雷之名發表。此時陳布雷想到了一個人——徐道鄰，他認為：“徐道鄰者，徐徐的與鄰邦道來也，名字具有‘深意’”。於是此文便以徐道鄰之名發表於1月下旬出版的《外交評論》上。

徐道鄰是誰？他是北洋政府時期要人徐樹錚第三子，1931年獲得柏林大學法學博士，1932年返回中國，並任職國防設計委員會。

《敵乎？友乎？》，充滿了中日親善的幻想

文章一開始就表示：“日本人終究不能做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須有與日本攜手之必要”，渴望與日本親善友好。

隨後先指出“中國方面之錯誤與失計”，比如判斷對方的錯誤、內部凌亂的錯誤、感情用事的錯誤等。接着又指出日本方面的錯誤，比如對中國認識之錯誤、對中國國民黨觀察的錯誤、亞洲門羅主義的錯誤、自造錯覺的錯誤等。並指出錯誤更多的應是日本。

文中還告誡日本，如果日本以美國或蘇聯為預想敵，則中國為其側背。除非日本真能在十天之內滅亡中國，要施上三個月、十個月或半年時間，則日本地位甚為危險。

其後又寫道：“在兵力絕對不相等的國家，如日本同中國作戰，即無所謂正式的決戰，非至日本能佔盡中國每一方里之土地，徹底消滅中國之時，不能作為戰事的終結……，如以武力佔領了首都，制不了中國的死命。”

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日本要想“佔盡中國每一方里之土地”，以它國力，顯然是做不到的。

文中還講明了中國方面的要求，即要求日本“放棄土地侵略，歸還東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 泥。”

其實蔣介石明白日本人是決不會自動放棄東北的，“余知日人對我東北之心理，寧使其東京或日本三島全毀，決不願自動退出東北也。”這點蔣介石心知肚明。

文章最後拋出結論——解鈴還須繫鈴人。“兩國政治家如果有博遠的胸襟和深切的識見，即應不顧一切的排除障礙，起而實現上段所說的途徑，以打開今日的僵局。”

這個“上段所說的途徑”，就是日本“應拋棄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應捨棄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經濟提攜，應唾棄政治控制的企圖，而以道義感情與中國相結合。”對於日本來說，這可能嗎？

《敵乎？友乎？》所提“解鈴還須繫鈴人”雖不現實，但至少向日本釋放了一個和談信號。

▲早在1927年6月的東方會議上，日本內閣首相田中義一已明確提出了侵華方針

中日關係看似緩和

文章發表後，日本方面看明白此文即便不是蔣介石親自所寫，也為蔣介石授意所作。於是各刊物相繼轉載，一時間和平談判的空氣散布四方。

2月14日，蔣在江西牯嶺接見日本《朝日新聞》記者，談中日親善問題。蔣認為中日提攜，“首當以道義為出發點。”對於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對華政策的演說，蔣則認為“至少可說是中日關係好轉之起點。”再次表達了改善中日關係的意願。

此時正好王寵惠準備前往海牙赴任國際法庭法官，於是蔣命王為其私人代表。1935年2月19日，王寵惠在去海牙前先抵達日本，並兩度與廣田弘毅會晤。對於這次日本之行，王寵惠在離開日本時表示“結果圓滿”。

蔣介石在2月28日日記中寫道：“……表明對日外交方針與態度，國民已有諒解，並多贊成，一月之間外交形勢大變，歐美亦受影響，自信所謀不誤。”字裡行間表露出對時局發展的滿意。

之後5月間，中日兩國使節升級，由公使級升為大使級。中日關係看似有了緩和。

幻想的破滅

但蔣介石顯然低估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從1935年5月開始，日軍在華北製造一系列事件，並以此為借口，企圖推動華北五省自治。當年10月，廣田弘毅提出所謂對華政策新方針，即"廣田三原則"，使日本的野心赤祼祼的暴露在世人面前。

▲1935年11月，日軍在華北扶植了中國內地第一個傀儡政權：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在蔣介石這一時期內的日記中，字裡行間已沒有了之前的從容與自信，更多的是憤恨和對時局的失望：

“國勢至此，何以為人？凡有血氣之倫，黃帝子孫，其將何以雪此奇恥”。“此次事變，實等於九一八鉅禍。”（1935年6月30日）

“倭寇橫暴狀態，已無和平之望。”（1935年11月28日）

華北事變使蔣介石深感中日戰爭已無法避免，加之此時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失利，被迫開始長征，這讓蔣認為“內患”已除。雖然之後蔣仍沒有放棄對日和談，但國民政府的國防建設與對日戰爭準備，從此開始加速付諸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