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中共九大會議上,毛主席突然問身旁的周恩來:
“看到紀登奎同志沒有,他馬上要發言了。”
周恩來掃視了一下前面的代表席,說:
“主席,紀登奎同志,在下面坐着呢!”
圖|紀登奎
這時,紀登奎從座位上起身,大步走向發言台,當他路過毛主席的座位時,主席微微一笑,說:
“請你發言!”
然後,主席站起身來,向全體代表宣布:
“他是紀登奎同志,山西人,一直在河南工作,是我的老朋友啊!”
與會代表無不張大了嘴巴,他們沒想到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同志,竟然會是毛主席的老朋友,而且主席還親自為他介紹。
會上,毛主席推選紀登奎為第九屆中央委員。
在後面召開的九屆一中全會上,經毛主席提議,他又被選舉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紀登奎為什麼會成為毛主席的老朋友?
這個故事還得從1951年說起。
一、紀登奎與毛主席的第一次見面
紀登奎與毛主席第一次見面是在1951年的春天,在河南許昌。
毛主席對許昌這個小城有着獨特的情感。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攜漢獻帝前往許昌,並將這裡定為東漢末年的京城,當時人稱許都。曹操就是在這裡建功立業的,毛主席非常佩服曹操的文治武功,所以對許昌也就產生了獨特的情感。
建國初期,毛主席數次南下考察。每次火車路過許昌,他都要下來聽取許昌政府工作人員的報告,順便做一些批示。他還親自視察了許昌下面的襄縣、長葛等地。
1951年春,毛主席乘坐火車沿着京廣線南下,途經許昌時,他吩咐停車,說要了解一下當地市、縣的黨建和宣傳工作。
起先,毛主席找的是許昌地委書記路憲文匯報工作,可是他說話模稜兩可、磕磕絆絆,沒有給出毛主席滿意的回答。
主席還以為他是過於緊張,才說話沒條理的,開玩笑問他:
“你們許昌不是有個叫上蔡縣的地方嗎?那應該還有個下蔡縣吧!”
路憲文更加緊張了,他哆嗦地回答:
“主席,我準備不充分,不了解下蔡縣。”
“你們信陽,那個宋士傑告狀的文廟還在吧!”
圖|毛主席
“主席,我準備不好,不知道。”
“行吧,我們開始談工作。”
路憲文從頭說到尾講的都是,過去紅薯只能蒸着吃,現在可以做饃饃、包餃子……
毛主席興趣索然,說:
“合著你就是個草包書記呀!把你們副書記叫過來。”
當時,紀登奎擔任許昌地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為毛主席彙報工作的任務,本來就應該由他來完成,可路憲文卻搶在他的前頭,想在毛主席面前表現一番,沒想到弄巧成拙、狼狽不堪。
紀登奎被工作人員帶進毛主席所在的車廂,第一次與主席近距離談話,說不緊張是假的。
他向主席自報家門:
“毛主席您好,我叫紀登奎。”
毛主席上下打量他,看他年紀不大,隨口問道:
“小夥子今年多大了,沒有30歲吧?”
紀登奎回答:
“沒呢,主席,還差兩年。”
“我今年58歲了,再過兩年就是花甲老漢了,你還沒到而立之年呢!”
“主席氣色好,看上去不像快60歲的人。”
“你這小夥子會說話。”
“謝謝主席的誇獎!”
“差點忘記正事了,我叫你上火車呢,主要是想聽你彙報一下你們這裡的情況。”
“主席,咱們許昌位於河南省中部,地勢平坦,是個農業大市,盛產小麥、玉米等農作物。”
“我吃過你們生產的麵粉。”
“歷史方面呢,許昌曾經是東漢的都城,歷史名人和文化古迹非常多,像曹操、許由等都在許昌生活過。”
“嗯,你繼續說。”
“資源物產的話,許昌煤炭、鐵礦資源較為豐富……”
“小夥子,看來你是下了不少功夫啊!辛苦了呀!”
“沒有,為人民服務,這是應該的!”
接下來紀登奎着重向主席介紹了許昌地區的宣傳工作、密切聯繫群眾等經驗。他說話有山西口音,又帶上點河南味,但很流利。
他隨身準備着演講稿,可一直沒有翻看過,在講到一些具體數字和事例時,他會放慢語速,有意讓主席聽得清楚些。
這次彙報一口水沒喝,紀登奎滔滔不絕講了一個多小時,要不是工作人員提醒,他可能連續幾個小時都不帶停的。不過,毛主席感興趣的方面,他都提到了。
主席對他的彙報十分滿意,不時還在本子上寫下幾個字。
他說完,拿起杯子要喝水,毛主席突然發問:
“紀登奎同志,你挨過批評嗎?”
紀登奎放下杯子,望着主席的眼睛,不假思索地說:
“挨過,還不止一次呢!”
“到底幾次?”
“有兩次吧!”
圖|毛主席
毛主席點點頭,對他的回答很滿意:
“我比你還多一次呢!挨點批評也好,長記性。”
“是的,主席!”
“他們批評完你,你覺得批評對了,還是錯了?”
“批評錯了,兩次都是錯的,不過我不記恨他們!”
“那你詳細說一說,那兩次經歷吧!”
接着,紀登奎簡單講述了自己那兩次挨批評的經歷。
毛主席聽完,反問他:
“那你批評過別人嗎?”
“有,批評別人的次數,比我挨批評的次數還要多。”
“有批評錯了的嗎?”
“有時候也搞錯過。”
主席坐直身體,嚴肅地問道:
“你殺過人嗎?”
紀登奎被主席這個問題嚇到了,但他沒有猶豫,立刻回答道:
“殺過,剿匪、反霸、鎮壓反革命,殺了不少人。”
“殺錯過嗎?”
“也有。”
主席的表情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只好進一步解釋其中的原因,說:
“那時情況危急,我沒來得及調查就把人殺了,這是我的失職。”
毛主席緩緩地說:
“還是要調查清楚再給人定罪,能少殺的盡量少殺,能不殺的盡量不殺。”
實際上,有人覺得毛主席前面問的這一段話,是在考察紀登奎,看他到底敢不敢說實話。
究竟是不是在考察,已經沒辦法還原事實了,總之毛主席對紀登奎的回答很滿意,他也從此記住了這個許昌的、年輕的宣傳幹部。
圖|毛主席
毛主席一路南下到達武漢後,派人找到王任重,要他找人去許昌總結宣傳工作的經驗。
王任重找到宣傳處長郭小川,讓他到許昌進行實地調查,不到一個月,他完成了一篇題為《中共許昌地委宣傳工作》的文章,發表在當年的《人民日報》上。
因為許昌地區的宣傳工作反響巨大,5月,紀登奎應邀參加全國第一次宣傳工作會,並向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宣傳許昌經驗。
毛主席當眾稱讚他:
“紀登奎將我黨的宣傳工作帶上了新的台階,他算是我的老朋友了。”
會議結束後不久,紀登奎由副書記轉為正書記,管理當地17個縣、市,時年28歲,成為全國最年輕的地委書記,沒有之一。
這為毛主席在中共九大會議上,推選他為第九屆中央委員奠定了基礎。
二、毛主席要聽實話
1953年,毛主席又來到河南視察,他問河南省委書記潘復生:
“紀登奎同志在嗎?我要聽他給我彙報!”
紀登奎踏上專列,來到毛主席面前,主席讓他找地方坐下。
他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毛主席想了解哪一方面的事情。他只能籠統地將許昌的經濟、民生、黨建、宣傳等工作統統講了一遍。
主席打斷了他的發言:
“我想知道當地合作社的具體情況。”
在一般情況下,高居在上的地委書記,了解到的信息都是經過下面加工或者美化過的數據,極少有完全準確、具體細緻的情況。
幸好,紀登奎不是一個常年坐在辦公室發號施令的領導,他剛從魯山縣的一個合作點調查回來,對合作社的具體情況大致了解。
紀登奎記憶力好,他的數據都是經過實地調查的,毛主席對他的彙報給予了肯定。
主席的專列快速行駛,到駐馬店火車站時,主席親自送他和潘復生下車,囑咐羅瑞卿:
“給他們買兩張火車票!”
1963年,紀登奎進入河南省委,擔任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他還沒上任,河南省委就打來電話,通知他:
“請速來鄭州!”
他正納悶發生了什麼事,這麼火急火燎的,到了鄭州才知道是毛主席召見他。
他來不及與許昌地委告別,帶好行李坐上火車就趕赴鄭州。
毛主席問他:
“我想了解一下,洛陽地區的農村是如何戰勝災荒,克服困難的,您可要說實話!”
毛主席最後強調,要他說實話,因為主席在中南海看到的來自下面的情況,基本上是報喜不報憂,文件裡面的情況大都重複一個意思,“形勢一片大好!”這反而讓主席擔憂不已,他無法向地方下達正確指示。
他將當地受災的實際情況如實告訴了主席,主席聽完心疼不已:
“這三年困難,害慘了我們的河南人民啊!”
圖|紀登奎
紀登奎調任河南省委後,心中愧疚,感覺對不起人民群眾,他背着行囊,徒步來到信陽、駐馬店等縣的農村地區,真誠地向老百姓道歉。
三、受到毛主席的重用
1969年4月,紀登奎作為河南省代表出席中共九大會議。
4月12日,吳法憲奉命找到他,說:
“毛主席點名,要你在大會上代表革命幹部發言,時間不要超過10分鐘,主題是談一下如何正確對待群眾的問題。”
他推脫道:
“我來發言不合適吧!我不算革命幹部,只能算解放幹部。”
“那你覺得誰才算革命幹部呢?”
“劉格平、王效禹這些人才算吧!我只是由毛主席解放出來的幹部。”
“你難道還沒懂嗎?就是毛主席讓我來找你的,是他讓你代表革命幹部發言的,你要做的是接受任務!”
“不好吧!我不知道該怎麼向毛主席彙報呢,請您把我剛才說的話跟主席彙報一下吧!”
吳法憲離開半個小時後,又回來了,他告訴紀登奎:
“我向主席彙報過了,主席的回復是,他就是要你這個‘解放幹部’發言!”
九大會議上,發言的人中,周恩來、康生代表的是中央;陳永貴代表的是農民;王洪文代表的是工人;尉鳳英代表的是婦女;孫玉國代表的是解放軍。紀登奎的開場介紹是“革命幹部”代表。
輪到紀登奎講話時,毛主席四處尋找主席團成員坐席上他的身影,找了很久還沒有看到他,焦急地問一旁的周恩來:
“紀登奎同志坐在哪呢?我怎麼沒找到他?他馬上要發言了。”
周恩來指着前面的代表席,說:
“他在下面的代表席坐着呢!”
這時,紀登奎站起身來,朝發言台走去,路過毛主席的座位時,主席笑着對他說:
“請你發言!”
然後,毛主席站起身來,向全體代表宣布:
“他是紀登奎同志,山西人,一直在河南工作,是我的老朋友啊!”
毛主席講完,會場頓時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
紀登奎的發言內容大概是這樣的:
“我們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永遠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跟着毛主席干一輩子革命……緊跟毛主席就是勝利!”
他10分鐘的發言中,竟然有30多次提到了毛主席,充分表達了他對毛主席的忠心。
同樣地,毛主席在會議上說他是“老朋友”的介紹,也讓紀登奎平步青雲。
在毛主席的建議下,紀登奎在第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當時他才46歲。
1969年5月2日,毛主席到河南省代表暫住的京西賓館,接見了耿起昌、王新、紀登奎、劉建勛等人。談話結束時,主席單獨對紀登奎說:
“你要調到北京來工作幾個月,幫中央打個短工吧!回去後,我讓周總理安排一下,他什麼時候通知,你就什麼時候來。”
“毛主席,我水平還不太行吧!”
“凡事開頭難,來中央鍛煉一下也好啊!”
6月1日,毛主席的專列經過鄭州,劉建勛、紀登奎上車彙報情況,主席再次強調:
“紀登奎同志要儘快來北京工作!”
圖|紀登奎
紀登奎謙虛地說:
“我能力低,水平差,去中央工作更不行。”
“這樣,我覺得你可以兩頭跑,一半的時間在北京,一半的時間在河南。北京的工作比較難,在北京工作時間不能太長,就當打個短工吧!”
他只好答應下來。
他到北京後,在中央的主要工作是抓農業問題。當時的中國,雖然工業有所發展,但還是以農業為主,所以他肩膀上的擔子並不輕。不過,他畢竟從基層一步步升上來的,對農業方面非常熟悉,做這方面的工作對他來說手到擒來。
四、建設大寨縣
1968年8月,中共山西昔陽縣委第一個提出要建立大寨縣的口號。縣委召開誓師大會,莊嚴宣告:
“治山治水、改天換地、重新安排昔陽河山。”
從1967年到1969年,昔陽縣大搞農田開墾,新開拓農田8萬多畝,擴大灌溉面積3.1萬多畝。
1969年,全縣糧食產量達到1.67億公斤之多,比1966年的8000萬斤翻了一番。到1970年,昔陽縣糧食總產量突破2億斤,平均畝產542斤。這對當時糧食緊缺的北方來說,是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示範。
中央十分看重昔陽縣的這番成績,決定在昔陽召開一次“北方農業會議”,會議代表來自黑龍江、吉林、遼寧、北京、天津等14個省市。
會議由紀登奎全權負責,他的任務就是要考慮好這個會要怎麼開,解決一些什麼問題。
接到任務的他,立刻帶人趕到昔陽縣考察,為大會的召開積累素材。
原昔陽縣委書記陳永貴已當選為中央委員,他對紀登奎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
8月9日下午,陳永貴和山西省領導陪同紀登奎,在當地轉了一圈,隨後上了虎頭山。
紀登奎看着生機勃勃的莊稼,對他們說:
“看樣子,今年又是一個豐收年,有可能打破糧食產量的記錄啊!”
他操着山西口音和他們邊走邊聊,從路邊的玉米,聊到化肥、土壤和穀子的長勢。從春天聊到冬天,農業的方方面面無所不談。
紀登奎對昔陽縣最大的印象是,他們吃苦耐勞的精神。他想着,同樣是一群人,同樣是一個國家,並且昔陽縣的自然環境,也沒有比北方其他地方要好很多。為什麼它就可以3年糧食產量翻一番呢?為什麼它就能從一個需要靠外運糧的縣,迅速轉變為一個有餘糧的縣呢?
經過一番思考,他得出結論:
“是人!關鍵還是在人!人的因素起到決定性作用。”
他叫記者在寫學大寨的材料時,要強調人的因素。
後來,他又在昔陽縣考察了3天,在這幾天里,一個農業大國的農業發展大計——建設大寨縣,在他的頭腦中逐漸萌芽。
他很快寫完了《在中央北方農業會議上的彙報提綱》(初稿)。
《提綱》指出:
“學習大寨要把毛澤東思想放在首位,要活學活用,不能模式化、教條化。”
8月20日的北方農業大會上,山東組提到:
“同樣是一片天,同樣是一塊地,同樣是毛主席的英明領導,為什麼山西昔陽縣能做到,我們山東做不到?”
會議記錄報告呈送給毛主席批閱:
“同意!”
8月28日,《人民日報》正式宣布全國第一個農業大寨縣建成,同時發表社論:
“昔陽縣從一個缺糧縣變成一個餘糧縣,給全國各縣的領導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
‘昔陽縣能辦到的,其他縣為什麼不行?一年不行,兩年不行……四年、五年總是能成的!這裡的關鍵因素在於人……’”
從此農業學大寨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展開了。
五、晚年辭去黨內職務
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紀登奎主動辭去他擔任的所有黨內職務。
圖|鄧小平
後來,鄧小平找他談話,要他繼續為國家做一些工作。
於是,中央安排他主管旅遊工作。他提出:旅遊業是‘無煙工業’,在未來絕對會給國家創收。同時他給出了許多關於旅遊業的具體建議。中央贊同他的看法,並在旅遊產業上投入不少財政資金。
1982年.紀登奎早年的戰友趙紫陽提議,將他安排到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王震代表中央找他談話,給他的職務是“部級研究員”。
上任後,他在短短几年時間裡,走遍了除西藏以外的省、自治區、直轄市,調查研究的收穫很大。
晚年他在評價毛主席時,說:
“毛主席是中國乃至全世界最偉大的一位人物,他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為中國革命、新中國建設殫精竭慮……在維護國家主權問題上,他是寸土不讓的,抗美援朝、對印自衛反擊戰、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對越自衛反擊戰,這幾場戰爭都深刻表明了毛主席的戰略眼光是獨到的、正確的……”
曾經有人問過他:
“你晚年還想做些什麼?”
他回答:
“我還想到大學裡面去教書,講講政治經濟學之類的課程。趁我還能動,我還想多看看咱們的國家。”
1988年7月13日21時06分,紀登奎突發心臟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5歲。
《人民日報》在報紙上發了一則普通的訃告,這樣評價他:
“他是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