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二十年：傷痛和迷思
作者：是元不是雲
來源：破圈了
微信平台編輯：周悅
歷史的進程，總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向前。
2001年9月11日，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機將雙子塔夷為平地，重創五角大樓。這一奪去近3000人生命的恐怖襲擊震驚了世界：煙塵中奔跑的男女，逆行的消防救援人員，小布什總統聽聞恐襲後錯愕的表情……無數個瞬間，清晰如昨。
20年後，對逝者的悼念依然傷痛，而“9·11一代”已長大成人。在這一代人中，一定已經有人上過阿富汗戰場，或許還有人親歷了喀布爾時刻。
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難以言說的複雜時刻。
20年後，拜登政府本想藉著撤軍阿富汗，趕在“9·11”周年節點為反恐戰爭畫上圓滿句號，結果事與願違變成又一個悲劇時刻。
“早知如此，我們就不會走這條路了。”目睹了阿富汗20年的國家建設被雨打風吹去的一幕，美國一些分析人士發出了“錯錯錯，莫莫莫”般感慨。
只是，歷史沒有如果。
歷史的走向與山頂的錯覺
歷史的走向就此改變，在飛機撞向世貿雙子塔的那一刻。
“9·11”事件是一條國際政治分界線，深刻改變了美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
20年來，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不斷書寫着各種悖論：在療傷中不斷受傷，在消除恐懼中不斷製造恐懼，在塑造安全中不斷破壞安全……
“9·11”事件之後，美國將反恐確立為主要議題，帶動國家戰略轉向，並一度得到國際社會廣泛的道義支持。
20年彈指一揮間。國際社會對美國最初的道義支持，早已轉變為對地區動蕩、戰爭災難的憂慮和對單邊主義、強權政治的譴責，還有對世界發展、全球治理的思考。
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在“9·11”事件後，恐怖主義等超越國家和地區界限的全球性問題，開始吸引起國際社會的主要注意力。與之相伴，全球治理越來越成為一門顯學。
20年來，從命運與共的角度看，世界是寬廣博大的，處處都有合作機遇。無論是應對非典、埃博拉、難民潮，還是國際金融危機、氣候變化，抑或是當下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無不呼喚着全人類的同舟共濟，考驗着國際社會的集體自覺和行動自覺。
這20 年，恐怖主義等全球性問題一直與傳統國際政治議題深度交織。比如，由反恐引起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催生出美國的“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又進一步推動美國煽動“阿拉伯之春”，介入敘利亞內部紛爭，導致“伊斯蘭國”興起。結果，造成大量難民湧入歐洲，激起民粹主義浪潮，並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英國“脫歐”的導火索。
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全球性問題的複雜性，又決定了其往往是長期任務，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需要基於國際合作，抱持十年樹木甚至更長時間的耐心。
然而，急功近利的西方政治常常不會有比下一次大選更遠的視野。在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整體利益與本國利益發生衝突時，“我”字當頭隨之而來。
從“本國優先”的角度看，世界是狹小擁擠的，時時都是“激烈競爭”。一段時間以來，美國將大國競爭重新帶回國際舞台，利用所謂“實力地位”大搞單邊制裁、極限施壓，荼毒了合作解決全球性問題的良好氛圍。
原本需要同舟共濟，現在卻有人同舟共“擠”。
暢銷書《地球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日前有這樣一段描述：
（美中）這兩個巨頭從在桌子上做很多生意並偶爾在桌底下互踢一兩下，變成在桌子上做少得多的生意而在桌底下互踢得更厲害了，以至於他們有把桌子弄壞了的風險，然後一瘸一拐地彼此離開。後果是，世界在管理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網絡空間和失序地區日益擴大方面的能力要低得多。
圈哥認為這段描述有些道理，但它模糊處理了美國才是麻煩製造者的事實。
即便是面對“除非每個人都安全，否則沒有人安全”的世紀疫情，美國也沒有閑着，無中生有出“武漢實驗室泄漏論”，宣稱“中國開展疫苗外交爭奪影響力”等。
《柳葉刀》雜誌新冠委員會主席薩克斯稱，全球未對疫情作出恰當應對，一個原因是美國未能與中國合作找到全球性解決方案。美國應學會與中國合作，而不是將自身意志強加於中國。
在山頂上站久了，有時會產生“我就是山”的錯覺。
對於美國來說，其國際地位既建立在自身實力的基礎上，更建立在尊重遵守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之上。
否則，只是立在流沙之上，一場暴雨就會衝出原形。
以喀布爾時刻為例，基辛格點出了問題癥結所在。他指出，作為可行的替代方案，美國應採取政治外交的路線，協調地區重要國家共同遏制恐怖主義，然而特朗普和拜登都忽視了這一點，最終導致今天的被動局面。
創傷為何難以撫平
2011年5月，本·拉登被美國“海豹”突擊隊擊斃，標誌着“基地”組織“戰略性瓦解”。在紀念“9·11”十周年活動上，時任總統奧巴馬表示，美國的“韌性”毋庸置疑，五角大樓修復了，紐約仍然是一個充滿活力的藝術與商業之都，賓夕法尼亞州尚克斯維爾是一個友誼的場所。
外在的破壞容易修復，內心的創傷卻很難撫平。據美國廣播公司日前民調顯示，只有49%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比“9·11”前更加安全。
“這種心理上的傷害是極大的。”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指出，20年來，“9·11”等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接連發生，包括近兩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和氣候變化等災難，都使美國人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優越感和安全感逐漸消失。
“9·11”後，儘管美國本土沒有再發生大規模外來恐怖襲擊，但是，“獨狼式恐襲”時有發生，槍支泛濫成為老大難問題。據統計，2020年美國槍支暴力事件死傷人數創新高，達82996人。
圈哥注意到，近些天，美國國內還在分析從阿富汗一走了之後美國所面臨的安全形勢，畢竟，阿富汗境內恐怖組織數量，已從20年前的個位數激增到如今的20多個。“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不乏擔憂地預測，“阿富汗會成為下一場針對美國‘9·11’襲擊的策源地”。
與喀布爾時刻一道拉低拜登總統支持率的，還有美國近期再度惡化的新冠危機。
疫情的傷害很容易讓人勾想起“9·11”。特朗普在位時曾表示，疫情對美國的破壞程度比珍珠港事件和“9·11”的後果更糟糕。今年3月，拜登發表演講紀念疫情暴發及封鎖一周年，稱美國新冠死亡人數比一戰、二戰、越戰和“9·11”的總和還要多。
《紐約時報》道出了美國人的真實感受：“我總聽到有人把疫情與‘9·11’相提並論，我也明白其中的原因：如今的恐懼與當時很類似，都是由脆弱、無助和不能預測未來的無力編織而成的糟糕感覺。”
這種糟糕的感覺，又因為今年夏天席捲美國的氣象災害而加劇了。
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颶風導致近100萬人缺乏電力和飲用水。在加州，大火迫使數萬人逃離。
美國輿論批評說，政府沒有準備好應對長期以來早已預測到的氣候衝擊。此外，美國和世界能夠適應的程度是有限的，如果各國不採取更多措施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可能很快就會達到抗災能力的邊緣。
又回到了全球治理問題上。無論是反恐，還是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氣候變化，這些宏大的全球性問題，從沒有像當前一樣與每個國家的政治社會息息相關。
圈哥覺得，這也是“百年未有”的。
如何應對這些全球性問題？走團結合作之路，還是依舊靠單打獨鬥？考驗的是政治家的智慧、胸襟和擔當，測驗的是民眾的精神、心理與判斷。
歷史，似乎又走到了一個關口。與歷史同步伐、與時代共命運的國家，會做出正確的選擇。
*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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