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說近代史之馬陵之戰（一）：商鞅變法——奮發圖強的秦國

公元前403年，韓趙魏三家分晉，標誌着歷史正式進入戰國時期。

此後，列國間相互蠶食侵吞，戰爭的規模和慘烈程度不斷升級，春秋時期備受推崇的禮樂文明，再也無法遏制人內心猙獰的慾望。於是諸侯們公然暴露出不臣的野心，周王朝的統治在風雨中飄搖。

在殘酷的競爭中，各國均面臨著生死存亡的考驗，這種危機感，令有膽識有見地的君主相繼開始尋求變法圖強……

公元前361年，秦國國君秦孝公即位，此時的秦國偏居西隅，經濟落後，並屢次受到來自東面魏國的進攻。

隨着魏國的崛起，魏國一家獨大，並且還佔領了河西之地，這使秦國的實力大受影響。甚至東方六國在會盟的時候，也不叫上秦國，大家鄙視秦國，這讓秦國國君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挫傷。

面對內憂外患，秦孝公憤而尋求變革，遂頒布招賢令，廣招天下賢士來輔助自身發展壯大秦國。

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史記·秦本紀》記載，在即位之初，面對內憂外患，秦孝公沉痛地表示：寡人緬懷先君的遺志，心中常常感到悲痛。賓客和群臣中有誰能獻出高明的計策，使秦國強盛起來，我將讓他做高官，並分封給他土地。

伴隨着這道招賢令，各國人才紛至沓來，在這些人中，有一位白衣士子顯得格外出眾，因為總是一襲白衣，故人稱“白衣衛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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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提起商鞅變法，均聞名遐邇，卻很少有人知道商鞅其實原名衛鞅，是衛國人，之後由於秦孝公將他的封地封在商（今陝西商洛市東南商鎮），故稱商君或商鞅。

據說商鞅年少時，喜好刑名之學，專門研究以法治國，之後又受到法家代表性人物李悝、吳起等人的影響，遂崇尚法治。

在出仕之時，商鞅首先選擇了在列國中具有絕對優勢的魏國作為自己施展抱負的場所，於是他來到了魏國，在魏國國相公叔痤手下任職中庶子。

魏國的國相公叔痤十分賞識商鞅的才華，他在臨危之時曾向魏惠侯建議，任用商鞅繼任國相一職，魏惠候不以為然。公叔痤又建議，若不任用商鞅，那就殺了他，以免為他國所用，恐怕將來會危及魏國，但魏惠候仍然沒有採納。

商鞅聽說此事後，便離開了魏國。恰逢秦孝公頒布招賢令，於是在逃離魏國後，商鞅便欣然來到了秦國。而此後的歷史將會讓魏惠侯明白，自己錯失商鞅，對魏國的命運將會造成怎樣的影響。

史書記載，商鞅曾三次拜見秦孝公。起初他並不清楚秦孝公的真實意圖，為了一探究竟，便故意在前兩次覲見時，向秦孝公陳述帝道、王道之類的長篇大論。而為秦國的現實發展殫精竭慮，務求變革以圖強的秦孝公，對此深感索然無味。

見此情景，商鞅反而很高興，他知道此番自己必將學有所用。於是，商鞅又第三次求見秦孝公，這一次，商鞅獻上了霸道之策，即速效的強國之術。此計正中秦孝公下懷，他大為欣喜，遂任命商鞅為左庶長，開始實行變法，之後又擢升其為大良造。

“實際上，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他能夠成就一番霸業，商鞅這樣的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像秦孝公這樣勇於發現人才和又敢大膽任用人才的，更是在歷史上難能可貴。”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開始了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史稱“商鞅變法”。

而變法中的秦國，這個在地域上偏居西陲，被中原諸國視同蠻夷的國家，正如它所崇尚的色彩——黑色，在靜默中蓄積着巨大的能量，只等一個合適的時刻，瞬間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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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時期的治國，均提倡禮制，重視道德教化的作用。而商鞅為秦孝公所獻的霸道之策，也就是法家的法制，則奉行暴力威化，辣手治國，這在當時的戰國正迎合了秦孝公迫切要求改變秦國現狀的心理。因此秦孝公力排眾議，不顧甘龍杜摯等世襲貴族代表的反對，全力支持商鞅變法。

“秦孝公這個人，很有韜略，他在軍事上來講，秦孝公自己統兵打仗，經常是衝鋒陷陣，是一個勇士，是一個很優秀的將軍。從政治才能上來講，這個人有雄心大志，並且他心胸很寬廣，容得下人。”

商鞅變法的法令準備就緒以後，卻並沒有立即公布。因為商鞅擔心百姓們不相信自己，新法將難以推行。於是，他就在國都的南門外豎起了一根三丈高的木柱，宣告：有誰能把這根木條搬到國都的北門，就獎賞給他十金。百姓們感到十分詫異，但並沒有人響應號召。商鞅遂將賞金提高到五十金。

此時面對重金誘惑，就有個人壯着膽子把木頭搬到了北門，商鞅立刻命令獎賞給他五十金，以此表明他說到做到。之後商鞅下令實行新法，果然得到了百姓們的信賴。並由此創造了一個成語“徙木立信”。

長期與西戎比鄰，使得秦人作戰勇猛，但同時在文化上相對落後，這也使得秦國較之於中原國家更易於實施新的變革。當秦國的民族性與法家文化一拍即合，轟轟烈烈的商鞅變法啟動了，而作為法家改革者的商鞅，他所制定的法律是異常嚴苛殘酷的。

當時，商鞅的變革雖然受到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但是商鞅所面對的是秦國根深蒂固的奴隸制，作為奴隸主代表的世襲貴族集團仇視新法，卻又無計可施，遂教唆秦國未來的國君，也就是當時的太子出面反對新法，想以此來破壞新法的實行。但是，他們想錯了，有秦孝公的支持，商鞅手握利劍，大刀闊斧實行改革，早就明確了鐵與血的變法之路。

商鞅變法是先秦時期相對比較徹底的一場變革，它廢除了世襲貴族的特權，獎勵軍功，規定按軍功給予爵位和田宅奴隸。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的經濟得到發展，軍隊戰鬥力不斷加強，一躍成為戰國後期最富強的國家。

《史記商君列傳》記載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就是說新法實施十年後，秦國漸漸國富民強，國勢上升。

但是，改革總是有風險的，在改革中，必然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也就會有重重阻力。

“公子虔，杜摯，甘龍，都是頑固派的代表，他們都阻撓商鞅實行新法，為了政令貫徹，使變法的措施落到實地，商鞅是法家出身，以嚴刑峻法著稱，所以在秦孝公的支持之下，就大膽地對公子虔施以劓刑，把他的鼻子給割了。”

公子虔受刑，起到了兩種截然相反的作用。第一個，它使秦國的舊貴族受到了打擊和震懾，暫時不敢反對變法，所以變法在短期內收到了很好的成效。第二個，也使商鞅與這些秦國的貴族結怨，這些貴族非常痛恨他。於是秦孝公去世以後，公子虔等人就誣陷商鞅謀反，最後使秦惠王對他施以酷刑，商鞅最終也落得慘死的結果。

商鞅隻身到秦國，挽國運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使秦國一躍從一個偏居西隅的邊陲小國，成為戰國七雄之首，為秦國的富強立下了赫赫功績。但是由於秦採取了商鞅的法治思想，也使他留下了暴政的一個惡名。這位改革家悲慘的下場，使人扼腕長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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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鞅變法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獎勵軍功，這直接激勵着秦國的將士們奮勇殺敵，以此來提高自身的爵位，改變自身的命運，秦軍的作戰士氣空前高漲。為了加官進爵，秦人在作戰時，像狼一樣兇狠，絕不放過敵人身上的任何一個傷口。由此，秦軍作戰力得到顯著提高，一時間，威懾關東六國，並贏得了大秦銳士的稱號。

然而，商鞅變法的弊端，在日後逐漸顯現出來。過分刺激士兵的好戰性，使秦國無形中成為了一台戰爭機器，嗜殺成性，在之後秦滅六國之時，更是屍橫遍野，屠殺他國士兵近150萬。

而變法中焚詩書以明法令的舉措，則直接遏制了文化思想的發展，以至於後來演變成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慘劇，並最終導致人們揭竿而起，引發了“陳勝吳廣”起義，在百姓的奮起反抗中，大秦帝國隨之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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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初年，自魏文侯任用李悝實施變法以來，魏國國力強盛，在軍事上，魏武卒的戰鬥力威震列國，所以當魏惠侯登上國君之位後，雄厚的國力和稱雄的野心，猶如一針強心劑，促使他迫切地想要到達更高的頂峰，而鬼谷傳人龐涓的到來，更是令魏惠侯如虎添翼。

隨之，魏惠侯的野心在上將軍龐涓這裡被付諸實施，為了幫助魏惠侯實現征服列國的宏願，同時也為了成就橫掃列國的壯舉，龐涓精心謀划著，根據戰國的實際戰況格局，他向魏惠侯獻上了“弱趙以聯三晉，滅秦後圖天下”的戰略方針，即先削弱趙國來將三晉收入囊中，先滅秦國之後逐一吞併列國的計策。

這個計策得到了魏惠侯的初步認可，但魏惠侯對同為三晉之國的趙韓兩國，始終念念不忘，不斷盤算着將這兩塊嘴邊的肥肉吞入腹中，好一舉將趙韓兩國併入魏國的版圖。因此，在對外作戰方針上，魏惠侯一度急功近利，令魏國陷入四面作戰的困境，也使得周邊國家對於魏國皆又恨又怕。外交上的失利，也為魏國桂陵之戰的戰敗埋下了隱患。

當時天下各國的步兵，以魏國武卒最為精銳，被稱為“魏武卒”。在以戰車為主要戰鬥力的戰國，作為步兵出征的魏武卒，牢牢佔據着一席之位。但若論騎馬作戰，則以趙國的“胡刀騎士”與齊國的“技擊騎士”並稱於世。

然而，這一切在商鞅變法後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變法後所鍛造出的秦國新軍，於收復河西的大戰中首戰告捷，被天下人驚呼為“銳士”。秦將司馬錯便藉著這個名號，創立了“鐵鷹銳士”，其訓練目標則是：下馬步戰以超越魏武卒為準，上馬騎戰以超越齊趙騎士與匈奴胡騎為準。再加上商鞅獎勵軍功的法令，秦國士兵的作戰力得到空前提升，躍居列國之首。

因此，荀子曾言:“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

公元前354年，魏國於桂陵之戰中大敗，商鞅見時機到來，遂於桂陵之戰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53年，果斷髮動對魏國的戰爭，同時，韓國等諸侯國也趁機攻魏，魏國形勢危急。

此時，四面楚歌的魏惠侯想起公叔痤當年的話，後悔沒有聽從公叔痤的建議，殺了商鞅，但此時已悔之晚矣。

而魏國人才的流失並不是史無前例的，早在公元前383年，魏國名將吳起就曾因受到國君魏武侯的猜忌而被迫出逃，來到了楚國。桂陵之戰中的齊國軍師孫臏也曾來到魏國，但受到龐涓的妒忌和陷害，被施以臏刑，其後逃出魏國，來到了齊國，在後來的桂陵一戰中，孫臏用計大敗魏國。

而作為桂陵之戰的勝利者，齊國此時威望大增，國力上揚，前途呈現出一片光明。沉浸在一派朝賀之聲中的齊威王漸漸生出驕矜之意。然而，這一天的齊國大殿上，國相鄒忌的進言，卻令齊威王醍醐灌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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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戰國策》記載，齊國國相鄒忌生得儀錶堂堂，相貌魁偉英俊。但與此同時，在齊國還有另外一個盛名遠播的美男子，名叫徐公。一天鄒忌對鏡自覽，忍不住就問他的妻子：“依你看來，我與城北的徐公相比，誰更勝一籌呢？”他的妻子立刻答覆道：“自然是您了，徐公怎麼能比得上您呢！”鄒忌雖然很高興，但並不完全相信。於是又向他的小妾詢問：“我和徐公相比，誰更英俊呢？”小妾的回答與妻子一樣，認為徐公比不上鄒忌。

第二天，剛好有客人自別處趕來拜訪國相鄒忌，於是，鄒忌又向客人詢問：“你看我和徐公相比，究竟誰更帥氣呢？”面對鄒忌的詢問，客人的回答仍然是：徐公不如鄒忌英俊。見大家都如是說，鄒忌不由得沾沾自喜。

然而過了不久，親自見到了徐公本人的鄒忌立刻明白，自己並不及徐公英俊。於是，鄒忌就思索：為什麼自己明明沒有徐公英俊，但是大家卻都欺騙他說徐公比不上他呢？

這一天，找出問題所在的鄒忌，前來朝見齊威王。他向齊威王陳述：“我確實知道自己不如徐公美麗。可是我的妻子偏愛我，我的妾懼怕我，我的客人對我有所求，因此他們都說我比徐公美麗。如今的齊國，地大物博，宮中的姬妾，沒有不偏愛大王的；朝中的大臣，沒有不懼怕大王的；國內的百姓，沒有不對大王有所求的：由此看來，大王受蒙蔽一定更加嚴重。”

齊威王聽後，如夢方醒，遂不復驕矜之意。隨後，他下令：“凡是能夠當面批評我的過錯的，可受上等獎賞；能夠上書勸諫我的，得中等獎賞；能夠在眾人集聚的公共場所指責、議論我的過失，並能傳到我耳朵里的，得下等獎賞。”政令剛一下達，人們紛紛進言規勸，並由此誕生了一個成語“門庭若市”，形容因為勸諫的人太多，而使齊國的宮門庭院就像集市一樣喧鬧。

由於齊威王納諫如流，各國人才紛紛湧入齊國，齊國的智囊團由此得以壯大，同時又因為齊國在桂陵一戰中的勝利，使得齊國在國際上的威望日盛。

戰國時代，國際競爭日趨激烈，而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實際上就是人的競爭，因此各國爭相延攬人才。

魏國自魏文侯實行李悝變法以來，國力躍居第一，一度稱雄列國。但其後，先是於公元前383年錯失吳起，之後又於公元前361年痛失商鞅，此次再放走孫臏，人才的一次次流失，終於使魏國的發展受到桎梏，在魏惠侯時期，更是陷入了四面作戰的困境。

相比之下，秦孝公與商鞅的相遇，猶如伯樂喜逢千里馬，此後在秦孝公的支持下，秦國實施商鞅變法，法家的內涵與秦國的氣質相融合，自此，秦國迅速崛起，不斷窺探着對中原之地。

同一時期，齊威王納諫如流，齊國的國力也在扶搖直上，並曾於桂陵一戰中大敗魏軍。而南面的楚國也是勁敵之一，在申不害變法後的韓國也日益強大，此刻的魏國已然危機四伏。

隨之於公元前341年發生的一場大戰，將徹底顛覆魏國的大國地位。

此戰之後，歷史從此進入新的階段，而誰又將成為天下的主人？

昔日同門，再度相逢，新仇舊恨，二人在戰爭中將如何交手？

未完，待續……

本文已入選愛奇藝獨播欄目《中華戰爭通史》紀錄片創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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