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爭與妥協是深奧的學問,毛主席給我們做出絕佳榜樣。他憑藉高超鬥爭本領和頑強鬥爭精神,帶領黨和人民實現民族獨立和解放。同時又重視鬥爭策略,善於鬥爭又善於妥協,始終做到有理有利有節,並運用得出神入化。
面對革命低潮時期,為保存紅軍力量,主席毫不猶豫地選擇退守,主動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發展。大革命失敗後,主席敏銳地捕捉到敵強我弱的嚴峻形勢,果斷帶領隊伍登上井岡山,廣泛地發動群眾、實行土地改革、開展游擊作戰。主席在實踐的基礎上撰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深刻揭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
以戰略退卻換取戰術主動。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圍剿”期間,主席結合敵強我弱的客觀情況,制定出誘敵深入的方針。即戰略上退卻,戰術上進攻:敵人進攻,紅軍退卻,變外線為內線;然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於內線中進攻。暫時避其鋒芒確保了偉大的軍事勝利。
長征路上面對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主席選擇了機動靈活的戰術,不打陣地戰,而是運動戰,輔之以游擊戰;不是邊跑邊打,而是在運動中殲滅敵人。接着主席親自指揮四渡赤水,把蔣介石的部隊搞得暈頭轉向,紅軍則順利跳出重圍,最終取得了戰略轉移的決定性勝利。
西安事變後,國共進行了第二次合作。主席顧全大局以實現共同抗戰。在紅軍編製上,我黨同意由原計劃整編為4個軍縮減為4個師六七萬人。然而國民黨仍不滿意,提出無理要求。主席再次讓步將紅軍縮編為3個師共計4.5萬人。盧溝橋事變後,為了聯蔣抗日、共赴國難,我黨在主席指示下鄭重聲明:取消“工農革命政府”的稱號,紅軍正式更名為“國民革命軍”。為壯大抗日統一戰線,聯合一切力量抗日,我黨實行精兵簡政,並將沒收地主土地政策改為減租降息政策。
用一個延安換一個新中國。1947年3月,胡宗南部隊對陝北發動重點進攻。當時西北野戰軍僅有3萬人。面對敵人數十萬大軍三面圍攻,主席決定主動撤離延安。眾人不解,主席向大家解釋道,我們打仗,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於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今天放棄延安,將來要拿一個延安換全中國。
為拖住蔣軍,黨中央帶領西北部隊採用蘑菇戰術轉戰陝北,不斷地與敵人周旋,充分調動之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加以殲滅,使敵軍不得不從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為我軍戰略反攻打下堅實基礎,攻守朝着有利於我軍轉換。
抗戰勝利後,階級矛盾成為國內主要矛盾。蔣介石開始預謀以“和平”方式“統一”中國,極力邀請主席赴重慶進行談判,但背地裡早已調兵遣將準備內戰。關鍵時刻,主席發表了《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檄文,深刻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提出以談對談、以打對打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針。
重慶談判期間,主席決定既要爭取和平民主,還要準備自衛作戰,把工作的重點放在“打”上。他英明地指出:人家打來了,我們就打。不給敢於進攻解放區的反動派很大的打擊,和平是不會來的。按照這一思想,劉伯承、鄧小平指揮部隊在山西上黨地區殲滅來犯之敵。消息傳到重慶,國民黨主動挑起內戰的陰謀敗露無餘,使我黨在談判中逐漸佔據主動,促成“雙十協定”的順利簽訂。
主席一生還非常重視統一戰線。用他的話來講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主席的思想高屋建瓴,至今仍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