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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國家
埃及在19世紀
［英］蒂莫西·米切爾 著 張一哲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2-5
ISBN：9787108073723 定價：68.00元
【內容簡介】
這部書並非是對英國殖民埃及的歷史，而是對進行殖民的權力的研究。雖然聚焦於19 世紀後期發生在埃及的事件，它主要討論的卻是在對現代性進行評價時殖民主義的位置。殖民並不僅僅指確立歐洲的存在，也指一種政治秩序的擴散，這種秩序在社會世界（social world）中引入了一種新的空間概念、新的人格類型和新的製造現實經驗的手段。《再造國家》（原書名Colonising Egypt）一書通過殖民計劃的日常細節，在形而上學範疇內對殖民權力進行了剖析。
——蒂莫西·米切爾
全書理論闡發和細節描繪並重。作者化用海德格爾、福柯和德里達等人的學說，從軍隊重組、鄉村建設、城市規劃和學校教育等殖民工程入手，細緻呈現了殖民權力滲透埃及社會的內在過程和邏輯，又通過對阿拉伯語讀寫特點的分析，揭示出語言、意義、權力和秩序的複雜糾葛。
因作者創造性的視角，本書自出版以來，已有數個語種的譯本問世，在人類學、歷史學、法學、哲學、文化研究和藝術史等不同領域都有一定影響。
【作者簡介】
蒂莫西·米切爾（Timothy Mitchell，1955— ），在英國出生，相繼在英、美接受教育，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和近東研究博士，現為哥倫比亞大學中東、南亞和非洲研究系威廉· B. 蘭斯福德教授，是一位有着廣泛影響的政治理論家和歷史學家。研究領域包括殖民主義在現代性形成中的地位，中東的物質和技術政治，以及經濟學和其他形式的專業知識在集體生活管理中的作用。出版著作數種，被譯為阿拉伯語、波斯語、希伯來語和土耳其語等多國語言出版，在中近東研究領域有着開創性貢獻。
【目錄】
平裝本序言
致 謝
第一章 博覽會上的埃及
第二章 集置
第三章 秩序的表象
第四章 我們控制了他們的身體之後
第五章 真理的機制
第六章 事物的哲學
注 釋
主要參考文獻
索 引
譯後記
【選摘】
平裝本序言（節選）
這部書並非是對英國殖民埃及的歷史，而是對進行殖民的權力的研究。雖然聚焦於19 世紀後期發生在埃及的事件，這部書主要討論的卻是在對現代性進行評價時殖民主義的位置。殖民並不僅僅指確立歐洲的存在，也指一種政治秩序的擴散，這種秩序在社會世界（social world）中引入了一種新的空間概念、新的人格類型和新的製造現實經驗的手段。《再造國家》（書名原文為Colonising Egypt—編者）一書通過殖民計劃的日常細節，在形而上學範疇內對殖民權力進行了剖析。
本書二、三、四章檢視了殖民權力在埃及的發展。第二章始於對19 世紀早期規範埃及鄉村民眾日常生活這一全新嘗試的描述，19 世紀二三十年代，開羅當局發布命令禁止村鎮居民在其家鄉以外的地區活動，規定了他們種植的穀物的種類，以及耕作、分配、繳納穀物的辦法，還設定了監視、監督以及懲罰的層級體系，前述那些規定正是依靠該體系獲得強制執行的。自開羅控制尼羅河谷的農業財富並非什麼新鮮事，但早些時候的各種控制模式總是疏漏甚多，且充滿不確定性。通常，一個強有力的中央統治家族將賦稅施加於那些較為弱小的區域性統治家族，接下來這些家族又將此義務施加於他們周邊那些更為弱小的家族。流向中央的利益容易在各個環節流失，只有通過統治的進一步對外擴張才能獲得增長，而這又進一步增加了流失的環節，反過來削弱了該利益輸送網絡。19 世紀新的控制模式不僅嘗試自農業收益中分一杯羹，而且嘗試滲透進鄉村生產活動的過程中，控制其基本環節，提升約翰·寶寧（John Bowring）（埃及政府的一名英國顧問）口中的國家“生產力”（productive powers）。規訓手段（disciplinary methods）—米歇爾·福柯曾如此命名這些現代權力模式—的有效性並非體現在其力度和廣度上，而是體現在其本地化的滲透、重整和殖民的能力中。
開羅當局的顧問寶寧是英國改革家傑里米· 邊沁（Jeremy Bentham）的朋友和助手，而後者正是全景監獄（Panopticon）的發明人，在該機構中，利用脅迫和命令控制人群讓位於對空間的分割、對個體的孤立以及系統但卻不可見的監視。福柯認為全景監獄的幾何構造和規訓性是權力微觀物理形式的象徵，這種權力興盛於過去兩個世紀，並且構成了資本主義現代性經驗。
福柯的分析聚焦於法國和歐洲北部，但此種基於空間秩序重構以及對身處其中者進行監視與控制的權力形式，本質上就其手段而言卻是殖民性的。此外，在諸多情形下，全景監獄及類似的規訓機構並未引入並推廣於法國或英格蘭，而是被建立在俄羅斯、印度、南北美洲、埃及等歐洲的殖民邊界地區。傑里米·邊沁與上述所有地區的統治者通信—其中就包括開羅的統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uhammad Ali Pasha）—以鼓吹全景原則（panoptic principle）及其他新技術。對諸多歐洲人—包括軍官、信奉聖西門主義的工程師、教育家、醫生及其他各色人等—而言，19 世紀的開羅提供了協助建立一個現代國家的機會，這個國家將建基於規訓性權力（disciplinary power）所涵蓋的諸多新手段之上。
如同第二章將闡釋的那樣，新權力模式在埃及的典型例證是“新秩序”（New Order），即19 世紀20 年代的埃及軍事改革，這場改革以其控制和管理武裝人員的諸多創新手段創建了一支規模和力量四倍於先前埃及軍隊的武裝力量，這支力量的創建在地區層面和埃及內部均產生了後果。在地區層面，它使埃及得以建立一個殖民帝國，該帝國自南部的蘇丹和阿拉伯半島延伸至北部的希臘和克里特島，稍後還納入了巴勒斯坦及敘利亞。地方叛亂及歐洲的干涉迫使該帝國解體， 其武裝力量隨後被重新部署，以建立和戍衛使埃及成為政治- 空間實體的地理邊界。歐洲的商業和政治滲透進一步削弱了埃及的政權，並引發了後者經濟上的崩潰，1882 年英國的入侵和佔領隨之而來。
在埃及內部，如同寶寧評論的那樣，新式軍隊的創建“自身即確立了一種拓展至埃及全社會的秩序原則”。這種原則的拓展將在第三、四章被詳加檢視。在農業領域，通過把這個國家的“生產力”—村民及土地—轉化為商品，對遷徙、生產和消費的全新控制得以在分權化的同時獲得強化。同樣的秩序原則還體現於對開羅及其他埃及城鎮—以創造整齊、開闊的街道系統為目標—的重建，對衛生及公共健康的監控，以及—特別是—義務教育的引入。學校教育似乎提供了一種手段，得以將每個埃及年輕人轉化為勤勞、馴順的政治主體（political subject）。在19 世紀下半葉，學校教育的規訓作用開始被視為這個現代國家政治中的決定性因素，政治秩序將不再通過斷斷續續的脅迫取得，而是通過持續的教育、監督和控制。
規訓手段對於理解被殖民國家和現代國家有着雙重重要性，福柯只對第一重重要性進行了分析。首先，人們可以超越將權力視為由權威性命令和政策—它們由指導和規範社會行為的強制性力量支撐—組成的系統這一印象。權力通常被視作一種外部約束，其來源是外在於社會且居於其上的一種至高權威（sovereign authority），它通過對行為設置限制、確立消極禁止事項以及引導正當行為來運作。
規訓性權力與此相反，它不是自社會外部行使權威，而是在社會內部起作用，不是作用於整個社會，而是作用於（社會生活的）細節，它不對個體及其行為進行限制，而是創造個體，限制性的、外部化的權力讓位於一種內部化的、生產性的權力。規訓性權力在地方性領域及機構內部起作用，它進入特定的社會進程，將其分解成多個獨立的環節，對其進行重新安排以提高效率和精確性，將它們重新組合進更具生產力且更有力量的聯結之中。這些手段造就了軍隊、學校、工廠以及其他現代民族國家特有機構的組織化力量。它們同時在這些機構內部創造出了現代化的個體—孤立的、被規訓的、逆來順受且勤勞的政治主體。權力關係不再僅僅使這些個體去面對一系列外部命令及禁令，形成於上述機構中的個體個性已經是那些權力關係的產物了。
我們不應像福柯有時做的那樣誇大這些技術的一致性，規訓手段會失效、互相衝突或不自量力。它們提供了規避和抵抗的空間，而且可轉用於反抗霸權。反殖民運動常常自軍隊獲得組織形式，自學校教育中獲得規訓和教化手段。它們經常形成於兵營、校園或其他殖民當局的機構當中。與此同時，當拋棄了將殖民權力視作一體化、集權化的權威這一圖像之後，我們同樣應該對將抵抗領袖視作外在於殖民權力且拒絕殖民權力之要求的主體這種傳統看法提出質疑。殖民統治下的主體和他們的反抗模式均形成於殖民當局的組織化領域之內，而非某些完全外在於此的社會空間。
規訓性權力的第二重重要性是憑藉相同的手段，權力關係現在在內在化的同時，看起來也獲得了外部結構形式，米歇爾·福柯並未對此加以討論，但這點對理解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特別之處卻更為重要。舉例來說，19 世紀早期的埃及軍隊改革將武裝人員團體轉化成了類似於“人工機器”（artificial machine）般的存在。這一軍事組織結構表現得較其各部分的加總更加強大一些，彷彿這一結構的存在獨立於組成它的人。舊式軍隊一下子顯得缺乏組織性，由“懶散而怠惰”的人組成，而新式軍隊看上去則具有雙重維度（two-dimensional），一方面由個體士兵組成，另一方面則由這些士兵所寄居的機器組成。這一組織結構當然不具有獨立的存在性，這是由其對人員有組織的配置，對人員行動的協調，對空間的分割，對各個單位的等級化安排所造成的效果，所有這些都是特別的實踐活動。這種配置、安排和行動，即是軍隊全新力量的內涵所在，舍此無他。但這類活動的秩序性和精確性產生了這樣一種效果，即存在着一套外在於其組成人員的組織結構，該結構反過來安排、囊括和控制着這些人員。
類似的雙重維度效果也可在殖民權力的其他體現形式中觀察到。比如，在19 世紀對開羅的重建中，新街道布局的設計是要體現一種規劃安排，這樣的規劃安排並不僅僅是協助都市重建的工具，而是一種體現於城市街道布局，並印刻進市民生活之中的秩序原則。如同舊日的城市一樣，新的城市依然僅僅是對土地和空間的某種分配，但這種分配的規律性造就了對某種外在於實體街道、作為其非實體結構而存在的事物的體驗。現在，城市的秩序將通過事物自身的物質存在（如同人們現在說的那樣）和它們不可見的、超乎物質存在（meta-physical）的結構間的關係體現。
作為現代機構特性的對空間和功能的精細劃分，對這些功能的等級化安排，對監督和監控的組織，將時間標記為各種日程和計劃— 所有這些行為都導向了一個並非由一系列社會實踐活動組成，而是由一種二分性秩序（binary order）組成的世界：一方面是個體和它們的活動，另一方面則是通過某種途徑獨立於個體、先於個體存在、包含並賦予個體生命以框架的靜默的結構。這樣的技術創造了一種關於現代性的獨特形而上學（metaphysics），在其中世界分解為個體- 體系、實踐- 機構、社會生活及其結構—換言之，即物質存在及其意義（meaning）—這樣具有雙重維度的形式。
關於意義或表象（representation）的問題是上述結構性影響（struc-tural effect）的一個基本方面，也是本書的中心主題。本書認為，造成了全新的結構性影響的組織方法和安排手段，同時也引發了對意義的現代體驗，這表現為一種表象過程（a process of representation）。在關於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形而上學中，對世界的體驗在本體論層面截然兩分為物質存在及其表象—以語言、文化或其他表達形式呈現。現實存在是物質性的、靜默的、缺乏內在意義的，而表象則是一種非物質性的、無形的理解維度。《再造國家》一書通過展示促生了這種本體論的殖民實踐活動，探究了前者的力量和局限。本書以作為歐洲殖民計劃一部分的19 世紀大型世界博覽會為例，展示了表象過程的性質。借用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和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著作中的說法，本書將這種現代性形而上學指稱為“呈現為博覽會的世界”（world-as-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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