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開篇先列個小謎語：“歷史上什麼東西越削越大、越削越強？”答案其實就是“削藩”。
“削藩”自然是站在統治者角度而言，這可不像東北人動不動就來一句的“我削你”，因為這裡說的“我”只是實施主體、未必就是實際的統治者；在各方都自認正統的多頭局勢下，相對應的敵方勢力就是“藩”、我削你你削我甚是熱鬧，最終受苦的還是老百姓。
我國歷史最神奇的地方莫過於非常有“韻律感”、存在着不斷的“歷史重演”；而雷同韻律下又總會在恰當的節點裡產生點“變奏”，最終令我們的歷史階段完美地向前推進、從而形成了磅礴優美的“歷史交響詩”。若說這交響詩的內容，直白地說就是“削”。很幸運地、我國歷史總體上是“越削越大、越削越強”，這又是怎樣的過程呢？
“交響詩”嘛，通常得分四個樂章；實際上我國社會制度的歷史演變也確是分為四個部分、與簡單粗暴的“奴隸-封建-資本主義”區別還是很大的！嚴格說，這四個篇章得是“封建-封建集權-中央集權-共和”，這過程中的確有過無數次“互削”式歷史重演，然而任一個“間奏或變奏”的出現、卻總會讓歷史朝向了正確方向，這才有了今日融洽的大一統局面。
封建時期：兩次分封與集權制度的最初形成
由於我國有明文紀年的歷史始於西周時期(即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這之前的“奴隸制”階段確實難以歸入“正史”，我們只是不能否認這過程的曾經存在罷了。從嚴謹的丹青角度上看，中國歷史“一開始”就是封建社會、之前階段僅為“史詩式”文化，跟西方社會的發展歷程類似——所謂“史詩”，就是允許虛構的文學成分存在，當不得信史。
二千多年前，武王滅商後曾有過第一次分封，這時期分封的多是武王的親屬和功臣，當中又以“三監”(管叔、蔡叔和霍叔三位“皇叔”)勢力最大。歌謠都有唱：“三個和尚沒水喝”，很快、這“三監”就引發了動亂，繼而有了周公東征；周公平定“三監之亂”後，再次分封時就留了心眼：姬姓宗室諸侯為主體“藩籬”、在封地劃分上對功臣諸侯形成了制約，同時以《周禮》來維繫宗室體系的穩定。西周王朝“削三監”帶來了中原的一統，這就是“越削越大”。
分封諸侯，真正的“封建”時代
隨着諸子百家思想的發展，後期的周王室日漸禮崩樂壞、“兵家詭道”開始佔據上風，於是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開始爾虞我詐相互競爭、周天子徹底成了傀儡。在數百年逐鹿中原的“互削”過程中，秦國這“間奏”成了最後的大贏家、這就是“越削越強”；秦始皇清楚“分封”為一切混亂的根源，於是破天荒地以郡縣制替代分封制，以帝王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初步誕生。
封建集權：中央集權與分封並存的時期
為何說秦始皇時期的郡縣制度僅是“集權制”的雛形呢？我相信秦始皇本人絕不這麼認為、只是礙不住歷史的車輪轉得太快，秦王朝終“二世而亡”。接過秦爛攤子後的劉邦一時間難以消化暗流涌動的多方勢力，只好無奈開“歷史倒車”回到了分封上面，這就讓秦時的集權制度僅是曇花一現、只能稱之為“雛形”了。有句話可以證實劉邦的“無奈”，因為他心裡清楚分封后會帶來什麼、竟在臨終前留下了“安劉氏天下者，必勃也”的神預言！
劉邦的“神預言”
果然正如劉邦所料，先有周勃誅滅諸呂、助代王劉恆登基為文帝；後有周亞夫助漢景帝劉啟平定削藩帶來的七國之亂，以上就是漢朝初年削藩、給分封制“擦屁股”的首次歷史重演。既說到”韻律感“，這樣的歷史重演自然就不會只有一次，至少得三拍或四拍重複過才能出現“變奏”、合格的音樂家們都這麼做。
真正讓集權制度躍升為主體的政策是漢武帝時期的“推恩令”，就是說、此後相當長的歷史其實是“中央集權與分封並存”的時期，只是封地上的王侯不會再對中央政權產生較大威脅而已。許多時候，有些王侯被分封后都懶得到封地去，除非被貶下放；比如宋朝的“端王”趙佶(宋徽宗)，他登基前的封地就在廣東端州(肇慶市)，但趙佶是不會有事沒事千里迢迢跑到嶺南去的，這跟從前分封的那種“藩王”有着體量和本質上的區別。
由於分封制不間斷的局部存在，歷史上確實也發生過不少侯王、藩王作亂事件，正如“歷史重演”得至少三四拍才能出現“變奏”、最後的這個變奏就落在了明朝初年。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與劉邦類似，他也無奈地“開歷史倒車”分封了藩王、將削藩和集權統一的任務留給了後人。這時候，繼任的建文帝朱允炆就沒有漢景帝那樣的好運了，他的統治竟然被作為藩王的朱棣傾覆，奏響了歷史上削藩事件的“變奏最強音”！——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漢景帝的成功削藩鞏固了集權制度的根基，而朱棣“變奏”的成功則成功鞏固了明朝初年的中國疆域；因為截然不同的歷史結局、我國歷史始終都在朝向好的一面發展；假若朱棣的“靖難之役”失敗，就憑朱允炆那點才能、明朝北疆能不能保住還是未知數呢！
明成祖：“反削藩”形成的大一統政權
中央集權：塔尖上的權力巔峰
清王朝也是一個神奇的存在，因為自努爾哈赤起家開始、他們的政權在短短時間內就經歷了“奴隸-封建-集權”的快速演變，最後定格在完完全全的“中央集權”之上、不再存在任何地方分封勢力！尚在東北時，這幫金人還是農奴勢力，進關後曾分封過“平西王、平南王……”之類藩王；康熙帝削藩後，雍正帝最終以“軍機處”將權力穩穩攥在了手裡，此後的清朝步入專制統治的巔峰、史上再無其右。
不過，“塔尖上的權力巔峰”也絕非好事，因為高處不勝寒、一旦塔基爛了塌了，這樣的孤家寡人也將再無處立足！清亡後的溥儀就因為失去了一切宗室勢力，依仗外敵扶持的政權註定是站不住腳的。針對中央集權的“塔尖”特徵，孫中山只需集中火力炮轟其塔基，最上頭的統治就岌岌可危了；古語說就是“擒賊先擒王”、他對付的不再是含有分封勢力的“九頭蛇”。
在封建集權時期，一個政權就是具有集權主腦的多頭勢力體系，所以漢朝到宋朝之間難以出現劉邦式的政權顛覆者，因為這確實不好對付！朱元璋的成功，並非因為他自己就能“削”掉這樣的多頭勢力、而是因為他幸運地站在了民心所向以及冷熱兵器的交替時代(體系化的火槍運用最早出現在朱元璋軍隊里)，從而最終獲得了角逐的勝利。
真假共和：最適合中國的制度博弈
清亡後至今、我國的體制都屬共和制，區別是基於議會制的共和還是基於全體人民的共和。在北洋政府時期，組成所謂議會的實際上就是各地軍閥勢力，這跟過去的藩王並無多大區別，後來的“北伐戰爭、改旗易幟”本質上就雷同於古時候的“削藩”，只是打着的旗號高大上了很多，蔣某人也因此被推上了總統寶座。
眾所周知，“蔣家王朝”顧名思義地就是掛着共和羊頭賣專制狗肉的獨裁政權，這說明代表基於小圈圈地方勢力的假共和是不適合我國的。即便在解放戰爭時期，蔣家王朝內部依舊存在體系不一的各方“藩王”勢力，如“川軍、滇軍、桂軍、西北軍……”等等，他們都只是名義上歸順於蔣家王朝，跟過去的春秋諸侯並無多大差別。
本質上說，解放戰爭也是一次擒賊先擒王的“削藩”戰爭：通過三大戰役打掉了老蔣的嫡系中央軍，其他“藩王”也就無所依歸、最後只能向我黨投降、投誠。站在我方政權的角度、各派系軍閥何嘗不都是“藩”？畢竟他們都是基於共和體制的“分封”勢力、同時也是“假共和”的鐵證。
蔣家王朝崩塌了、“同志仍需努力”，中山先生的共和理念就由我黨繼續發揚光大。在近代這場“真假共和”的制度博弈中，歷史重演的依舊是“削藩”表象的戰爭，然而這一次，進行“削藩”的卻不再是作為主體統治者的一方，這也是歷史幾千年來的頭一遭；如此創造性的結局成了幾千年制度演變的註腳，難怪它成為了這首“歷史交響詩”的完美終章！
不管是“削藩”還是削滅抵抗力量，共同目標還是削掉敵方勢力，站在勝利者的角度、這自然就是“越削越大、越削越強”的一個歷史過程。“誰削誰”的主體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歷史走向必須有利於國家統一、有利於人民，所以當前的我國最該“削”誰？相信全體國人早有共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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