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脈：東深供水工程建設實錄》書影。廣東人民出版社供圖
誰能拯救歷史上在大旱與水荒之中備受煎熬的香港？這不是天問，而是來自人間的叩問。
從狹義的個體生命看，水資源就是最直接的生命之源。
從廣義的生存與發展看，水資源更是不可替代的戰略資源。
香港三面環海，一旦與內地隔開，就是一座海上孤島。但香港在面朝大海的同時，又一直背靠着祖國內地，這就是香港最大的地緣優勢。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香港處在複雜的地緣政治之中。一直以來，港英當局既想藉助來自內地的供水以解燃眉之急，又想通過香港自身的資源來解決愈演愈烈的水危機，建立起香港本地獨立的、自給自足的供水系統。一些香港學者把港英當局的這一心態稱之為“香港供水的迷思”。儘管內地慷慨表示可以向港供水，但港英當局並不想依賴內地供水，為了儲存更多的雨水，又於1960年開始興建船灣淡水湖，這是全球首座在海中建造的水庫，也是當時全港平面面積和儲水量最大的水庫，預計建成後儲水量可達2.3億立方米。由於船灣淡水湖比水平線高出很多，位於船灣沿岸的六個村莊（小滘、大滘、金竹排、橫嶺頭、涌尾及涌背）因此淹沒在水中，這也是香港同胞為儲水而提前付出的代價。然而，這一工程尚未建成，香港就遭遇了1962年至1963年的跨年度大旱。
這裡有一個事實必須澄清，香港同胞和港英當局是不一樣的，當國有危難，他們滿懷赤誠的愛國情懷，和舉國同胞共赴國難。當年浴血抗戰的東江縱隊，就有一支由香港同胞組成的港九獨立大隊。港九獨立大隊如同一把尖刀，深深插入日軍的心臟。而當他們遭受危難時，身為中華兒女，也會出於生命的本能向祖國求援。在香港遭遇水荒之際，香港愛國同胞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祖國。如時任港九工會聯合會會長陳耀材先生，原本就是與香港一河之隔的寶安人，年輕時赴港謀生，參加過由共產黨人鄧中夏、蘇兆征領導的省港大罷工。而當年一起參加省港大罷工的老戰友陳郁，當時已擔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和省長。陳耀材一邊給陳郁致電告急，一邊以港九工會聯合會的名義請求祖國幫助。而當時請求祖國支援的還有香港中華總商會，該會時任會長為香港著名商界領袖高卓雄先生，他一聲呼籲，群起響應，一封封告急求援電報如雪片般紛紛飛向廣州和北京……
從一開始，香港水荒就引起祖國的高度關注。粵港兩地原本就是一衣帶水，相互間血脈相連。水是生命之源，而血更濃於水。上善若水，水超越了人間劃定的一切邊界。當時，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也正遭受曠日持久的大旱。這是中國九大商品糧基地之一，也是南方最重要的水稻主產區之一，為了保住這養命的糧食，災區人民正在開渠引水、挑水抗旱進行生產自救。然而，為了接濟香港同胞，廣東在自身用水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也要優先供水給香港。陳郁省長接到香港同胞的求救電報後，在第一時間便做出回應：“為進一步幫助香港居民，解決燃眉之急，可以從廣州市每天免費供應自來水兩萬噸，或者其他適當的地方，供應淡水給香港居民使用。”
而在當時，離香港最近的水源就是深圳水庫。這座從當年到現在一直在發揮關鍵作用的水庫，1959年由廣東省人民政府在當時的寶安縣開始修建，1960 年3月竣工。在竣工典禮上，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就對應邀出席典禮的高卓雄等香港知名人士表示：“深圳水庫建成後，除為了防洪發電外，如果香港同胞需要，可以引水供應香港同胞，幫助香港同胞解決部分水荒問題。”隨後，粵港雙方便簽訂了供水協議，每年由深圳水庫向香港供水2270萬立方米。為解香港同胞的燃眉之急，經廣東省人民委員會批准，深圳水庫除按協議額度向香港供水外，又額外增加300多萬立方米。而深圳水庫那時候的水源和庫容都相當有限，難以滿足香港焦渴的呼喚，這額外增加的對港供水已逼近深圳水庫可用水量的極限。與此同時，廣州在飲用水頻頻告急的情況下，每天免費給香港供應兩萬噸自來水。1963年5月，廣東省政府又答覆香港，允許港方派船到珠江口免費取用淡水。而在此前，港英當局曾經嘗試過派船到日本、新加坡等地去買水，不僅要繳納大筆水費，在長途運輸中還要花掉大筆油錢，運費高昂，這也讓香港付出了“水比油貴”的代價。即便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價，遠水也畢竟難解近渴。而廣東省政府的慷慨允諾，讓香港可以就近取水，而且是免費的，港方隨即便派出第一艘運水船“伊安德”號，駛往廣州黃埔港大濠洲錨地裝運淡水，每次載運一萬多噸，緩解了香港的燃眉之急。然而，從根本上看，這也不是長久之計。那麼，哪裡才能源源不斷地為香港同胞注入生命之源？
東江！在那個乾旱而熾熱的夏天，這條河流幾乎被粵港雙方同時盯上了。
這是離大海很近的一條河流，也是廣東省內離香港最近的一條河流。
1963年6月，港英當局派代表到廣東省商談供應淡水問題，經雙方多輪磋商後，初步達成了從東江引流入港，興建一座跨境、跨流域調水工程的方案。隨後，廣東省一邊上報請示中央和國務院，一邊派人到東江、深圳一帶實地勘察引水線路。這年6月15日，中央政府發出《關於向香港供水談判問題的批複》，還特別指出“我們已做好供水準備，並已發布了消息，而且已在港九居民中引起了良好的反應”。這年12月，周恩來總理來到廣州，廣東省領導向他彙報了從東江引流入港的方案和面臨的諸多困難，周總理當即指示：“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證香港同胞渡過難關！”
當即！一個日理萬機的大國總理，就這樣當機立斷，其速度之快如同取水救火。
隨後，一個從東江引流入港的工程計劃，就開始進入了國家層面的運作。
這一工程，最初命名為東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簡稱“東深供水工程”。
那時候，我國剛剛走出三年困難時期，正值國民經濟調整時期，而“中央決定暫停其他部分項目，全力以赴建造東江深圳供水工程”。為此，周總理還做出了這樣的批示：“該工程關係到港九三百萬同胞，應從政治上看問題，工程作為援外專項，由國家舉辦，廣東省負責設計、施工。”——在中央檔案館里，至今仍保存着周恩來總理的批示，他還在批示中強調，“供水工程，由我們國家舉辦，應當列入國家計劃。因為香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同胞，工程自己辦比較主動，不用他們插手”，“工程應綜合考慮，結合當地農業效益進行興建”。這一工程作為國家重點工程，由當時的國家計劃委員會從援外經費中撥出3800萬元專款。這筆專款在現在看來實在不多，而在當時，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僅有1454億元，財政收入只有399.54億元，這一個大型供水工程的建設費用就已接近當年國家財政收入的千分之一，這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啊！
在時隔半個多世紀後，無論是當年投身於東深供水工程的建設者，還是那一代經歷過水荒的香港同胞，他們每每回首往事，無不由衷感嘆：“如果不是骨肉情深，血脈相連，國家怎麼會不惜一切代價，來保證香港同胞渡過難關啊！”（作者系中國作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協報告文學委員會委員、國家一級作家，國家水利部“水利文學創作特別貢獻者”，國家圖書獎得主，主要著作有《河床》《共和國糧食報告》等；本文經授權摘編自其《血脈：東深供水工程建設實錄》一書“引子”第三部分，現標題系編者所加）
責任編輯：許革,張彥武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