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有後來人”的夏家兒孫的曲折往事9月12日在本報刊出後，感動了無數讀者。陶鑄、曾志之女陶斯亮寫來專稿授權新民晚報獨家發表，其中披露了更多細節。
本文作者近影
我大哥石來發是一個苦命孩子。他是湖南革命烈士夏明震的遺腹子，英勇就義的蔡協民的繼子，一位石姓農民的養子。在黨的早期革命家生涯中，這樣的子女境況並不少見。
話轉正題，我大哥家有幾個姓？比較複雜，在他眾多兒子、孫子、重孫輩中，有的姓石，有的姓蔡，如今又多了個“複姓”——石夏。原先從沒獲得澤被的大哥一家，如今卻要肩負三位父親的宗族傳承，真夠難為他們了！
長話短說
我母親曾志與石來發的故事，說來也漫長，回溯有93年之久。母親早在1999年出版的《一個革命的倖存者》中已有記述：“這個孩子被石連長夫婦撫養成人，取名石來發。石連長去世後，來發繼承了石家香火，植根井岡山。至於石來發苦難的經歷，他如何能在以後的腥風血雨中生存下來？井岡山人民對他有怎樣的大恩大德？他為何不來廣州與我共同生活？‘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遭遇，以及他為何至今還是一個農民？這些需要另一本書才能寫清楚。”
現在，這本“書”由我的侄子和侄孫子完成了，他們講了兩千多場紅色家史，聽眾達百萬人次，那血淚家史感動了無數的聽眾。
今年9月28日本文作者與侄子、侄孫子、侄重孫女合影於北京家中
生於劫難
我母親是參加湘南暴動後跟朱老總上的井岡山。這之前她已經與夏明震結為夫妻。夏明震時任郴州中心縣委書記，才華橫溢，英俊瀟洒，不幸在暴動中壯烈犧牲，身上被捅了十幾刀，棄屍於河灘，年方21歲。我母親懷着大哥走上井岡山，在根據地立足未穩就臨盆了。有一位熱心善良的毛大嫂用杉樹皮和竹子編的牆，為母親建了個小小產房。
“1928年11月7日我臨產了，因為是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所以我記住了這個日子。由於是難產又是第一胎，我足足疼了三天才將孩子生下來。”母親這樣回憶道。
生下大哥後，產後兇險的併發症母親一個也沒落下。先是產後大出血，一次次昏死過去；然後生乳瘡，乳房疼痛難忍，變成又紅又腫的膿癤，根本無法餵奶；緊接着患上產婦最可怕的產褥熱，幾天高燒不退。而國民黨對井岡山的圍剿卻沒曾停歇片刻。
母子分離
母親九死一生才保住性命，可如何撫養孩子卻讓她愁腸百結。她在自傳里寫道：“當時我年僅17歲，加上戰爭環境那麼艱苦殘酷，如何帶得了孩子？說來也巧，正在犯愁的時候，有一天王佐部隊一個石副連長的妻子來看望我，她看這孩子可愛，便高興地說，那就送給我吧！於是她就高高興興把剛出生26天的孩子抱走了。”
母親回憶說：“一旦母子真的分離，我又難過起來，孩子畢竟是母親的骨肉至親，我的眼淚撲簌簌地往下淌。”母親一生很少流淚，這是一次。
蔡氏血脈
夏明震遇難後，我母親與蔡協民結為伴侶。工農紅軍撤出井岡山後，蔡協民與母親曾志去福建開展地下工作，那恰是我母親精力充沛的韶華時光。閩西打游擊，建立福州、廈門中共機關，搭乘糞船去漳州向主席彙報工作，後又建立閩東革命根據地，隻身收編海匪……可見母親當年的精明幹練。網上流傳的一幅“麗人照片”，那是我母親與蔡協民去廈門照相館拍照留念，照相館老闆把為我母親拍攝的單人照，陳列於櫥窗，才得以保留。
蔡協民因被叛徒出賣而英勇就義，我母親又一次深受打擊。不過，因為蔡協民，我又有了一位二哥。
左圖：2013年6月陶斯亮與石來發之孫蔡軍在井岡山蔡協民烈士雕像前； 右圖：2010年7月陶斯亮與蔡軍全家在湖南郴州夏明震烈士墓前
蔡協民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高級領導人之一，在井岡山聲望很高，所以根植井岡山的大哥自然而然地領取了蔡協民的烈士證，與二哥一起成了蔡氏血脈，而他並不知自己的生父其實另有其人。
尋而復返
1949年後，第一時間我母親就託人分別從井岡山和福建找回了我的大哥和二哥。二哥留在了母親身邊，後來去東北上學工作，成為一名工程師，並娶妻生子。但大哥又重新回到井岡山。
今日見報的版面圖
大哥第一次被接到廣州，後來為什麼又回井岡山了？對於這一段，1997年母親在接受江西電視台採訪時，有以下敘述（根據採訪視頻整理）：
“1950年，國務院辦公廳主任組織一個團去井岡山慰問，我說你去跟我找孩子。他去了以後，他就幫我找到了。石來發一天書也沒念過，我就叫他在工廠里做工，一邊做工一邊學習，那時工廠里都有夜校，我叫他學習，他不願意。他說‘我從來不知道還有另外的父母，我是我的祖母帶大的，養父母后來很快就死了，我要有良心，要祭祖墳，不能離開。’另外，他老婆也很能幹，還有五畝山林，有十幾畝土地，他也捨不得，他就不來。我說你不來也好，你來不來都是革命的兒子，當農民、當工人的兒子都一樣。”
就這樣，大哥又回到生他養他的井岡山。這次尋而復返，大哥盡顯純樸、善良、可愛的本色，母親也順其自然。
艱難選擇
1964年社教運動中，大哥犯了一點小錯，跑到廣州避難，這次他請求母親讓他留下。“但是，曾志卻拒絕了兒子。什麼原因？難以定論！”我的年輕作家朋友李春雷在他近期發表的《真有後來人》一文中這樣寫道。母親為什麼拒絕大哥？我認為這個問題是有解的。
大凡經歷過的人都知道，1964年是一個特別的歲月，那是一場大災難的尾聲，又是一場更大災難的前夜。做為生產隊記賬員的大哥被查出有錯，並正在審查中。極“左”的四清運動無限上綱上線，大哥私來廣州恐鑄成大錯，母親把大哥留下來在當年既有失公正，也違背原則。再說，大哥時年36歲又是文盲，在風聲鶴唳的環境中，更是難以安排。
簡言之，這是老一輩革命者在自律與親情的糾纏中做出的艱難選擇。
再次相聚
待後來母子又相見，中間相隔20年。直到1984年，母親以74歲高齡從中組部退休，又燃起她對親情的渴望，於是召喚她的孩子了。
我第一次見大哥是1985年，當年井岡山既沒有高速公路也沒有機場和火車，大哥帶着兩個侄子路途迢迢，千辛萬苦來到北京，這一趟總得走個三四天吧！
母親這邊也是很興奮，破例讓吳秘書和司機小邢去火車站接他們。平時母親是不準家人搭乘她的專車的。
終於見到了大哥！他個不高，清瘦，不同於我和二哥的泡泡眼兒，他眼睛深邃，面部立體，笑容真誠。“大哥年輕時一定很英俊！”我悄悄地想。兩個侄子長得也好，很清秀。大哥和兩個侄子衣着雖然簡樸陳舊，但並不是我想象中的莊稼漢模樣。最讓我感動的是，大哥竟然是挑着一副擔子千山萬水來看望母親的，這份情真是太重了！一副擔子兩個籮筐，一個籮筐裝的是井岡山的土特產，另一個籮筐裝的是珍貴的石拐（石蛙），這些傢伙嚇我一跳！這是大哥能送給母親最好的禮物了。現在石蛙已經被列為井岡山保護動物。
全家隆重地迎接了大哥，母親更是高興，一連幾天陪他們去遊覽北京的名勝古迹，甚至不顧年邁陪兒子登上了長城。
1985年，曾志與石來發及孫子蔡接班登長城
血濃於水
後來母親又於1987年和1993年兩次上井岡山去看望大哥一家。劉朝輝秘書回憶1987年陪母親上井岡山的情景：“曾老從一進門就握住石大哥的手，吃飯時也不曾鬆開，那種慈母情溢於言表。”
後來，母親把她的二孫子草龍和曾孫女石麗接來北京。母親為石麗聯繫了北京旅遊學校，畢業後我帶她去了廣州。我向一位搞房地產的老闆聲情並茂地講述了石家、蔡家以及夏家的悲壯故事，後來這位老闆接受了石麗。石麗在做房產銷售時認識了她的真命天子，一位家境殷實的廣州小夥子，如今孩子都上大學了。妹妹蔡燕也來了廣州，也嫁了個好人家。草龍的兩個女兒也都在廣東發展。唯有全家長子蔡軍，在駐港部隊完成兵役後，回到井岡山，在中組部辦的幹部管理學院工作，是位素質很好，很有能力的年輕人。
話扯遠了，再說回大哥。自從1985年重逢後，與大哥一家就建立了親情關係，侄子們常來常往，我在母親去世前後更是頻繁上井岡山，每次都在大哥家裡吃一頓豐盛的農家菜。大哥不善言辭，但他一聲妹妹的稱呼，一句對媽媽的問候，就足以表達對母親真摯的愛了。
1998年7月，陶斯亮與石來發夫婦及蔡春華夫婦在井岡山
最後告別
大哥再來北京，則是陪母親過她最後一個生日。
我在《曾志與夏明震》一文中，描述了這個生日場面：“母親今天有點激動，講了不少話，她對大哥和二哥說：‘我對不住你們，讓你們吃了很多苦。春華殘疾了，石來發至今還是個農民勞動者。但是當時我也是沒辦法，我也只是個小孩子，又要行軍打仗，環境很苦，沒有辦法養孩子，要請你們原諒！’”
剛強又倔強的母親，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請求兩個兒子的原諒，說明在她心中始終都惦念着這兩個苦命的兒子。那天，二哥幾次哽咽流淚，他對母親的感情太複雜了。相較之下，大哥簡單得多。他誠懇地對母親說：“你白養我們了，你病了我們都不能來照顧你，勞累妹妹一個人了。”
1998年4月，曾志與石來發、蔡春華夫婦、陶斯亮在北京
我很敬重大哥，他過得清苦，他的房子破舊，他有很多的艱難，但他恭敬溫厚，樸實真摯，從來沒有埋怨過母親，反而一再對我說：“我們不能照顧媽媽，全靠妹妹了，妹妹辛苦了！”他在母親面前的從容得體，讓我暗自驚訝，不愧是夏明震的骨血啊！
土地糾結
如今，大哥的故事早已衝出井岡走向全國。侄子們講述大哥和母親的故事中總少不了一個情節，就是母親不為大哥一家辦商品糧這件事，可能這是兩個侄子一直最糾結於心的事吧。他們的講述本是為了突出奶奶的革命性和原則性，但也有不少人感覺這有點不近人情。
其實這糾結的原因就在於兩代人對土地的看法不一樣。
解決孫子們的商品糧問題，對奶奶而言並不是一件難事。我也曾經問過母親：“你一向熱心助人，幫助過的人不計其數，為什麼單單不幫一下自己的孫子呢？”媽媽很嚴肅地對我說：“我們幹革命流血犧牲，不就是為了讓他們能得到一塊田地嗎？怎麼說不要就不要了呢？”
這個道理如今越來越清楚了，我曾再三對家裡從農村來的阿姨說：“上面再怎麼忽悠你，你都絕不能賣你的地！將來最值錢的就是土地！”
很多親朋好友都去過我大哥家，無不艷羨讚揚我大哥家的田園風光。雖然房子破舊些，但風水特好。四周是廣闊的稻田，屋前有一口池塘養着魚和鴨。屋後是一座翠崗，長着茂密的竹子和各式樹木，還有石家祖墳和我大哥的墓，不遠處有一條清澈的小溪，日夜潺潺流淌。大哥家就是我心目中的美麗鄉村。如今聽侄子金龍（蔡接班）說，他們已經把祖宅修葺一新。守着這方好山好水，不知道侄子們現在會不會幡然醒悟，當初奶奶的決定是多麼睿智啊！
說到底，侄子們的事，是改革開放後，中國城鄉二元化結構，巨大的城鄉差別，致使大量的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我理解侄子們對城市生活的渴望，畢竟在城市能找到較好的工作機會，能掙到更多的錢，無可厚非。
親情與命運
我的侄子蔡接班和石草龍，跟我大哥一樣，一輩子在井岡山務農務工。他們樸實善良，知恩圖報，孝敬祖先。對於生於斯長於斯的兩位侄子，講他們的苦難家史，講奶奶在井岡山革命生涯，完全原生態的，充滿了井岡山泥土氣息，我曾聽過，感動不已。我有時不禁沉思，在這個姓氏繁雜的大家族中，我是不是最幸運的一個？是的，但是個例外。
1945年父母親奉命南下開闢新游擊區，也把我向殘疾紅軍、貴州農民楊叔叔託孤，要不是日本在那節骨眼兒投降，我的命運也未可知！所以，雖為一母所生，不若命運的偶然。
我與兩個哥哥血脈相通，感情至深，我們唯有感激母親讓我們此生成為兄妹一場。
2018年7月，陶斯亮與丈夫理由赴井岡山為母親掃墓，與侄子蔡接班、石草龍及其家人在墓前
（陶斯亮 文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