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臨終時對王震說：此人當年差點殺我，別讓他受委屈

作者：武陟東旭

“陳毅是叛徒，一定要處決他！”

1937年10月下旬，甘子山游擊隊根據地，一場針對陳毅的會議正在進行，湘贛邊游擊隊政委譚余保慷慨激昂地表態說。

譚余保接著說：“同志們，你們發表一下自己的意見。”

頓時，會場上殺聲四起：

“叛變，該殺！”

“投靠老蔣，該殺！”

“對叛徒不能手軟，殺！”

當時，陳毅被五花大綁捆綁竹棚外的竹竿上，命懸一線。

在十大元帥中，只有陳毅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爭。

也因此，陳毅經歷的生死劫難，在老帥中很罕見。

在南方三年游擊戰期間，陳毅曾經5次遇險，每一次都驚心動魄，危在旦夕。

最危險的一次，是陳毅奉命下山接上級派來的同志。

當時南方游擊隊跟上級失聯兩年，聽說後喜出望外。

誰知，上級根本就沒有派人來，是交通員叛變放出了假消息，勾結了蔣軍，打算將游擊隊一網打盡。

陳毅和另外一個同志奉命下山接上級“代表”，路上到一戶農家討水喝。

無巧不成書，那戶百姓竟然是叛徒的家。

其妻子無意中說了一句方言，讓陳毅產生誤解，感到危險迫在眉睫，他隨即返回。

在回去的路上，敵人已經派出大軍上山。

哨兵發現後鳴槍示警，項英、楊尚奎、陳丕顯和警衛員們聽到槍聲，馬上拿起槍走出駐地，鑽入茅草叢中。

陳毅則趴在路邊的草叢中，不敢動彈。

可是，氣急敗壞的敵人開始燒山，眼看熊熊的大火就要燒到陳毅藏身的地方。

陳毅命大，這時天空突然陰雲密布，不一會電閃雷鳴，暴雨傾盆，澆滅了大火，陳毅這才逃過一劫。

時隔半年之後，陳毅再次遇險：這次要殺他的，卻是自己的同志。

那麼，游擊隊政委為何說陳毅是叛徒，他是如何逃過此劫的？

眾所周知，西安事變發生後，蔣氏被迫停止“圍剿”，形成統一戰線一致抗日，紅軍要接受改編，開赴抗日前線。

北方的紅軍都和總部保持聯繫，聽令改編沒有障礙。

而南方的武裝改編起來難度頗大，改編過程中發生了不少波折，甚至出現險情。

紅軍開始長征後，南方各省的游擊隊已經跟總部失聯兩年多。

他們被蔣軍封鎖在山上，連報紙也看不到，也沒有電台，外面發生了什麼事，他們一無所知。

包括西安事變中張楊扣留蔣氏，第二次合作抗日的事，他們聞所未聞。

而且紅軍成立後十年間，尤其是游擊隊在南方的三年，紅軍一直遭到蔣軍的追殺，結下血海深仇。

所以，當他們聽到國共開始合作的消息之後，一是難以置信，二是無法接受。

有不少游擊隊的負責人思想轉不過彎，他們認為，紅軍與蔣氏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如今接受改編，搞“聯蔣抗日”就是投降，就是像梁山的宋江一樣，中了敵人的圈套。

不僅是游擊隊的幹部想不通，紅軍戰士聽到這一消息甚至哭了。

他們說：五角星和“十二角星”（蔣軍的帽徽）打了十年的仗，現在忽然要摘下五角星，換上“青天白日”，這不是投降是什麼？

因此，他們不相信組織上會作出這樣的決定，堅決拒絕下山接受“招安”。

陳毅被捆了起來，游擊隊政委宣稱要處決他，就是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下。

1937年10月下旬，陳毅來到位於湖南的九龍山的湘贛邊游擊區傳達指示。

當時陳毅崴了腳不能步行，坐着一頂轎子上了山。

山路越陡，樹林越來茂密，山路越來越難走。

正走着，突然響起一聲“站住！”就像平地響起一聲炸雷。

緊接着，從路旁的樹上跳下來一個人，手中端着槍，“嘩啦”一聲拉上槍栓吼道：“不許動，你們是什麼人？”

陳毅讓轎夫落轎子，從轎子里走出來，對那人說：“我從吉安來，上山找你們首長有事。”

那人警惕地問：“有介紹信嗎？”

陳毅從懷中掏出負責人項英寫的介紹信，遞給了那人。

那人接過信之後也沒有看，因為他根本不認識字。

他直接把陳毅帶上山，帶到了游擊支隊負責人段煥競、劉培善那裡。

陳毅耐心地向他們講了當前的形勢，也講了抗日統一戰線政策。

可是講了半天也沒有收到一點效果，兩人斬釘截鐵地說：“我們只服從譚余保同志的領導，誰說也沒用。”

譚余保，湖南省茶陵縣人，1932年當選湘贛省蘇維埃副主席兼財政部長。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紅六軍團西征，他奉命留在湘贛邊繼續堅持鬥爭。

譚余保

1935年7月，譚余保被推選為湘贛臨時書記兼軍政委員會主席和湘贛游擊司令部政委。

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下，他恢復和發展了周邊地區的組織，將游擊隊由3個大隊增加到4個大隊和1個教導隊。

因此，譚余保有很高的威望，游擊隊只服從他的指揮也不難理解。

聽段煥競這麼說，陳毅就讓他們把自己送到譚余保那裡。

陳毅覺得，譚余保是游擊隊負責人，覺悟高，跟他解釋政策肯定不費事。

沒想到，到了譚余保那裡，卻被當成叛徒，差點被殺。

當湘贛游擊支隊派人把陳毅送到湘贛臨時省委所在地甘子山的時候，大家也一致認為陳毅是“叛徒”。

湘贛臨時省委書記兼游擊隊政委譚余保在竹棚里召開會議，商討如何處理陳毅。

結果大多數人都表示，應該處死陳毅。

陳毅在竹棚外聽到裡面驚天動地的喊殺聲之後，大聲疾呼：“不能殺，不能殺；殺掉我，你們會犯大錯誤的！”

但是，游擊隊的負責人情緒激動，怎麼能聽得進去？

次日上午，游擊隊在樹林中的一片空地上召開公審大會，會場氣氛凝重，省委和游擊隊大多數同志的目光中流露出對陳毅的深深敵意。

譚余保厲聲說道：“陳毅，在井岡山時，你作報告教導我們幹革命要堅決，為何現在要忘記初衷叛變革命？”

陳毅大聲說：“黨章中明文規定，下級服從上級，你應該顧全大局，服從組織。”

譚余保打斷陳毅的話：“正因為我是黨員，才決定革命到底，死也不跟蔣軍、蔣氏合作，不像有些人吃不得苦，貪圖榮華富貴。”

陳毅聽了氣憤地說：“吃不得苦？簡直是笑話！我陳毅吃的苦並不比你們少，經過的劫難比誰都多。”

陳毅接着面向會場，滿含深情地說：“同志們，就在去年冬天，我在梅山游擊隊根據地遭敵46師圍困，一圍困就是將近一個月。”

“當時我身上帶着傷，還發燒，在樹叢草莽中隱伏了20多天，心想這次大概出不去了，就寫了三首詩留藏在衣底。”

接着，陳毅吟誦起來：

“斷頭今日意如何？創業艱難百戰多。此去泉台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後死諸君多努力，捷報飛來當紙錢……取義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

聽了陳毅的詩，游擊隊員們眼眶都濕潤了，會場一片寂靜。

譚余保卻不為所動，打破沉默說：“正因為吃苦，你才要叛變？豈有此理。今天非要槍斃你不可，不然軍心都被你動搖了。”

陳毅憤怒地說：“譚余保，別用槍斃來嚇唬人，我陳毅怕死就不會出來鬧革命，蔣軍那一套我見多了。”

“不相信我的話，你派人到吉安，到延安去打聽吧！”
“如果你還是共產黨員，就不能槍斃我。你槍斃我的話，只會讓蔣氏高興，除非你是土匪，才會這樣做！你開槍吧，開槍啊？”

陳毅這樣一來，反而把譚余保給鎮住了，他的頭腦開始冷靜下來。

原來大聲喊“殺”的人，聽明白了陳毅的話，也不再響應。

但是譚余保畢竟是久經考驗的黨的戰士，害怕上敵人的當，雖然沒有殺陳毅，也沒有放他。

譚余保聽從了陳毅的建議，派一個通訊員到山下打聽。

這時候新四軍已經正式組建，吉安有了新四軍的聯絡處。

在這裡，通訊員拿到了證明陳毅是新四軍代表的證明材料。

當譚余保拿到這些材料時，才如夢初醒。

他親手給陳毅鬆綁，握着對方的手悔恨交加地說：“陳毅同志，我太魯莽了，差點犯下大錯，耽誤了大事。”

接着，他又做出一個驚人舉動，讓手下把自己捆起來，要陳毅處置。

陳毅趕緊上前鬆綁，緊握着譚余保的手說：“譚余保同志，你鬥爭性強，警惕性高，這說明你很負責，就該這樣。”

一場誤會很快煙消雲散，譚余保和段煥競很快帶着游擊隊下山接受改編。

儘管如此，也讓人感到後怕，如果譚余保不冷靜，陳毅說不定就會出事。

既然風險這麼大，陳毅為何要親自出馬？

原來在此之前，組織上已經派了一個聯絡員上山，被當成蔣軍特務給處決。

要想讓譚余保相信，必須要派地位高的，而且能說會道，有勇有謀的同志去。

於是，陳毅就自告奮勇上山。

陳毅為了事業，將生死置之度外。

也許有人會覺得有點誇大其詞，游擊隊怎麼也不會向自己人下手，只不過多費點口舌罷了。

這樣說，是因為不了解當時的情況。

事實上，南方游擊隊接受改編的路上也確實充滿艱辛，險象環生。

從1937年秋到1938年春，上級曾經4次到弋陽磨盤山，通知在那裡的游擊隊下山接受改編。

然而游擊隊領導人楊文翰無一例外，都把來者當叛徒給槍斃。

頭兩次前去勸說的人級別不高，一次是聯絡員，一次是縣裡的書記。

第三次去的是區委書記餘明興，也被楊文翰不由分說槍斃。

餘明興臨死前還高呼口號，也沒有讓楊文翰警醒。

第四次上山的，是楊文翰的老領導、皖湘贛書記關英，而且還帶有新四軍駐贛辦事處的公函。

這時候，時間已經來到1938年2月。

然而，楊文翰一意孤行，不聽對方辯解，將關英等4人當成叛徒全部殺害。

由此可見，陳毅上山通知譚余保確實是冒了很大風險，差點把命都搭上。

譚余保下山後出任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抗戰勝利後任熱河省委副書記。建國後曾擔任湖南紀委書記，1980年病逝，享年81歲。

而一再拒絕“投降”，還幾次槍殺同志的楊文翰，最終沒有接受改編，在1943年被蔣軍殺害。

從這個意義上說，陳毅救了譚余保。

而經過那場誤會，兩人的感情不但沒有疏遠反而日益加深。

1961年陳毅視察湖南時,還向妻子張茜介紹譚余保：“我要感謝老譚，當年多虧他沒殺我。”

1972年1月初，王震到醫院看望病榻上的陳毅。

這時候的陳毅，生命已經走到了盡頭，時而清醒時而昏迷。

當年上山的那次經歷，已經深深刻在他的腦海。

提起了當年事，陳毅記憶猶新。

他拉着王震的手，滿含深情說：“一晃三十多年過去了，譚余保還好嗎？他當年差點殺了我，別讓他受什麼委屈……”

幾天後，陳毅與世長辭。

這位重情重義的將軍，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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