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嶺南文史 | 莫雄:黨外志士助革命,隱秘壯舉救紅軍

2022年10月01日00:20:18 歷史 1740

文、視頻/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 文藝 通訊員 任海虹圖/莫棟樑提供(除署名外)

名家與南粵

百集文獻紀錄片《山河歲月》近期在央視一台再熱播,展現百年來革命先烈們共同書寫的非凡歷史,備受黨史研究者與公眾的關注。

其中第18集《隱秘戰線上的長征》,還原了原國民黨粵籍高級將領莫雄與中共黨員項與年、盧志英等合力傳遞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絕密情報、挽救紅軍的經過。

近日,羊城晚報記者通過採訪莫雄後人、黨史學者等,深入追尋新中國成立前他所參加的那些驚心動魄而又鮮為人知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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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雄(1891-1980)

莫雄是廣東英德人,是辛亥革命老前輩,國民黨資深官員、將領,他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就與中共建立了聯繫。除了上述挽救紅軍的“隱秘”壯舉,莫雄在抗日戰爭時期還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並釋放被捕的中共黨員。

晚年,他在其幼子莫棟樑的幫助下撰寫回憶錄,經廣東省、廣州市和英德縣三級政協合編成《莫雄回憶錄》一書,1991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16歲加入同盟會的粵軍“虎將”

莫雄1891年生於韶關,祖籍廣東英德。自幼家中貧困,曾是村裡的放牛娃,後因體格出眾被相中到廣州石室天主教堂做起小伙夫。

隨着年歲和見識的增長,莫雄對清政府的腐朽越加憎惡,憂國憂民,並接受了孫中山的革命思想。16歲時,他加入同盟會,承擔過打入清朝新軍內部執行策反任務,此後一直追隨孫中山革命,為中山先生所器重,1923年就被委以獨立旅少將旅長的要職。

莫雄雖個子不高,但驍勇善戰,是粵軍中有名的“虎將”。陳炯明發動兵變後,1925年孫中山開始指揮第一次東征,討伐盤踞在東江韓江地區的陳部,莫雄任粵軍第二師第三旅旅長,在這期間屢立戰功、威名赫赫。

莫雄自述,就是在第一次東征討伐陳炯明部期間,部隊中加入了不少中共黨員,他們勇往直前、不怕犧牲的精神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莫雄對蔣介石培植嫡系、排斥異己的政策十分不滿。1925年廖仲愷被害一案發生後,蔣介石趁機奪了粵軍將領許崇智的兵權,莫雄所在部隊也被蔣介石加以“反革命”的罪名,就地繳械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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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雄與兒子莫棟樑(左)

對共產黨有利的事,就儘力去做

1930年,莫雄前往上海追隨宋子文。在舊部劉啞佛的介紹下,他認識了嚴希純、項與年、華克之、盧志英等人,並與中共中央特科搭上線,成為特科的重點統戰對象。

華克之在《對辛亥志士莫雄後半生的點滴回憶》中寫到他與莫雄的交往:“有時去他家吃飯,談論國內時事,我倆十分投契。論他的地位,當時已是一個高級軍官,但毫無官僚架子,誰都可以和他談談……”

後來,莫雄才知道這些朋友都是中共黨員。他回憶:“他們(指中共黨員)常以革命道理來開導我。向我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向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綱領。”

在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下,莫雄提出了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時任上海共產黨組織領導人之一的李克農,考慮後回復他:

“你是革命的老前輩,孫先生的忠實信徒,你參加共產黨的請求黨是歡迎的。組織上認為你在國民黨中資歷老、社交廣,因此,為方便工作起見,以暫不參黨為宜……你雖不是中共黨員,但黨需要你做的事,而又是你力所能及的,就請你幫忙解決,你認為對黨有利的事情,你就儘力去做。如果你能做到這兩件事,我們便十分滿意。”

莫雄終生牢記着這份囑託,並在回憶錄里詳細記述了這一段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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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雄 攝於1934年

莫雄始終在尋找時機為共產黨提供幫助。1934年,他被蔣介石任命為國民黨贛北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贛北第四區“剿共”保安司令。隨委任狀而來的,還有兩份空白的組織表,給了他自行組織用人的權限。

莫雄意識到這是與共產黨合作的絕好機會,便到上海尋找中共方面的朋友,聯絡劉啞佛、項與年、盧志英等一批共產黨員,請他們秘密進入他的司令部潛伏。

排萬險,傳遞“鐵桶”情報

1933年9月,蔣介石召集50萬軍隊,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了規模空前的第五次“圍剿”,直指中央蘇區首都瑞金。由於“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指導,中央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受挫,中央根據地僅剩七八個縣城。

1934年夏秋之交,蔣介石在南昌行營廬山軍官訓練團駐地召開軍事會議,部署對中央蘇區和其他革命根據地的“圍剿”,莫雄作為國民黨高級將領多次參會。

會上,德國軍事顧問漢斯·馮·賽克特提出了精心準備的“鐵桶合圍”戰術計劃,蔣介石親自將此作戰計划下發到各師師長手裡,會議詳細羅列了“圍剿”計劃的兵力布置、包圍圖表、進攻路線、戰鬥序列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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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志英

《莫雄回憶錄》中這樣描述“鐵桶圍剿”的計劃:

“地圖上劃分了很多編了號碼的格子,哪個部隊或單位在何時何地必須到達地圖上某個各自所規定的位置……一俟包圍圈完成,各部隊便依照命令,每日向瑞金中心推進7-8華里,每推進1華里(0.5公里)布上一重鐵絲網,每5公里築一道碉堡線……”

“會議文件有高高的一大疊,足有一二公斤重,其中除了報委圖標、計劃書、指示文件等外,還有蔣介石的語錄及指示彙編成的小冊子。” 這個計劃意在徹底摧毀中央蘇區,考慮周詳毒辣,形勢萬分兇險!

莫雄沒有任何猶豫,毅然冒着巨大危險,將會議文件裝進隨身的大公文包里,匆匆帶下山去。他馬上與劉啞佛、盧志英、項與年三人商議,表示一定要將情報傳遞給黨中央,“天大的事情,由我承擔!”危急關頭,他們先將廬山上的會議制定了“鐵桶圍剿”計劃一事以緊急電文的方式發向瑞金,其餘計劃詳情則密寫在幾本《學生字典》中,由熟悉當地方言的項與年親自送往瑞金。

江西屬於內陸省份,多山地、河流,在當時落後的交通條件下只能徒步而行。從德安到瑞金,需要經過永修、新建、南昌豐城崇仁樂安寧都石城等8個市縣,還要面臨敵人的重重封鎖,越靠近贛南瑞金方向,封鎖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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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與年(又名梁明德),照片右下角的文字“革命帶路人 梁明德同志”是莫雄手書

項與年急中生智,忍着劇痛用石頭砸掉了自己的門牙,弄得滿臉血肉模糊,然後喬裝成乞丐流浪的模樣,最終順利通過了重重關卡,將情報送達了黨中央。這份重要情報使得中央紅軍趕在蔣介石“鐵桶圍剿”的包圍態勢完成之前,從敵人相對薄弱的地方撤出革命根據地,於10月中下旬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莫雄提供的絕密情報被我黨定義為“一份關係到紅軍命運的情報”,為中央作出戰略轉移的重大決策提供了關鍵信息和依據。經此次合力傳送情報,莫雄和項與年之間的情誼更加深厚,並一直維繫到晚年。

在如今莫棟樑的家中,還有許多父親與項與年的照片和書信往來。他指着其中一張泛黃的照片,對記者重點介紹:

“這張照片拍攝於1956年的北京,時任遼寧省檢察廳副廳長梁明德同志(曾用名項與年)受解放軍總參謀長李克農同志所託,邀請莫雄上京參加國慶典禮慶祝活動。父親欣然前往,典禮結束便有了這張他與項叔叔的合影。”莫棟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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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莫雄(後左)與項與年(後右)等合影

一槍不發,助紅軍過境

二萬五千里的漫漫長征,紅軍曾在行進中多次遭受國民黨的圍追堵截。1935年莫雄受命從江西調往貴州,在川、滇、黔三省交界處的貴州畢節當“剿共”保安司令及行政督察專員。

他將其江西原班人馬一起調至貴州,以“剿共”之名,行掩護之實。除了掩護大批紅軍傷病員安全轉移外,莫雄還盡其所能地放行——1936年初,紅軍二、六軍團向黔西、大定(現稱大方)、畢節方向轉移,他命令所部撤退至城外十多里的山溝,讓紅軍毫髮無傷地通過畢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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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辦莫雄》——貴州評論

蔣介石獲知此事,勃然大怒。他命人將莫雄扣押起來,並以“通共”罪將其關押在南京軍法處,貴州當地的反動輿論也上下鼓噪。莫棟樑後來發現了一份民國二十五年的《貴州評論》(第15期),上面赫然寫着“嚴辦莫雄”幾個大字。在2011年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際,他將這些新發現的史料和一些莫雄的歷史照片,一同增補進了廣東人民出版社再版的《莫雄回憶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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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中央日報》對究辦莫雄的報道

1936年那一次被蔣介石投入獄中,莫雄被關押了整整150天,後經保釋出獄。

1937年,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形成全民族抗日的嶄新局面。為平息南雄匪患風波,莫雄又獲國民黨政府任用赴廣東北江地區,任南雄縣縣長。在此任上,莫雄應中共黨組織要求,設法釋放了國民黨余漢謀“剿共”部隊在湘、粵、贛邊區抓捕並羈押在南雄的共產黨員和紅軍戰士兩三百人。

從“莫大哥”到“黨的老朋友、老同志”

莫雄在粵北一帶素有名望,人們尊稱他為“莫大哥”。1938年10月22日凌晨,日本侵略軍佔領廣州。為維持粵北抗日後方的穩定局面,莫雄出任第四戰區北江挺進縱隊(簡稱“北挺”)司令。

莫雄任職後,他迅速與中共北江特委達成了合作抗日的約定。

“1940年初,北江特委組織了40多位黨員和進步青年,通過各種渠道來到‘北挺’(幾年來,先後派到莫雄部隊和在那裡發展的員達100多人),並建立起黨的特別支部……”莫雄當時的戰友朱小仲,在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廣東省科協副主席,他在回憶文章《有這樣一位難能可貴的老朋友——回憶莫雄將軍在抗戰期間與我黨團結合作的事迹》中提及了這一段經歷。

包括朱小仲在內,饒華、鄺達、黃桐華、何俊才、林名勛等多位中共黨員,當時都曾潛伏在莫雄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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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仲

後“北挺”改為“北江挺進隊幹部訓練所”(簡稱“干訓所”)。從行事作風觀察中,莫雄察覺到黃桐華等人很有可能是共產黨人,仍放心地將訓練所的組織大權交給了他們,由其物色對象、組織訓練。後來部隊改編,莫雄任司令,黃桐華還擔任過他的副司令。

在莫雄部工作的這些中共黨員,在思想上幫助官兵認清形勢,堅定抗日信心;在工作中幫助莫雄整頓部隊,提高威信,擴大社會影響。黨組織又通過莫雄的關係,營救被捕的黨員,籌措活動經費等,為建立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創造了條件。在日軍投降後,莫雄司令部的大部分人員都跟隨黃桐華、何俊才等上了山,樹起共產黨的旗幟。

1949年廣州即將解放之際,莫雄因“通共”嫌疑遭國民黨追殺,被迫隻身逃往香港躲避。10月,廣州解放後,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一再打聽莫雄的下落,得知他寄居香港時,立即派人持自己的親筆信前往邀請其回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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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雄身穿解放軍服,在廣東北江治安委員會動員會上演講

莫雄回粵後,被中共中央華南分局任命為北江治安委員會主任,協助中共肅清北江地區的反動武裝及匪患,為穩定粵北的社會治安和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創造了條件。此後,莫雄還歷任廣東省參事室副主任、第五屆廣東省政協副主席及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新中國成立後,在莫雄參政議政的生涯中,他多次被中共領導人親切地稱為“黨的老朋友、老同志”。他在自述中動情地說:“沒有什麼比‘黨的老朋友、老同志’這一稱呼更令我感到光榮與驕傲了。”

【訪 談】

他們都曾以實際行動襄助革命

曾慶榴 (廣東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專員,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廣東省委黨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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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慶榴 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 文藝 攝

羊城晚報:今天我們應該如何評價莫雄,他對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曾慶榴:莫雄對革命做了很多有益工作,是廣東一位著名的地方實力派人士,長期站在反蔣戰線上。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被暗殺後,汪精衛、蔣介石掌握廣東政權。莫雄當時是粵軍將領,蔣以查辦“廖案”、整肅“不軌”軍隊為名,大肆排斥和打擊異己。

粵軍不少將領都遭排斥打擊,莫雄的軍隊被繳械、被收編,這是他走上反蔣之路的開始。可以說,國民革命陣營里的反蔣派,是蔣介石自己製造出來的,是他搞獨裁專制、排斥異己的結果。

當然這也是莫雄一步步追求進步、與共產黨合作的基礎。紅軍時期,莫雄冒很大風險給紅軍送情報,在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他都站在同情、支持革命一邊。全面抗戰爆發後,經過共產黨員古大存做工作,莫雄還釋放了一批關在南雄獄中的“政治犯”,以實際行動襄助革命事業。

廣東省委開展抗日統戰工作時,莫雄是很重要的一個對象。此外,第十九路軍抗日愛國將領張炎、曾擔任第七戰區第四挺進縱隊司令官的伍觀淇、成立第四路軍看護幹部訓練班的陳汝棠等黨外人士,都跟共產黨有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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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葉劍英同志(前排左三)親切接見隨廣東政協代表團到北京的莫雄(前排右二)等,併合影留念

羊城晚報:由您主編的《中國共產黨廣東歷史(第一卷)》,為何會專門介紹抗戰時期我黨對莫雄等黨外人士進行的統戰工作?

曾慶榴:著名的黨史學者胡繩認為,當時在國民黨、共產黨之間,存在大量的“中間勢力”,中國革命之所以勝利,關鍵原因是共產黨把“中間勢力”爭取過來了。這令我們很受啟發,感到黨史研究不應孤立地進行,而應重視和加強對“中間勢力”如何轉變的研究。

因此,我們注意收集像莫雄、伍觀淇、張炎、陳汝棠這樣當時的進步人士的信息,還有更早期的鄧演達、李濟深以及稍後的司徒美堂等人的情況,努力將他們與黨的聯繫、受黨召喚的過程梳理清楚,為他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作出恰當的評述。

羊城晚報:對以莫雄為代表的曾有助於我黨的黨外人士的研究梳理對黨史研究、黨史教育有什麼意義?

曾慶榴: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活動不是孤立的,共產黨是生存、活動在人民群眾中間,要了解黨的歷程,必須把周邊的情況弄清楚。現在還有許多研究的空間,比如譚平山,這是一個經歷非常豐富的人,但我們現在對他的了解還是不太全面。

羊城晚報:廣東的民主人士、黨外進步勢力對民主革命時期的共產黨組織建設及革命勝利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曾慶榴:作用很大。莫雄在各個時期為黨所做的工作已經比較明晰,另如陳汝棠,他是我們黨的真正的朋友。陳汝棠本來是一個醫生,他成立了“第四路軍軍醫處看護幹部訓練班”(簡稱護干班),接納了中共廣東省委派出的一批黨員骨幹。在陳汝棠的帶動下,護干班學員深入戰區,救死扶傷,積極投身抗日戰爭。

像陳汝棠這樣的人不止一個,而是有一大批,他們都對黨的建立和發展做了很多工作。

【延 伸】

陳汝棠:

醫療抗日的“黨外布爾什維克”

陳汝棠,廣東高明人,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拉開了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序幕。作為國民黨部的著名軍醫和抗日進步人士,陳汝棠接受中共黨組織的提議,在廣州組織建立了第四路軍看護幹部訓練班(以下簡稱“護干班”)。

護干班學員有350餘人,其宗旨是培養戰地救護和初級醫療人員。出身中醫世家的陳汝棠,親自給護干班學員上課,參加班中討論,啟發同學們探求真理、提高思想覺悟、認識改造舊中國的政治革命責任。

1938年10月廣州失陷後,護干班改編為廣東省賑濟委員會救濟總隊(簡稱救濟總隊),陳汝棠先後任班主任、總隊長。中共在各個分隊里建立了黨的秘密支部、黨小組或派駐黨員骨幹,共產黨員有近80人。

在陳汝棠的帶動下,護干班學員走出校門,積极參加抗日工作。

這支隊伍經過黨的政治教育和陳汝堂的悉心培養以及在戰鬥中的鍛煉,在抗日鬥爭中同仇敵愾,鬥志昂揚。在敵機轟炸廣州時,他們沖向彈煙火海,救死扶傷;日軍進犯廣東時,他們開赴增城前線英勇殺敵,血灑朱村;隨後轉戰東、西、北江和南路等地,深入敵後,贈醫施藥,救濟難民,搶救難童;還深入基層農村,發展革命力量,點播武裝鬥爭火種。

日軍入侵廣州時,犧牲於增城朱村的護干班學員有50多人,他們是抗擊日軍、保衛廣州的第一批犧牲者。

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陳汝棠為中共做了大量工作,被稱為“黨外布爾什維克”。在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的反共逆流中,這支隊伍始終堅持鬥爭,為抗日戰爭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更多新聞資訊,請關注羊城派 pai.ycw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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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報2022年9月30日A10版報道

合作網站:廣東省政協“文史廣東”http://www.gdwsw.gov.cn/

來源 | 羊城晚報•羊城派

責編 | 鄧 瓊 楊逸芸

校對 | 姚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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