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散文｜|楊振寧：父親和我

父親和我

楊振寧

中國科學院院士、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

有一天他給致禮和我寫了兩句話:每飯勿忘親愛永，有生應感國恩宏。今天的年輕人恐怕會覺得這兩句話有一點封建味道，可是我以為封建時代的思想雖然有許多是要不得的，但也有許多是有永久價值的。

——楊振寧

父子相處最親近的時刻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時候，父親是安慶一所中學的教員。安慶當時也叫懷寧。父親給我取名“振寧”，其中的“振”字是楊家的輩名，“寧”字就是懷寧的意思。我不滿周歲的時候父親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費生。

1928年夏，父親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後乘船回國，就任為廈門大學數學系教授。

廈門那一年的生活我記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親那裡學到很多東西的一年。父親用大球、小球講解太陽，地球與月球的運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abcde……”；當然也教了我一些算術和雞兔同籠一類的問題。不過他並沒有忽略中國文化知識，也教我讀了不少首唐詩，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國歷史朝代的順序：“唐虞夏商周……”，干支順序：“甲乙丙丁……”，“子鼠丑牛寅虎……”等。

父親少年時候喜歡唱京戲。那一年在廈門他還有時唱“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不過他沒有教我唱京戲，只教我唱一些民國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數千年，一脈延……”，“中國男兒，中國男兒……”等。

父親的圍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圍棋。記得開始時他讓我十六子，多年以後漸漸退為九子，可是我始終沒有從父親那裡得到“真傳”。一直到1962年在日內瓦我們重聚時下圍棋，他還是要讓我七子。

在廈大任教了一年以後，父親改任北平清華大學教授。我們一家三口於1929年秋搬入清華園西院19號，那是西院東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

在清華園家門口照的13歲的楊振寧照片背後，父親楊武之寫着“振寧似有異稟，吾欲字以伯瑰”。

我們在清華園裡一共住了八年，從1929年到抗戰開始那一年。清華園的八年在我回憶中是非常美麗、非常幸福的。那時中國社會十分動蕩，內憂外患，困難很多。但我們生活在清華園的圍牆裡頭，不大與外界接觸。我在這樣一個被保護起來的環境里度過了童年。在我的記憶裡頭，清華園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學同學們在園裡到處遊玩。幾乎每一棵樹我們都曾經爬過，每一棵草我們都曾經研究過。

父親常常和我自家門口東行，沿着小路去古月堂或去科學館。這條小路特別幽靜，穿過樹叢以後，有一大段路左邊是農田與荷塘，右邊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見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雖不同，幽靜的氣氛卻一樣。童年的我當時未能體會到，在小徑上父親和我一起走路的時刻是我們單獨相處最親近的時刻。

在艱苦日子裡堅持學業

我九、十歲的時候，父親已經知道我學數學的能力很強。到了十一歲入初中的時候，我在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顯示出來。回想起來，他當時如果教我解析幾何和微積分，我一定學得很快，會使他十分高興。可是他沒有這樣做：我初中一二年級之間的暑假，父親請雷海宗教授介紹一位歷史系的學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紹他的得意學生丁則良來。丁先生學識豐富，不只教我《孟子》，還給我講了許多上古歷史知識，是我在學校的教科書上從來沒有學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學的年代我可以背誦《孟子》全文。

父親書架上有許多英文和德文的數學書籍，我常常翻看。因為當時我的外文基礎不夠，所以不能看得懂細節。我曾多次去問父親，他總是說：“慢慢來，不要着急”，只偶爾給我解釋一兩個基本概念。

1937年抗戰開始，我們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後來在日軍進入南京以後，我們經漢口、香港、海防、河內，於1938年3月到達昆明。我在昆明昆華中學讀了半年高中二年級，沒有念高三，於1938年秋以“同等學力”的資格考入了西南聯合大學。

1938到1939年這一年，父親介紹我接觸了近代數學的精神，卻不贊成我念數學。他認為數學不夠實用。1938年我報名考大學時很喜歡化學，就報了化學系。後來為準備入學考試，自修了高三物理，發現物理更合我的口味，這樣我就進了西南聯大物理系。

抗戰八年是艱苦困難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學習新知識最快的一段日子。

我還記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離家即將飛往印度轉去美國的細節：清早父親隻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黃包車到東南郊拓東路等候去巫家壩飛機場的公共汽車。離家的時候，四個弟妹都依依不捨，母親卻很鎮定，記得她沒有流淚。到了拓東路父親講了些勉勵的話，兩人都很鎮定。話別後我坐進很擁擠的公共汽車，起先還能從車窗往外看見父親向我招手，幾分鐘後他即被擁擠的人群擠到遠處去了。車中同去美國的同學很多，談起話來，我的注意力即轉移到飛行路線與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去了。等了一個多鐘頭，車始終沒有發動。突然我旁邊的一位美國人向我做手勢，要我向窗外看：驟然間發現父親原來還在那裡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長袍，額前頭髮已顯斑白。看見他滿面焦慮的樣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熱淚，一時迸發，不能自已。

“有生應感國恩宏”

1946年年初我註冊為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選擇芝加哥大學倒不是因為它是父親的母校，而是因為我仰慕已久的費米教授去了芝大。當時芝加哥大學物理、化學、數學系都是第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頭兩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學位後留校一年任教員，1949年夏轉去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父親對我在芝大讀書成績極好，當然十分高興。更高興的是我將去有名的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可是他當時最關懷的不是這些，而是我的結婚問題。1949年秋吳大猷先生告訴我胡適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時候在北平曾見過一兩次，不知道隔了這麼多年他為什麼在紐約會想起我來。見了胡先生面，他十分客氣，說了一些稱讚我的學業的話，然後說他在出國前曾看見我父親，父親托他關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還記得胡先生極風趣地接下去說：“你們這一輩比我們能幹多了，哪裡用得着我來幫忙!”

1950年8月26日杜致禮和我在普林斯頓結婚。20世紀五十年代胡先生常來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曾多次來我家做客。第一次來時他說：“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自己找到了這樣漂亮能幹的太太。”

父親對我1947年來美國後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與翌年我的博士論文特別發生興趣，因為它們都與群論有密切關係。1957年1月吳健雄的實驗證實了宇稱不守恆的理論以後，我打電話到上海給父親，告訴他此消息。宇稱不守恆與對稱有關，因而也與群論有關，父親當然十分興奮。那時他身體極不好，得此消息對他精神安慰極大。

靈魂深處的願望

父親三次來日內瓦，尤其後兩次，都帶有使命感，覺得他應當勸我回國。這當然是統戰部或明或暗的建議，不過一方面也是父親自己靈魂深處的願望。

和父親、母親在日內瓦三次見面，對我影響極大。那些年代在美國對中國的實際情形很少知道。三次見面使我體會到了父親和母親對新中國的看法。記得1962年我們住在Routede Florissant，有一個晚上，父親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製造汽車和飛機（那時還沒有製成原子彈，父親也不知道中國已在研製原子彈）。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從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裡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學。從前……，今天……。正說得高興，母親打斷了他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站排站了三個鐘頭，還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麼好？”父親很生氣，說她專門扯他的後腿，給兒子錯誤的印象，氣得走進卧室，“砰”的一聲關上了門。

我知道他們二位的話都有道理，而且二者並不矛盾：國家的誕生好比嬰兒的誕生，只是會有更多的困難，會有更大的痛苦。

1971年夏天我回到了闊別26年的祖國。那天乘法航自緬甸東飛，進入雲南上空時，駕駛員說：“我們已進入中國領空!”當時我的激動的心情是無法描述的。

傍晚時分，到達上海。母親和弟妹們在機場接我。我們一同去華山醫院看望父親。

1972年夏天我第二度回國探親訪問。父親仍然住在醫院，身體更衰弱了。次年5月12日清晨父親長辭人世，享年七十七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