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之改革與中興

大明王朝之改革與中興

首先出場的是大明的第十二位皇帝，隆慶皇帝，明穆宗朱載垕[hòu](公元1537年-1572年)

他本可以安心的當一個太平王爺，奈何兩位兄長早逝導致他只能來到歷史賦予他的機會和任務，加上他的兒子萬曆皇帝朱翊鈞深的嘉靖皇帝喜愛。所以祖孫三代的格局就在嘉靖後期形成。也註定成為一個穩定的過渡。

隆慶朝名臣名將薈萃，陸上與蒙古達成和議，史稱俺答封貢；海上開放民間貿易，史稱隆慶開關；因為這兩項措施，明朝又重現中興氣象，史稱隆慶新政。

登基前的內憂外患使他關心朝局，對他登基後處理政務有着較大的影響。倚靠高拱、陳以勤、張居正等大臣的儘力輔佐，實行革弊施新的政策，海內外得到大治，史稱隆慶新政。 但因為沉迷媚葯，也服這些媚葯助興，導致荒於政事。朱載垕在位6年，因病去世，終年36歲。廟號穆宗，謚號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庄皇帝

短暫的一生結束後，萬曆皇帝開始了漫長而又枯燥的一生，當然，他也是明朝最長的一個皇帝，在位48年，萬曆的前十年因為他還是一個孩童，所以首輔張居正有了他施展抱負的空間，他的政治理想的治國的方略有了展現的平台，開啟了明朝朱明的張居正改革，一條鞭法的執行。一度使大明王朝又回到了往日的榮光，萬曆中興似乎讓帝國又重新煥發了青春。

張居正輔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內政方面，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機構中的冗官冗員，整頓郵傳和銓政。經濟上，清丈全國土地，抑制豪強地主，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減輕農民負擔。軍事上，加強武備整頓，平定西南騷亂，重用抗倭名將戚繼光總督薊、昌、保三鎮練兵鎮守長城，使邊境安然。張居正還啟用潘季馴治理黃河，變水患為水利。同時張居正嚴懲貪官污吏，裁汰冗員。

當然，改革者總是有些妄大的對權利的貪婪，導致了神宗皇帝成年後對他的芥蒂，當然拋開小結不談，張居正在治國和對國家的經營方略上還是偉大的。當然張居正私生活還是比較混亂和奢華，這點，明中期的經濟高度發達，驕奢淫 在那個時代是一種常態，最終他也是縱慾而亡。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肯定張居正，但仍稱他“自信過度，不能謙虛謹慎，不肯對事實做必要的讓步”。

《明史》盛讚張居正為政期間“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

張居正提出了“厚農而資商”，“厚商而利農”的經濟觀點。他與工部派來的榷稅使周漢浦探討“始所建榷及後稍異”的原因，進一步闡明道理，暢言：“古之為國者，使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然至於病，通無以濟也。這點經濟政策不得不說抓住社會矛盾根本，從而來解決社會主要矛盾從而來穩定國家正常運行。

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講的就是這個時期的事情。確實明中期萬曆前十五年，確實能代表封建王朝對政治鬥爭最好的詮釋。

張居正去世後，萬曆中期以後，中興似乎結束，並迅速的走着下坡路。

朱翊鈞親政後，曾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征”，雖然有取得勝利，但是消耗了張居正改革所積存的國庫。

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後並沒有宦官之亂，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萬曆對於日軍攻打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都有反應，表示雖然忽略一般朝政，還是關心國家大事，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萬曆皇帝據說還是個鴉片愛好者，這個時期鴉片已經在帝國的上流社會所流行。

晚期的萬曆皇帝進度怠政期，而且出現了國本之爭和黨爭，然後明末三大案之一的梃擊案也是發生在這個時期。。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眾多。正如梁啟超說，明末的黨爭，就好像兩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這樣的惡果，未嘗不是由朱翊鈞的荒怠造成。

然後軍事方面著名的薩爾滸戰役，導致後金的崛起。所以史書說的大明亡於萬曆就是這麼來的，外部埋下了後金的威脅，內部因為個人喜好引起國本之爭，然後形成明晚期黨爭的局面。最終為帝國的沒落拉開了序幕。

下一篇我們聊明朝的最後一個篇幅，帝國的衰落，也叫日落西山吧。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