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閥殺人，學閥誅心，比軍閥還可怕的學閥究竟是一股怎樣的勢力？

學閥向來與軍閥打成一氣，引誘着學生醉生夢死的過日子，他們教學生死讀書，不要加入政黨，不要過問政治，他們用這些法子，以軟化江蘇一般青年——惲代英

這是上世紀20年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惲代英對民國初期盤踞在江蘇教育界的學閥的精準評價。

毛澤東也不吝筆墨對學閥展開過尖銳的批評：冷酷無情，用學問做交易，只知給學生灌輸知識，並要學生的酒喝！

什麼是學閥？

學閥即那些在學術教育界呼風喚雨、藉著手中權勢在學校形成了一種排他性、壟斷性力量的大學者集團，簡而言之，就是一股能夠在學術圈有壟斷性權力的團體。

一般人提到閥這個詞總是能夠聯想到靠着錢袋子翻雲覆雨、遮天蔽日的資本主義財閥，或者兵荒馬亂年代割據一方、稱霸稱雄的亂世梟雄，而那些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墨客、專家學者怎麼會跟“閥”這個詞掛鈎呢？

尤其考慮到軍閥能夠憑藉槍杆子和讓無數人的人頭落地、財閥能夠靠着掌握的經濟命脈操控普通人的生活水準，讓人一夜返貧，為什麼有這樣的一種觀點認為學閥比軍閥、門閥、財閥還可怕？

中國的學閥集團是如何形成的？從古代到現代都演化成了什麼樣的形態、對中國產生了哪些影響呢？

（學閥漫畫）

（一）從門閥中脫穎而出的學閥：中國歷史上的一大怪胎

眾所周知，槍杆子、錢袋子、書袋子是一個政權的三大主要支柱，他們在歷史上各自對應的是靠着軍功世襲的貴族集團、地主豪強或大富商、儒士文人集團（在西方中世紀則為教士，伊斯蘭地區則為教法學家）。

在特定條件下，這三大支柱會演變成特殊的軍閥、財閥、學閥，於國家政權之下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排他性利益集團。

這三大集團之間的界限並不是完全涇渭分明的，在很多時候彼此之間可以互相轉化、聯手。

（士大夫階層）

在中國古代政治體系當中，很多富商為了讓自己的財富得到穩定繼承而向官宦靠攏，出資創立學院、贊助學者而讓自己的後代子弟走上科舉之路，從腰纏萬貫的鹽商變為具有讀書傳統的詩書禮樂之家，將自己的家族從財閥往學閥方向轉型。

學閥是怎麼出現的？

從歷史上看，中國本土學閥的產生可以從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找到淵源。

自西漢將儒學拔高到官方正統地位、設立五經博士傳授儒家經典後，是否通曉儒學就成為了除軍功、捐官以外最主要的條件。

儒學成了做官的敲門磚，由此使得知識分子將儒學確立為自己的安身立命所在，兩千年來中國的學閥也由此基本上以儒學學閥為主。

而學閥形態的徹底形成與歷史上熟知的門閥有着極為密切的聯繫。

俗話說，富不過三代，但在東漢到隋唐科舉制建立之前卻常常出現了一個家族把持官位上百年的怪現象，這種累世公卿的家族就是那些從東漢崛起的世家大族。

（東漢大地主莊園）

這些人本身在老家就有一片可觀的產業，在東漢不抑兼并的背景下不斷擴張兼并土地，並將自己的家族子弟交到儒學大師手下研習經典、或者自己家族世代研究經典著作，學成之後在朝廷為官，由此而不斷積攢人脈、紮下深根。

例如東漢末年的大軍閥袁紹，來源於著名的汝南袁氏，其家族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祖上世代研究大學者孟喜遺留下的相關易經論述，由此聲名鵲起，“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

”。

正因為在天下讀書人當中有着滔天的聲望，袁紹及其家族最終佔據州郡，一度是中國最強大的軍閥。

袁紹家族就是最典型的門閥和學閥的混合體，或者說這兩者在東漢魏晉南北朝數百年的時間裡是很難區分開來的，就如同同一根樹長出的兩顆果實一般。

（袁紹影視形象）

自魏國建立九品中正制後，學閥士族們終於如願以償，得到了國家政權對其官職權位的壟斷認定，自此“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既霸佔了官位，又壟斷了學術教育的士族們在社會上權勢可以說如日中天。

他們一面求田問舍、佔據了大量的田產農莊，一面靠着自己高貴的出身、深厚的家學知識結交名流、入朝為官，抱團取暖，將社會中下層的人才排斥在圈子之外。

隋唐以後，科舉制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讓學閥勢力遭到打擊，特別是唐朝末年的動亂當中，“天街踏盡公卿骨”。

綿延數百年的世家大族在黃巢的屠刀之下被連根拔起，使得之後中國官僚階層被門閥士族壟斷的局面有所收斂。

（朱子）

不過學閥這一現象並沒有根除，到明太祖朱元璋繼位後，程朱理學被拔高到了無以復加的地位，通過科舉考試以朱子理學為標準範本而將所有非正統的異端邪說一概貶低排斥。

正如梁啟超所言：

所謂理學家者，蓋儼然成一最尊貴之學閥而奴視群學。

在儒家學閥們對華夏思想上千年的統治之下，類似於軸心時代的百家爭鳴一去不復返，取而代之的是科學文化的凋零，中國之落後於西方，學閥們難辭其咎。

（二）不殺人只誅心 古代中國如何被學閥摧殘

軍閥殺人，財閥奪財，學閥誅心。

學閥們窮盡上千年所建立的這一整套完備的意識形態學說對中國人的思想造成了長期的禁錮效應，摧毀了曾經遺留的學術自由、思想自由，讓學者迷信權威、不敢走出前輩划出的學術藩籬。

他們以三綱五常教化普羅大眾，存天理、滅人慾，以絕對的天理抑制個性，讓封建王朝統治下的民眾既要遭受苛捐雜稅、宗法禮教的剝削，還要心甘情願地在理學說教下忍受這一切。

《閱微草堂筆記》中曾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

明朝末年，關內某地饑荒，出現了人肉被競相叫賣的慘劇。

當時一位客人來到飯店吃飯，看到了一位赤裸的婦女被綁在了屠夫的案桌之上即將喪命，他頓生憐憫之心，馬上用雙倍的價格從屠夫手中買下了這名婦女。

誰知這位客人的手觸碰到了婦女的身體之後，這位女子馬上臉色大變，“雖然我感激你的救命之恩，但是我只願當你的奴僕，絕不做你的小妾，一女絕不能侍二夫！”

（貞潔牌坊）

說罷重新躺回案桌，屠夫大怒，一刀結果了這名女子的性命。

從宋朝以後，理學學閥所精心打造的思想牢籠讓無數女子被貞節牌坊所束縛、被畸形的裹腳制度所殘害，讓人民在愚忠愚孝的狀態下苟活。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朝廷為供養學閥所耗費的錢銀、付出的特權成為壓倒在普通民眾頭上的一座大山，使得封建王朝人民生活水平受到了極大的制約。

典型的如明代，學閥所在的士紳階層享有相當優越的特權，從明初開始免除徭役到中後期可以免除大量增加的賦稅，把稅負轉移到了無權無勢的普通人身上，使得百姓苦不堪言。

（明朝士紳階層）

而如果我們橫向對比就會發現，中國古代勞動人民所辛苦供奉的學閥階級卻產生不出像樣的科學文化成果，大部分只能停留在教條主義或空想主義當中。

沒有一套成熟的科學體系，與西方知識階層顯得尤為相形見絀。

自西歐中世紀城市興起以後，以學術自由為指引的西方知識分子在大學的城堡中日漸摸索出一套通向現代的科學研究方法。

他們繼承了古希臘古羅馬遺留的傳統，突破思想藩籬，在天文、航海、醫學、哲學、生物、數學、物理等領域開拓出一片又一片的新天地，為西歐邁向近代作出了傑出的貢獻，而不是像古代中國的學閥一樣滿足於做腐朽倫理的衛道士。

（正在做實驗的西方知識分子）

在西方，“我愛我師，尤愛真理”的態度讓一代代後來學者徒弟敢於超越老師留下的條條框框。

反觀中國古代的學閥，為了維持這個小圈子的排他性、權威性，一個學派內部往往習慣於固步自封，本能地讓排斥那些不符合圈子主流地學說，徒弟只能在老師劃好的一片圓圈內耕耘，故而難以有像樣的創新性成就。

平時袖手談心性，臨事一死報君王。

（明末嫌棄水太涼的錢謙益）

只會保守殘缺的學閥們在天下大亂之時要麼只能用死亡簡單粗暴地報答君恩、成全名節，要麼連這點勇氣都沒有，只敢“窮則獨善其身”隱姓埋名消極避世。

到了近代以後，與科舉緊密相連的傳統儒家士大夫被迫向現代知識分子轉型，儘管他們中許多人搖身一變為大學裡的教授學者，但身上仍舊充滿了各種學閥作風。

（三）民國學閥：反對革命、與北洋軍閥狼狽為奸

如開頭所述，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中國的學閥們與軍閥們相互勾結，扼殺學生們自發的愛國熱情、阻止學生參與愛國運動、加入革命政黨，實質上成為了半殖民地體系的維護者。

（胡適）

時人對於胡適、黃炎培、郭秉文之類的學閥這樣評價到：

“乘中國學術之饑荒，因緣時會，劃竊西學之皮毛，假借諸子之糟粕，以虛矯之道德自鳴為高，俯瞰一切，暗向政閥軍閥投降。”

簡單來說，學閥們自身的學術能力並未見得有多高，只不過他們利用國家教育能力孱弱的窗口期，從事轉運西方學術思想的二道販子而博取名氣。

一副道貌岸然的形象，實際上卻走的是與軍閥、列強妥協的路線，毫無半點文人風骨與擔當。

例如在席捲全國多地的五卅運動、318慘案抗議潮當中，東南學閥大本營的江蘇省教育會非但不支持，反倒充當了軍閥當局鎮壓學生的馬前卒，果斷將帶頭參加學潮的青年學生予以開除學籍，力圖撲滅學生中的革命之火。

（五卅運動）

學閥們的反動之舉讓同情、支持共產黨的學生感到怒不可遏，他們以“打倒學閥”為口號組織浩浩蕩蕩地驅逐學閥運動。

在國民革命軍掃蕩長江中下游、席捲上海江蘇浙江等地後，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盤踞在這些地方地學閥惶惶不可終日，不少人害怕被學生清算而逃之夭夭，可惜的是對學閥的清算並不徹底，在蔣介石統治時期，出於對舊軍閥政權勢力的統戰，大部分學閥得以繼續寄生。

結語

時至今日，學閥現象仍然是中國高校一個相當突出的問題。

不少高校被稱為“老闆”的研究生導師、教授習慣於搭建自己任人唯親的小圈子，只看出身不看才能，針扎不進、水潑不進，將青年才幹辛苦研究的學術成果竊取得一乾二淨，搞得學術圈烏煙瘴氣。

早一天剷除高校中的學閥，早一天讓中國的學術界風朗氣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