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河北
流年如斯，歲月滄桑，黃敬同志離開我們已經五十六年了。可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他的音容笑貌猶在眼前，我們對功勛卓著、深得冀中軍民愛戴的領導懷念至深。
黃敬同志，原名俞啟威，是浙江省紹興縣一個世代官僚家族的後代。祖父是清末翰林，曾任南京陸師學堂總辦，厘捐總局局長；父親曾任北洋軍閥政府工藝局局長，國民政府交通部隴海鐵路局局長。黃敬同志於1912年出生在北平，後到南京、天津上學。1930年後，在上海參加了著名話劇團體“南國社”當演員，結識了一些進步人士和革命者，並閱讀了許多進步的和馬列主義的書籍；1931年暑假，考入青島大學物理系，由於他在“九•一八”事變後的愛國運動中表現突出，學校中共黨支部於1932年吸收他為黨員；1935年在北平參加領導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學生運動；1937年2月，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1937年5月奉命去延安參加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代表會議，接着又出席了黨中央召開的白區黨代表會議；11月，中共晉察冀省委成立，黃敬同志任省委書記；1938年4月，黃敬同志到冀中任中共冀中省委(後改稱中共冀中區黨委)書記
；1942年秋後，任中共冀魯豫區黨委書記和平原分局書記；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共天津市委員會書記和天津市市長，並任中共華北局委員，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技術委員會主任，仍兼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黃敬同志因積勞成疾，於1958年2月10p日去世，享年47歲。
1985年，黃敬夫人范瑾讓趙勇田保存的黃敬青年時代的一幅照片。（中紅網圖庫）
黃敬同志1938年到冀中，1942年離開冀中，擔任中共冀中區黨委書記。他是冀中抗日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為冀中抗日根據地的創建、鞏固和發展，為堅持冀中平原的抗日鬥爭做出了重大貢獻。1939年春至1942年秋，我在黃敬同志身邊任警衛員、機要通信員，同行軍、同戰鬥、同助民、同娛樂，他是我革命道路上的領路人，終生難忘。
（一）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河北中部地區，首當其衝，風起雲湧，掀起了抗日高潮。
1938年春，冀中平原抗日根據地已擴大到30多個縣，擁有人民自衛軍和河北游擊軍兩支重要武裝力量。為進一步加速冀中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中國共產黨在冀中區需要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在此關鍵時刻，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決定派黃敬同志到冀中主持工作。他在1938年3月參加了晉察冀邊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後來到冀中，在中共冀中省委傳達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晉察冀軍區的指示和決定。省委認為指示非常及時，決定召開中共冀中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動員全黨從各方面加強冀中抗日根據地的建設。
中共冀中區第一次代表大會，於1938年4月21日在安平縣城召開。出席大會的有所轄地方區以上和各部隊團以上黨組織的代表500餘人，代表着全區8000多名黨員。會議期間，由黃敬同志傳達了中共中央“十二月會議決議”和晉察冀邊區黨代表大會的決議，魯賁同志作了冀中黨的工作和群眾工作的總結報告，呂正操司令員作了軍事工作的總結報告，孫志遠主任作了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與會代表分析了冀中地區的鬥爭形勢，總結了組建抗日武裝和創建根據地的經驗及存在的問題，明確了冀中區的中心任務是：鞏固擴大抗日根據地，統一擴大抗日武裝，建立健全各級抗日政權。
會議期間，提出了解決當前問題的多項重要措施：加強冀中省委，統一黨的領導；統一和加強政權組織；將人民自衛軍和河北游擊軍統編，經中央軍委批准，編成八路軍第三縱隊兼冀中軍區；撤銷各地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建立統一的政權機構和群眾組織；認真執行減租減息，嚴禁高利貸，切實改善人民生活，建立統籌統支的財政經濟制度；加強部隊黨的建設和確定作戰方針等等，經過深入討論，一一予以通過。
大會選舉黃敬、魯賁、張君、呂正操、孫志遠、孟慶山等同志為中共冀中省委委員，由黃敬同志任省委書記，魯賁為副書記。大會歷時12天，於5月2日結束。
這次代表大會，是冀中地區建立黨組織以來空前的一次大會，具有重大意義，它標誌着冀中抗日根據地的成功建成。從此，冀中區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以及各項工作在區黨委領導下，不斷發展，不斷進步，加速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據地的建設。8月初，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關於改變敵後黨的領導機關的通知》，中共冀中省委改稱中共冀中區委員會(簡稱冀中區黨委)。
1938年7月7日，全民抗日戰爭一周年的時候，區黨委決定舉行大規模紀念活動，一方面繼續動員全區人民抗日鬥爭，一方面擴大冀中根據地的影響。為此，冀中區黨政軍民在任丘縣城外原國民黨第二十九軍營房操場上聯合召開了紀念大會，到會軍民兩萬餘人。其中，有30多個縣的工農青婦女及回民各群眾團體的代表和抗戰烈士家屬代表，包括國民政府軍抗戰犧牲烈士的家屬，第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將軍的家屬也應邀到會。會議中，冀中黨政軍民各部門的領導向到會的烈屬代表進行了慰問，發放了救濟金和物資，還檢閱了人民子弟兵和民兵隊伍。黃敬同志代表區黨委向大會作報告，他闡述了冀中抗日根據地建設的成就和冀中抗日根據地建設的經驗，以及一年來對日作戰的情況。他特別指出：冀中的抗日鬥爭形勢，將是極為殘酷的，所以要抓緊有利時機，進行根據地的各項建設，萬不可麻痹大意。各界代表的發言，一致表示要加強團結，搞好各項工作，動員群眾投入更艱巨的鬥爭，爭取新的更大的勝利。
為適應形勢的需要，不久又召開了冀中各群眾團體負責人和各縣群眾團體代表200餘人參加的冀中各界抗戰建國聯合會成立大會。黃敬書記、魯賁副書記、呂正操司令員、李耕濤冀中行署副主任到會並講話，大會選舉史立德同志為冀中各界抗戰建國聯合會(簡稱抗聯會)主任，王奐如同志為副主任，從此抗聯會擔負起統一協調各抗日群眾團體的抗日鬥爭任務和做好上層各界代表人士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
實踐證明，冀中區召開抗日戰爭周年紀念大會和成立冀中抗日建國聯合會非常適時，對於後來冀中地區時局的發展和根據地建設起着重大的作用。
1942年10月，黃敬書記和秘書趙勇田分別時，他把常用的皮包贈給趙勇田留用，趙勇田一直保留至今。（中紅網紅色圖庫）
1950年春，在北京西山合影。左起：賀龍、聶榮臻 、黃敬。（中紅網圖庫）
(二)
黃敬同志在主持冀中區黨委工作中，很重視強化黨的領導，着力抓了冀中抗日根據地黨的建設、政權建設和群眾組織的建設工作。
冀中地區的共產黨地方組織有較好的基礎，但在抗戰形勢急速發展的情況下，任務日益艱巨和繁重，為進一步發揮黨的領導作用，黨的工作亟需整頓與加強。在黃敬書記主持下，冀中區黨委首先抓了建立健全各級黨組織的工作，同時積極穩妥地在農村和部隊中大力發展黨員，建立健全了基層黨組織。1938年底，安平縣中共黨員數目是1970人，我家5名黨員就在其中。至1939年8月全區黨員已達到70000餘名。1940年1月，冀中區黨的組織建設已經從上至下有了完備的組織系統。所轄5個中共地區委員會、幾十個中共縣委員會都已健全，幾乎村村都有了黨支部。
在黨組織日趨完善，黨的領導作用不斷增強，黨員大量發展之後，1940年1月在黃敬書記主持下，召開了中共冀中區黨委擴大會議。遵照中央指示的精神，會議強調繼續加強黨在領導抗日鬥爭中的作用，並提出在發展中鞏固的工作方針，做出了整頓黨組織和對黨員進行審查的決定。用半年時間先審查鑒定縣委與區委委員，保證這些領導機關掌握在忠實可靠的幹部手中。然後採取分批整訓的辦法整頓黨支部，每期12天，發揚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檢查支部的戰鬥堡壘作用和黨員政治思想及模範作用。對支部黨員幹部進行審查以後，轉入對一般黨員的審查，將不夠黨員條件的黨員清理出黨，全區共清理出2738人，純潔了黨的組織，提高了黨員的質量，進一步增強了各級黨組織的戰鬥力。與此同時，區黨委建立了黨校，加強了黨內教育的領導，使黨員認識馬列主義與三民主義、民族統一戰線與階級立場的正確關係，提高了黨員的民族覺悟和無產階級的政治嗅覺、提高了思想政治水平，在各條戰線上真正發揮了先鋒模範作用，冀中區的各級黨組織變得更加健全和堅強，成為冀中人民抗擊日寇的堅強領導核心。
冀中區黨委在抓建黨的同時，加強了黨對政權建設的領導。1938年4月至5月間，冀中行政主任公署正式成立(簡稱冀中行署)，這是冀中統一的政權機構。呂正操司令員兼任冀中行署主任，李耕濤同志任副主任(後為徐達本同志)。在政權建設上，各縣縣長由晉察冀邊區政府正式委任，各縣成立縣行政會議，為縣的最高權力和執行機關。明確宣布：地方政權的職責和任務主要是：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參加抗日活動；實行民主，建立民意機關，廣泛發展群眾組織，實行區、村普選；改善民生，取消苛捐雜稅，提倡和發展手工業，發展農村經濟，實行合理負擔，減租減息，優待抗屬；動員財力、物力，保證部隊經費和給養的充分供給。
作為區黨委書記的黃敬，非常重視和關心政權建設。他強調政權機構人員的組成嚴格遵守“三三制”；實行統一累進稅要按稅法徵收；合理負擔要合理，負擔面要拓寬，應佔到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為宜。多年後，曾任冀中行署副主任的徐達本回憶，他說黃敬同志是大學生，他對累進稅稅率和計算方法，非常熟悉。
1942年1月1日，由黃敬親自主持制定的《1942年工作方針及任務》文件中，對機關幹部有“三心”的要求。他對冀中行署領導幹部講話時說過這“三心”：一、虛心，要徵求各方面的意見；二、耐心，不怕麻煩，不發脾氣；三、熱心，待人謙和，注意態度，講究革命友愛。
在黨的領導下，隨着政權建設的加強，進一步健全了人民武裝抗日自衛隊的組織，從專區、縣到區、村，有了完整的不脫產的人民武裝系統，所有1 8到55歲的男子都應參加。其後又成立了婦女自衛隊，並將村中的槍支、手榴彈、紅纓槍統歸自衛隊使用，承擔起站崗放哨、偵察通信、擔架運輸、配合主力作戰、破壞交通、維持村莊治安及其它各種抗戰勤務。
在冀中行政主任公署的領導下，財政工作、對敵經濟鬥爭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水利工作、司法工作、平原民兵工作等事業都有很大的發展和加強。在這個基礎上，1 940年6月在黃敬書記主持下，冀中區黨委發布了《關於加強黨對政權領導的決定》，要求各級黨委要定期研究同級政權工作的具體方針、政策及各種法令制度，要把政權內的黨團員與政權機關的黨支部嚴格區分開，黨對政權的決定和指示，必須通過政權組織中的中共黨員去執行，黨對政權的領導着重於路線、原則、方針、政策方面，政權機構的日常工作，則由政權組織本身去執行。這一決定，既克服了黨政不分的現象，也防止了以黨代政或以政代黨的現象，保證了政權機關工作順利實施，發揮其更大作用。
在黨的領導下，冀中各群眾團體，農民、青年、婦女的抗戰救國聯合會，工人、回民、文化界的抗戰建國聯合會，從上至下紛紛健全起來，有組織地廣泛開展了發動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參加抗戰的工作，使廣大的人民群眾在嚴峻的對敵鬥爭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當時在冀中平原上響起的歌聲是，“工農兵學商，一齊來救亡”，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有志中華兒女投入抗日戰爭的大潮。在800萬人口的地區里出現了“有人出人，有錢出錢，有糧出糧，有槍出槍”的熱烈場面。為了和日軍作鬥爭，創造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和辦法。諸如拆城牆、破道路、挖道溝、挖地道、埋地雷、打狗運動、站崗、放哨、送情報、抬擔架、救護傷病員、做軍鞋、做軍衣、運送軍糧，甚至拿槍拿刀直接參戰等，都是依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和支持。程子華政委在回憶冀中這段歷程時曾深情地說，“五一大掃蕩”後，冀中根據地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仍然堅持鬥爭，直到勝利地對日寇進行反攻，沒有那麼好的群眾基礎是不可能的，而這與黃敬同志領導發動群眾做了大量工作、打下良好基礎是分不開的。在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中，黃敬經常提醒人們正確掌握政策，防止發生過激偏向。
面對殘酷的戰爭環境，黃敬書記十分關注冀中區廣大人民群眾對敵鬥爭的好人好事和典型事件，指示新聞單位及時報道和宣揚，以活生生的人和事，教育和鼓舞抗戰軍民。諸如活躍在白洋淀上的雁翎隊、冀中婦女挖地道、無極縣兒童查路條的小模範、武強縣寧死不屈的英雄少年溫三郁，以及擁軍模範、後被稱為“冀中子弟兵的母親”的李杏閣等，都先後在《冀中導報》上介紹過他們的英雄事迹，在群眾中引起廣泛影響。
(三)
冀中地區人口稠密，物產豐富，北鄰北平、天津、保定，居民的文化程度較高，抗戰爆發以後，在黨的領導下，隨着群眾的發動和鬥爭的需要，文教事業很快有了新的發展。黃敬書記十分重視這一客觀現實，他關心支持冀中地區文化教育事業和文藝活動的開展。每年年初，冀中區黨委工作計劃中對於全區文教事業的發展，都有明確的要求和進度指標。至1940年夏季，冀中地區基本上每個行政村有了初級小學，每個區成立高級小學，入學兒童達到學齡兒童的80％以上，成人的識字教育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各地從實際出發，用不同形式和方法普遍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民校”制度(註：所謂民校，是指農村利用冬閑或利用原有小學設備辦“夜校”等多種方式)，有關教師隊伍的培養和課本教材的編寫、印刷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績。在根據地的基本區內青年文盲大多數掃除了，有條件的八專署、十專署開辦了八中和十中，七專署和九專署合辦了一所七九聯中，提高了教育水平。
隨着普及文化教育的開展，不僅提高了人們的素質，同時也促進了農村的文化生活。不少村莊成立救亡室，出壁報，寫標語；成立歌舞隊，組建村劇團，農村氣氛非常活躍，處處蕩漾着抗日救亡歌聲，鼓舞着廣大群眾投身到對敵鬥爭中去。
為了指導全區工作，區黨委出版了《冀中導報》，在全區發行。與此同時，新華通訊社冀中分社成立，及時傳播冀中抗日軍民的高漲熱情和犧牲精神。此外，各地委、縣委也都出版了自己的報紙，還有的出版了不定期刊物。抗日烽火中，黃敬書記支持文教系統在全區發動了《冀中一日》的寫作活動。
為了滿足群眾文化生活的需要和加強抗戰宣傳，冀中區黨委在黃敬書記支持下成立了直屬的新世紀劇社，冀中軍區政治部較早地成立了火線劇社，各軍分區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劇社，各縣也相繼成立起劇社，後發展到大村都有村劇團，冀中的村劇團達到了1700多個，群眾性地開展了大編大演抗日戲劇的活動。冀中平原大地一時出現了“村村有劇團，處處有歌聲”的壯麗場景，激勵着廣大人民群眾的抗日熱情。1940年春，新世紀劇社從華北聯大學習回來後，黃敬聽了梁斌社長的彙報，對劇社今後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要求：“新世紀劇社今後除了演戲唱歌之外，還要像只老母雞那樣的工作，下蛋孵小雞，下很多的蛋，孵很多的小雞，把冀中的文藝工作活躍起來。”
新世紀劇社按照黃敬書記的指示，先後開辦了兩期文藝訓練班，對400餘名地方文藝骨幹進行了以戲劇、音樂為主的基礎知識的培訓；1941年，劇社派出人員到一分區、三分區、四分區輔導村劇團和開辦文藝訓練班，推動地方文藝活動的開展。
火線劇社在聯大學習時，正值晉察冀地區各劇團盛行演大劇之風，也想排演一場大戲，回到冀中後醞釀排演曹禺的《日出》。黃敬書記、呂正操司令員、程子華政委都支持他們這一舉動，但苦於找不到《日出》的劇本，黃敬書記知道後說“這好辦!”他通過地下關係從北平找來劇本，解決了這個難題。從1941年5月4日八路軍三縱隊(冀中軍區)成立3周年紀念大會起，連續演出話劇《日出》多場。這個大劇目在烽火連天的戰地演出，雖不適合當時敵後戰爭環境的要求，但這種藝術實踐在提高劇社藝術水平方面卻起了重要作用。
(四)
黃敬書記一向關心黨的各項政策的制訂和實施，特別注意把中共中央、北方局以及中共北方分局制定的各項政策精神結合冀中情況創造性地表現出來，深得群眾擁護。如有關統一戰線、民族政策、反霸鬥爭、三三制政權、減租減息、稅收、反磨擦鬥爭等各項政策，特別是在冀中平原敵我鬥爭進入異常激烈以武裝鬥爭為主的形勢下，有些地區、有些時候實施了革命的兩面政策，通過合法鬥爭形式，掩護隱蔽鬥爭和武裝鬥爭，減少敵人對我軍民的殘酷迫害，保護人民群眾利益，保護抗日軍隊和黨政群工作人員，積蓄和發展抗日力量，堅持和擴大了統一戰線工作，對堅持冀中平原抗日游擊戰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武漢失守以後，敵人回師後方，開始了從點線佔領擴大到面的佔領時期。敵人依靠點線進行“清剿”、“蓖梳”、“剔抉”搜捕八路軍和共產黨的幹部，並擴向所有村莊，成立維持會，建立偽政權和保甲制度，建立聯絡員組成情報網。開始的時候，我們的方針是教育人民和幹部不給敵人幹事，保持民族氣節。而敵人依靠軍事上的優勢認為這是“匪村”，就天天來燒、殺、搶掠，有的村房子被敵人拆光了，老百姓都跑到外村去，也不派聯絡員，結果使群眾受到了莫大的損失，而我們的工作卻也很難開展。與此同時，有些村莊的幹部為了減少損失，就表面應敵，實則繼續堅持抗日工作。於是就出現了三種政權形式：一種是投降派和漢奸組織的降日偽政權；一種是敵人選用的由一些地痞流氓和土豪劣紳組成的偽政權，他們雖不一定忠心於敵，但也不擁護我們，且貪污腐化，壓榨群眾；再一種是我們的黨員幹部為群眾所推薦，擔任聯絡員和偽村長，成為抗日兩面政權，表面應付敵人，實則忠於抗日。面對這種複雜的鬥爭情況，黃敬書記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1940年秋，發現了一個對敵鬥爭的模範村——深北縣的西蒲疃村，這個村黨支部自敵人在該村建立據點開始，就有組織、有計劃地掌握了偽政權、偽自衛隊，與敵人展開了機智勇敢的鬥爭，把敵人搞得暈頭轉向，而黨支部派人在敵據點村裡發動群眾破路，貫徹各項抗日政策，鞏固了抗日政權和抗日群眾組織，使非法鬥爭與合法鬥爭相結合，打擊了敵人，壯大了自己。黃敬同志於1940年冬，親自到安平縣羽林村，召集彙報會，把西蒲疃村支書孟林鶴叫來，彙報他們村對敵鬥爭的情況。黃敬書記表揚了他們，做了重要指示，並向中共北方局做了報告。但是這個問題在冀中區黨委會議上意見並不一致，有人反對採用革命兩面政策，認為這是“右傾”。
其實，1940年1 2月毛主席就發表了《論政策》一文，指出：“漢奸親日派中間也有兩面分子，我們也應以革命的兩面政策對待之”，並指出“在日寇加緊侵略中國的高壓政策進攻的時候，唯有實行上項策略原則，才能堅持抗日”。但是這一論斷沒有及時被一些同志深刻理解。冀中區黨委為研究這個問題，黃敬書記帶着區黨委秘書長李春蘭同志到定縣、安國縣城附近游擊區進行調查研究，找基層幹部開座談會，明確了“游擊區可以成為我們的根據地，只是游擊性強些。對游擊區兩面派政權要加以分化瓦解，使之轉化為革命的兩面政權。”
1940年3月25日，黃敬書記為在他身邊工作的兩個15歲小八路戰士拍照，右為趙勇田。（中紅網紅色圖庫）
1941年6月，冀中區黨委召開組織工作會議。會上正式肯定了在敵占區、近敵區實行革命兩面政策問題。黃敬書記在報告中專門講了《關於敵占區及落後區的工作問題》，他對於敵偽據點的工作、敵占區的工作、近敵區的工作都做了詳細的分析，提出了在這些地區可以實行革命的兩面政策，我們要把非法的內容用合法的形式表現出來，去應付敵人。各地黨組織認真貫徹區黨委的指示，在村中選派最可靠的共產黨員去當“偽村長”
，以應付日偽軍，探查敵人動向。之後多次發生過偽村長給日偽軍交了糧食，又立即報告當地游擊隊，游擊隊在半路設伏把糧食截回的事迹。
黃敬書記贈送趙勇田的鋼筆（筆長10厘米，銅筆線16厘米）。（中紅網圖庫）
(五)
由於冀中地區在敵人包圍和滲透之中，又是平原，戰鬥極為頻繁殘酷。作為區黨委一把手的黃敬書記，在各項工作中不能不首先考慮對敵鬥爭問題，因此他很注意軍事問題。凡涉及對敵鬥爭的重大行動，諸如反“圍攻”、反“掃蕩”、反“蠶食”等，除直接布置黨政系統的對敵鬥爭外，有關軍事行動，他都參加討論方案、制定措施和參與組織指揮。冀中地區開展地道鬥爭，開始時從上到下有不同認識，程子華政委親自到蠡縣一帶調查研究，在黃敬同志主持下召開區黨委會議，肯定了地道的作用並統一了思想，以區黨委的名義發出指示，地道鬥爭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1940年3月下旬，軍區司令員呂正操奉命率冀中警備旅到太行地區，參加追殲國民黨朱懷冰頑軍，政治委員程子華帶領南進支隊由冀中赴冀南、冀魯豫地區參加反擊頑軍石友三部隊。這時，冀中軍區領導人就剩下參謀長孫毅、政治部主任孫志遠了，有關重大軍事行動，孫毅、孫志遠就找區黨委書記黃敬研究決定。這時，敵人乘冀中部隊主力外出作戰之機，調集第110師團、第27師團、獨立混合第8旅團共37000人，兵分十幾路，氣勢洶洶地圍攻冀中抗日根據地。這時冀中軍區直屬單位、冀中區黨委首腦機關以及群眾團體有10000多人，駐在肅寧縣南北宋村一帶，目標很大。
在這一嚴峻的反“掃蕩”態勢下，參謀長孫毅根據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擬案讓領導機關“走”為上策。他找黃敬、孫志遠緊急磋商，他說，我們的目標太大，又缺乏戰鬥力，最好的辦法是分而散之，黃敬書記帶一個營，孫志遠同志帶三個連，我帶兩個連，各選一個方向突出去。
黃敬書記聽孫毅參謀長腹案後，十分鎮靜地說：“你這個辦法不行，咱們三個行動在一塊，不能分開!”孫志遠主任同意黃敬書記的看法，但對行動方向一時拿不定主意。第二天黃昏，敵人已經向我逼近，於是決定向東走，從劉缽橋過獻縣以北的子牙河向東轉移，直奔河間、大城、青縣一帶。
行動方案確定後，孫毅參謀長給地處子牙河西岸的第八軍分區發電報，說明軍區機關及直屬隊向東轉移，並已開始行動。第八軍分區複電說他們那邊敵情更為緊張，劉缽橋頭有敵軍一個營把守，軍區領導機關大部隊無論如何不能東移。孫毅立即向黃敬說明了上述情況，黃敬書記斬釘截鐵地說“部隊立即停止前進，原地休息!”接著說：“司令員、政治委員不在，那你參謀長就是主官嘛!”
此時此刻，趁着月光，藉著手電筒的光亮，黃敬、孫毅、孫志遠三人在路旁的草棚子下邊，緊急商議，研討對策，孫毅果斷地說：“部隊前進受阻，不行就原路退回，向西轉移吧!”黃敬、孫志遠點頭同意。部隊立即調頭改向西進，大白天在安國縣伍仁橋一帶5個敵人據點之間通過。我們大隊人馬，浩浩蕩蕩成三路前進，警衛部隊的戰士個個持槍待彈，威武雄壯，敵軍不敢輕舉妄動。日偽軍龜縮在炮樓上，只是在我後衛部隊通過以後，才傳出一陣朝天空放的槍聲。之後，我部隊安全穿過平漢路封鎖線，轉移到了行唐縣口頭鎮一帶。我作為黃敬的機要通信員隨時為首長提供五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緊跟在他的身後。
事後，這場驚險的大轉移，曾有人懷疑在緊急情況下，領導機關離開冀中是否妥當，黃敬同志向中共北方分局書記彭真彙報。彭真說：“這一行動是對的，你們萬把人的隊伍搞不好讓敵人打爛，損失嚴重，帶隊伍靠近山區躲過敵人的鋒芒，這符合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思想。”事後，黃敬告訴了孫毅，他們同為得到彭真的肯定而高興。
冀中抗日根據地，是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一個重要的戰略區，對敵人的威脅很大，日本侵略軍早就對冀中軍民虎視眈眈，採取各種措施，企圖佔領控制冀中，但均未得逞。1941年12月，日本法西斯發動太平洋戰爭，加緊榨取在華資源，鞏固其佔領地區，並策劃對冀中進行空前規模的大“掃蕩”，妄圖全面控制冀中地區。隨着形勢的發展，中共晉察冀分局、晉察冀軍區多次指示，要結合反“蠶食”鬥爭，認真做好準備，迎擊敵人的春季“掃蕩”。中共冀中區黨委、冀中軍區多次發出準備迎擊敵人大“掃蕩”的指示，《冀中導報》還發表了反“掃蕩”的社論，號召全區軍民立即肅清太平觀念，緊急動員起來，迎擊敵人的全面“掃蕩”
。
《一九四二年的工作方針及任務》是冀中區黨委黃敬書記親自主持制定並下發的。這是趙勇田保存下來的油印稿的封面。（中紅網紅色圖庫）
1942年4月間，在黃敬書記主持下，區黨委和軍區發出反“掃蕩”緊急指示中，對形勢重新進行了分析，明確指出：“對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敵人不可能再進行大的長期‘掃蕩’的觀點，必須立即肅清，進一步從思想上、物質上積極做好準備”。4月24日，黃敬書記、呂正操司令員、沙克參謀長、卓雄代主任等(當時程子華政委在晉察冀軍區另有任務)商定了反“掃蕩”的方針，決定冀中黨政群領導機關人員大大壓縮，由原來的4000多人壓縮到1 000多人。減下來的人員編組分散到各地區、各部隊和下屬單位同部隊和群眾一起堅持反“掃蕩”，體弱有病的幹部分散堅壁。各主力部隊要突破敵人的包圍圈，由內線轉到外線去，採取“敵進我退”、避實擊虛，抓住戰機，打擊敵人。各分區的地區隊和縣、區游擊隊在原地區分散隱蔽活動，和敵人兜圈子，尋機襲擾、打擊敵人。
敵人對這次“掃蕩”，進行了周密的部署，“要對冀中地區的共軍主力進行突然襲擊的包圍作戰，摧毀其根據地，同時在政治、經濟、思想上採取各種措施，以便將該地區一舉變為治安地區”。
冀中抗日根據地生死攸關的“五一”反“掃蕩”拉開了序幕。5月1日這一天，冀中區黨委和冀中總工會在饒陽縣許張保村召開直屬機關幹部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動員全區人民準備反“掃蕩”。黃敬書記、呂正操司令員出席大會並講話。要求大家立即行動起來，進入反“掃蕩”鬥爭。
從5月1日到10日，是敵人誘迫我軍進入其合圍圈的外圍“掃蕩”階段，從四面向內壓縮，對滹沱河、滏陽河、石德鐵路之間的三角地帶形成一個嚴密封鎖的所謂“鐵環陣”，為其第二階段突然進行“鐵壁合圍”做了周密的準備。其計劃從11日至1 5日集中兵力實施“鐵壁合圍”
，妄圖聚殲我冀中區黨政領導機關和主力部隊。
1942年5月1日，在饒陽縣張保村，黃敬書記為5人拍照的合影。左起：趙勇田，機要通信員，17歲；王鰲，警衛員，20歲；陳月恆，警衛員，21歲；賀鋒（真名楊成俊），秘書，25歲；還有房東的女孩（姓名不詳）。（中紅網圖庫）
中共冀中區黨委、冀中行署、冀中軍區領導機關由呂正操司令員和黃敬書記率領，於5月2日離開饒陽縣許張保村一帶，跳到滄石路南，5月8日，在敵人對滏陽河封鎖以前東渡滏陽河，跳到敵人“鐵壁合圍”圈之外，在子牙河以東任(丘)河(間)大(城)地區和敵人周旋20多天，在此期間曾四渡子牙河，五臨津浦鐵路，1 8次越過封鎖線，在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掩護下，敵人卻連我們的影子都沒有找到。在敵人集中兵力舉行大規模“掃蕩”的第一、二階段，我未受大的損失。敵第一一零師團參謀長中村三郎少將不得不哀嘆：“象一陣風似的討伐，並不能捕獲敵人”。
此時，軍區領導分析整個反“掃蕩”形勢，看出敵人“掃蕩”的決心很大，不能按過去反“掃蕩”慣例對待，必須作較長期的打算。之後，黃敬書記、呂正操司令員接到了彭德懷副總司令從八路軍總部發來的電報。同意黃、呂對冀中地區形勢的分析，同意冀中領導機關經過冀南地區轉移到冀魯豫地區。6月11日晚，冀中區各領導機關——包括黨、政、軍、民各部門、團體，冒着5級大風，穿過4道封鎖線，次日黎明進駐河北省威縣掌史村。掌史村位於威縣城東北25公里，這裡是冀南抗日根據地的游擊區，周圍5公里以內有敵人8個據點，我軍進村不久就被敵人發覺，但周圍敵人據點兵力不大，共約500人，威縣、南宮全境之敵也不過1 000人，如果發生戰鬥，也可以堅持到黃昏。黃敬、呂正操、沙克、張學思同住在一所大院的北房和東房，經過他們緊急商量決定隱蔽力量，據村固守，堅持到夜晚突圍轉移。領導人商議事情時，我和秘書長李春蘭就在一旁。
戰鬥打響了，村西北方向大搖大擺地來了催民夫的日偽軍30多人，呂正操對黃敬說，為了迎接更嚴峻的局面，我們要沉着應戰，近打、小打，運用蘑菇戰術，以步槍和手榴彈還擊，先不用輕重機槍和迫擊炮。坐在作戰室的黃敬對呂正操說：“完全正確，我同意!”
與敵交火後，敵人逐漸增兵，中午增至1000人，日軍施放毒氣，幸有陣風，減少了威力，我們都戴上了防毒口罩。下午敵增加1500人，多次進攻均被我軍擊退。天黑以後，我以迫擊炮和輕重機槍、步槍一起開火，進行反擊，一下子打得敵人暈頭轉向，敵人的炮火也被打成了啞巴，傷亡嚴重的敵人潰退下去，夜間九時，我軍分兩路勝利突圍。這次戰鬥斃傷敵300餘人，我傷亡90餘人。此戰之後，中共中央軍委發電嘉獎，譽為“平原游擊戰堅持村落防禦戰的範例”，載入八路軍軍史。
掌史突圍以後，冀中區領導機關南下到達冀魯豫軍區，經過短期休整、補充，於8月下旬開始西進，渡過衛河，越過敵占平漢鐵路，進入太行山區，受到當地軍民的熱烈歡迎。9月1 8日是“九•一八”事變11周年紀念日，八路軍第129師在駐地涉縣城西關外舉行歡迎冀中部隊到達太行山區的大會。我們區黨委機關第2連人員坐在會場的右后角。大會首先舉行了閱兵式，第129師部隊和冀中部隊的警備旅、第27團接受檢閱。彭德懷副總司令檢閱部隊後，發表了重要講話。此次大會之後，黃敬書記、呂正操司令員專程赴中共北方局、八路軍前方總部彙報冀中抗日根據地幾年來廣大軍民對敵鬥爭的情況，特別把冀中軍民“五一”反“掃蕩”的壯烈情景敘述詳盡。不久，冀中部隊由呂正操司令員率領轉回晉察冀軍區，靠近冀中繼續指揮冀中的反“掃蕩”鬥爭。
1942年9月，黃敬奉命調往中共冀魯豫區黨委工作，從此告別了他熱愛和熟悉的冀中平原大地與那裡的人民。
1948年10月，在河北重鎮石家莊我見過黃敬一面。平津戰役開始，中央任命黃克誠為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兼軍管會主任；任命黃敬為天津市長，組成接管指揮部，進駐天津附近的勝芳鎮。黃敬為接管大城市確定了“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後管”的方針。主要接管機構分財經、文教、市政三大部門，下屬13個接管處，做好了準備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我在北京多次聆聽他的教導。當聞黃敬同志病逝後，我揮筆寫下詩句，以表哀悼和紀念。
史冊永留英名
先烈早年革命，敵後抗戰有功。
率領軍民八百萬，旌旗漫卷冀中。
平原炮聲轟鳴，橫刀策馬出征。
槍林彈雨血染衣，誓為民族復興。
火種灑遍河北，鮮花盛開山東。
開國創業擔重任，史冊永留英名。
靈前肅然起敬，深懷師友深情。
九泉忠骨魂猶在，喜看鵬翅展程。
黃敬書記離開我們已半個多世紀了，但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冀中工作、戰鬥的往事和身影，讓我久久難忘。
黃敬書記在冀中工作期間，展現出他是一位胸懷坦蕩，品德高尚，學識淵博，思維敏捷，才華橫溢的領導人；是一位沒有官氣，沒有架子，談笑風生，平易近人的領導人；是一位深入實際，聯繫群眾，重視調查研究，腳踏實地，嚴謹務實的領導人。黃敬同志這些優良的思想、作風、素質、才能在冀中大地“心碑”永駐，令人永遠不能忘懷。
1958年2月10日，黃敬同志逝世後，薄一波代表中共中央致的悼詞，對黃敬作了如下評價： “黃敬同志是我們黨的優秀黨員。是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的忠誠的革命戰士。在黨的領導下，黃敬同志曾經在複雜和艱難的環境里，對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中共中央的這個評價，是對黃敬一生的總論，無疑也包括了他在抗日戰爭時期奮戰在冀中的經歷。
黃敬同志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此文來源於中紅網。作者，趙勇田，曾任解放軍總參謀部政治部和文化部副部長，此文寫於2014年5月1日北京槐花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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