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說，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偉大的哲學家馬克思曾經也說過，忘記歷史就等於背叛，而對於我們來說，華夏民族的上下五千年更加重要，近代的國恥，對於我們來說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古代的輝煌，更加應該被我們所銘記。
在漫長的古代史之中，封建社會所佔到的比重長達兩千多年，這段歷史可以說是我國古代歷史的巔峰時刻，因為在這一時期，我們無論是從制度還是社會發展狀況來看，都是領先於世界的，相對穩定的中央集權制度之下，社會伴隨着時代的更替不斷發展。
這段巔峰的時期之內，每一個時代都衝擊起了非常高的浪潮，留給我們現在所值得研究的東西就更多更優秀，我們講究一個薪火相傳，一脈相承，許多珍貴的東西一直被我們從古代一直保留到了今天，當然不止是全為文字的史書典籍，還有一些潛移默化的優良傳統。
這些東西並不需要文字等一些固定的形式，往往是通過言傳身教的方式一直融入在我我們的生活之中，一直保留到了今天，這些東西往往不需要刻意教授，隨着我們一天天的生活就可以融會貫通，養成習慣。
比如古人的殉葬制度，就是與當時的社會制度掛鈎的，和我們現在一樣，葬禮的隆重與否很大程度取決於家里的環境狀況。但是在明朝的時候，卻是出現過一個非常反常的情況。明朝清官裹草席下葬，300多年後墳墓被打開，卻挖出10億珍寶。
殉葬制度與文物差別
我國古代對於殯葬這一方面的制度還是比較看重的，並不是國家規定，而是中國社會從人類一產生就形成的血緣關係紐帶所決定的，正所謂落葉歸根，入土為安。對於已故之人的尊重和儀式，很早就自發地養成了。
在我國還處於奴隸制社會的時候，對於祭祀和殯葬方面已經是相當看重了，比如青銅器最早出現的時候，既沒有用作耕種，也沒有用作戰爭的兵器，而是直接用作祭祀，足以體現古人對祭祀的看重，不僅器具，甚至在祭品方面也是非常的豐富。
當然，與我們現在不同的是古人的陪葬品，當然，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文明開化的時代已經沒有陪葬品這種說法了，有些必要的物件也是直接採用燒紙的形式，但是在古代不同，古代的陪葬品可以說是進行了從恐怖到平淡的演變。
窮人家暫且不論，因為家庭條件的限制基本都不會有多少陪葬品，但是對於那些家資萬貫的王公貴族來說，陪葬是非常有必要的，畢竟在他們的認識之中，人死了之後會去另外一個世界，所以只要和需要的東西一同下葬，就可以將這些東西全都帶過去。
但值得一提的是，帝王將相最早選擇陪葬的東西是活人，比如秦始皇在駕崩之後，秦二世曾令許多嬪妃直接殉葬，甚至連修建墓穴的人都不放過，這種殘忍的制度在秦朝滅亡之後很快就被拋棄，而且在陪葬方面也是多採用物品的方式。
然而在古代的時候，朝臣們根據生前所擔任的官職不同，陪葬品的種類和多少也是不太相同的，最典型的就是文官和武官的差別，我們知道，每一個朝代文官和武官的地位都是不相同的，有些甚至是天壤之別，但是總體來看武官的地位是比文官要略高一些的。
因為對於封建社會來說，戰爭和平是在不斷交替進行的，除了改朝換代之外，邊疆地區的侵略戰爭也是時常進行的，能征善戰的武將基本就算是國家的保障，所以同等地位的情況下嗎，武官的陪葬品是要比文官多的。
但是需要說明的是，也僅僅是多而已，武官的陪葬品在價值方面是遠遠比不上文官的，因為在下葬的時候，陪葬品是根據所埋葬人員生前的愛好進行挑選的，對於武官來說，無非就是“兵器，鎧甲，戰馬”這些東西往往會伴隨時間的推移而消磨殆盡。
即使被後來人發現也是值不了多少錢，鐵器甚至還會生鏽，但是文官不同，對於那些位高權重的文官來說，陪葬品也是非常的珍貴，一些古玩字畫是少不了的，當然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金銀等貴金屬，這種化學性質穩定的貴金屬一旦被發現就是價值連城。
所以在古代的時候經常會出現，武官的墓葬被發現之後是空空如也，但是文官的墓葬之中卻都是價值不菲的陪葬品，當然，這段歷史歷經那麼多年，無論文武官員都有落魄的時候，裡面的東西自然是存在反常。
大墓出現
中國作為一個歷史底蘊非常深厚的國家，地底下挖出來一些東西是很常見的，不僅僅是專業的考古隊，甚至是有些樸實的農民隨便一挖就能出現一大片，比如浙江省的一戶人家，那時正是建國初期，我國對於這些古代的墓葬還沒有進行大規模的開發。
這一天，浙江的一位農民發現自己家的房子由於天長日久，有些地方已經出現了損壞和塌陷，由於當時的國家 現狀，找人來重修對於當時的農民來說是承受不起的，隨意這個農民就決定自己動手去附近的礦山上進行挖掘。就是這一挖，引發了一件大事。
當時的他只是想開採一些石料，對於別的東西並不是怎麼在意，但是還沒挖多久，就在其中發現了不同尋常的東西，在較淺的地層中，竟然發現了金器，雖說這位農民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也知道在這麼淺的地層之中挖出金子是完全不可能的。
根據這金器的形狀，他很快就判斷自己可能是挖到某個大墓之中的陪葬品了，當時的人們文化水平普遍比較低，對於文物什麼的也不存在什麼保護意識所以這座墓一經發現就引起了村民的哄搶，當然，也有不少明眼人知道這是文物，不能佔為己有，所以很快就報了警。
驚人結論
考古人員很快就來到這裡，對這一塊的墓葬進行了保護性的發掘，很快，整個大墓就重見天日，而這座陰宅的正主也很快被人們所得知，通過專家的解釋，我們得知這裡乃是明朝時期抗倭有功的名將王士琦的墓穴。
話說這個王士琦從很小的時候就已經表現出了過人的才華， 1583年出生的他在年僅十五歲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議政，並且考取了功名，可以說是文武雙全，但是自身的熱血以及當時明朝受到倭寇騷擾的現狀讓他果斷的偏向了武性。
所以在進入朝中之後很快就帶兵抗擊倭寇，親自到達那些日軍騷擾的地方親自帶兵作戰，在王士琦的帶領之下，打的敵軍節節敗退，此後王士琦並沒有就此折返，而是帶着大軍，四處駐守巡視，防止外敵入侵，而後受朝廷調遣，在江南一帶駐守。
最終由於四處奔波，積勞成疾，患上重病，最終病故在山西，值得一提的是，王士琦此人一生潔白，兩袖清風，四處征戰和漂泊的人生也並沒有積累多少財富，甚至傳說王士琦在去世之後，手下僅用一張草席子就將其埋葬了。
無論是其武官的真實身份還是生前有限的財富來看，此後被發現的墓葬之中都不應該出現金器等貴金屬的陪葬品，這應該是文官獨有的配置，而根據當時在王士琦墓中所發現的珍貴陪葬品，其總價值非常高，差不多有十億上下。
其中的陪葬品更是高達三百多件，甚至是超過了一般的小諸侯，這在當時等級森嚴的古代壓根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專家根據墓中的物品，確定是王士琦的墓沒有錯，那這遠超文官的陪葬品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真相大白
而後經過多方面的考證發現，這些價值連城的金銀陪葬品，並不是王士琦自己的，而是當時明朝的皇帝賞賜的，當然，賞賜的原因很快也被我們發掘了出來，原來是王士琦曾經帶兵外出抗倭的時候，不僅擊退了當地的侵略者，還對當地遭受戰火的人民進行了安頓。
不僅如此，回國之後對於本國的臣民更是無微不至，王士琦此前曾在山東河南等地都曾當過縣官，對百姓非常的體恤和愛護，為官期間做事的出發點都是老百姓的根本利益，王士琦的這種行為都被老百姓看在眼裡，所以對王士琦非常的敬佩和愛戴。
當受過他恩惠的百姓們知道自己的父母官去世之後只有一張席子裹屍體的時候，那是非常的傷心，於是自發地聚集起來，製作了十把萬民傘，來確切的表示王士琦當官期間對人民所做的貢獻，並且很快將它送到了當時明朝皇帝的手中。
當時的皇帝在知道王士琦的功績之後，也是非常的佩服，對於百姓不甘心讓他如此蒼涼下葬的要求，也是無條件滿足並很快落實，雖說是武將，但是對於百姓的表現絲毫不下於任何一個文官，所以明朝皇帝為王士琦賞賜了大量的陪葬品。
這也就是我們今天看到武官的墓中有價值十億的金器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