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反動統治的黑暗年代裡,中共滿洲省委及地方黨組織曾多次遭到敵人的破壞,有數以千計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愛國志士陷於敵人的黑牢。絕大多數同志忍受各種慘無人道的酷刑,頂住了敵人的利誘和勸降,經受了嚴峻的考驗。他們把監獄當做特殊的戰場,同敵人進行了殊死的鬥爭。1927年至1937年,僅滿洲省委就遭到5次較大的破壞,先後有8位省委書記、11位省委常委被捕,黨團員愛國志士及革命群眾有2800餘人被捕;被殺害者,查到姓名的就有624人。這些被捕的革命者,先後被關在奉天第一監獄,瀋陽陸軍監獄,旅大日俄監獄,撫順監獄,安東(丹東)監獄,吉林第一、二、三、四監獄,哈爾濱監獄,齊齊哈爾陸軍監獄及日本帝國主義在哈爾濱設立的松花塾監獄,日本領事館地下室秘密監獄。
奉天第一監獄
瀋陽陸軍監獄
吉林第一監獄
吉林第二監獄
奉天第一監獄獄中黨組織與中共奉天特委秘密聯絡點(奉天北關八王寺東衚衕欒芳友——老欒頭掌鞋點)
記中共滿洲省委第一次被破壞及獄中鬥爭
1928年12月23日下午,中共滿洲省委在滿洲省委成員牛思玉家中召開滿洲省委擴大會議,會議內容是傳達中共中央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精神。參加會議的有滿洲省委書記陳為人、組織部長吳麗石、工運部長唐宏經,以及王鶴壽、牛思玉、張任光、李梅五、劉國棟、潘任德、李正權、張德祿、王贊升、王化民、李榮14人。
牛思玉的家在奉天的貧民區,在這樣一個地方,突然來了一些身穿皮袍、呢大衣和西裝革履的人,而且幾乎在同一時間擁進一間陰暗潮濕的小屋不出來,自然引起了密探的懷疑而報告了警察。
牛思玉
警察突然闖進,厲聲問道:“我們查戶口,誰是戶主!”
主人牛思玉應道:“我是。”
警察問:“這些人是幹什麼的。”
牛思玉說:“我家很困難,他們請會,幫我的。”
趁警察沒注意,正在傳達文件精神的中共滿洲省委組織部長吳麗石當即把文件揉爛,機智地扔進小孩便桶里,讓牛思玉倒掉了。
盤問過後,警察開始搜查。由於搜出了沒有來得及銷毀的《十大綱領》和“互濟會”名義起草的章程,加之這些人年齡不等、身着各異,而且說話南腔北調,更引起了警察的懷疑,便把與會人員全部帶走。
被捕時間已是下午3點多鐘,當警察押着這14名同志走到小東門,工運部長唐宏經想到,這次被捕,萬一有人暴露身份,東北的組織將遭到嚴重破壞。為通知尚未被捕的同志迅速轉移和改變聯絡地址,他趁街上行人擁擠,突然衝出警察的包圍,向人多的市場逃去。警察見有人逃跑,大吵大嚷,窮追不捨。唐宏經被警察追上又被押了回去。但在警察追捕唐宏經時,張任光卻趁機躲進路旁的廁所里,逃過了警察的追捕。
張任光逃出後,急忙趕到團省委機關關碧雲的家中,讓鄒立孟急速通知未被捕的同志馬上轉移。
鄒立孟
被捕的十三名同志被押到小東警察分局。警察讓每個人填一張登記表,填表之前,一個警察厲聲說:“你們填表要老實,是幹什麼的就填什麼,不然查出來,倒霉的是你們自己!”
儘管警察通過不同的手段進行恐嚇,有的還是填了假名,沒有一個人填寫自己的真實身份。當局為了摸清這次被捕人員的真實身份,把13人進行了分別關押和審訊。唐宏經、王贊升、潘任德被關押到南市憲兵隊;劉國棟被押到兵工廠;其他人被押到奉天警察廳。
奉天警察廳
在奉天警察廳,當局選中了年齡最小的王化民。這一選擇,也使得與他在一起的同志捏着一把冷汗。因為王化民當時只有18歲,是王鶴壽在兵工廠發展的新團員,而且家庭生活也比較優裕。一旦他經不住嚴刑拷打,不僅被捕的同志性命難保,而且整個組織也將遭到徹底的破壞。
望着看守押走王化民,一起的同志們思考着萬一被指明身份後的對策……
大約近兩個小時,王化民被兩名看守拖了回來。王鶴壽、李梅五等立即圍上去查看他的傷勢。王化民望着大家擔心的神情,語氣平和地說:“你們放心吧,我挺得住!”
輪到王鶴壽“過堂”了,他被警察用皮鞭子蘸涼水抽得渾身是血道子,血肉和衣衫粘在一起。回到監獄裡,連襯衣都脫不下來。
審訊一次接着一次,拷打一次比一次厲害,敵人的信心卻一次比一次喪失。
當局從被捕的同志身上得不到他們懷疑的證據,經過一個月的審訊,由於被捕的同志口徑一致,刑罰也沒有起到作用,警察局便把此案移交給軍法處。
到了軍法處,大家在預審室里見了面,通過眼神的交流,知道大家都挺了過來,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了勝利的微笑。軍法處逐人核實完後,將他們送到奉天第一監獄關押。
奉天第一監獄刑場
由於這次是滿洲省委首遭破壞,所有監獄被關押的共產黨員不多,也沒有成立黨的組織,這些同志被關進去之後,為了掩護陳為人同志,形成了以吳麗石為核心的領導小組。
由於當局沒有拿到確切的證據,經過吳麗石父親的上下“運動”和滿洲省委的營救,1929年7月底,這次被捕的同志全部取保釋放。
他們出獄後,中共滿洲省委已由劉少奇擔任滿洲省委書記。為了他們的安全,組織派他們到外地接受新的任務,迎接新的鬥爭。
中共滿洲省委加強黨的建設工作_
1928年12月滿洲省委遭到破壞後,中共中央派劉少猷、程寄如夫婦從上海到瀋陽巡視,參加中共滿洲省委工作。1929年1月,中央任命劉少猷為中共滿洲省委第四屆書記。
劉少猷劉少猷屆省委領導東北地區廣大黨員在白山黑水之間進行艱難的開拓工作,並相繼恢復撫順、大連、營口、台安等地的黨組織。至1929年4月,全東北的19個地區建立了32個黨支部,黨員發展到254人。1929年4月15日,滿洲省委接到中共中央的信,調劉少猷同志回上海。此時,滿洲省委再次遭到破壞,東北地區黨員人數迅速下降到110餘名。
劉少奇出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
劉少奇
面對東北地區嚴峻的革命形勢,1929年6月4日,黨中央任命劉少奇同志出任中共滿洲省委第五屆書記。劉少奇任書記後,為儘快打開工作局面,加強黨的建設,劉少奇採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開創了中共滿洲省委工作的新局面。
劉少奇秘密居住地
中共滿洲省委黨組織狀況表
為了加強中共滿洲省委對東北革命的領導,劉少奇在加強省委自身建設的同時,積極恢復和整頓各地黨、團組織。到1930年3月底,滿洲省委的組織狀況是:省委分為宣傳部、組織部及職工、軍事、少數民族三個委員會。至此,省委組織機構日臻完備。地方黨組織有哈爾濱特委(奉天特委由省委兼)及大連、撫順、溝幫子、延吉、台安、營口、通遼、長春、吉林、沈北10個特支,共30個支部,黨員總數為206人。其中,哈爾濱特委由唐宏經任書記,孟堅負責宣傳工作,下轄7個支部,共50餘名黨員。奉天特委下轄9個支部,共58名黨員,兵工廠和溝幫子兩個產業支部發展較好。黨的組織狀況,有了顯著改善,黨員數量和質量亦有明顯提高。
_調整配備幹部 積蓄革命力量_
劉少奇在中共滿洲省委時期,不斷發展壯大黨的組織,並注重對黨員幹部的培養和訓練,為九一八事變後東北的抗日鬥爭,在幹部、群眾、根據地和武裝力量等方面準備了先決條件,積蓄了有生力量。名震華宇的抗日英雄楊靖宇、趙尚志都曾得到劉少奇的重點培養和親自指導,為其後來成長為東北抗聯的傑出將領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年輕時期的楊靖宇楊靖宇,原名馬尚德,曾用名張貫一。1927年入黨。歷任中共滿洲省委撫順特支書記、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代理中共滿洲省委軍委書記、抗聯第一路軍總司令兼政委等職。1940年2月23日犧牲,時年35歲。
《撫順工人聯合會簡章》
楊靖宇任撫順特支書記時的秘密聯絡點——福合客棧
1929年春,楊靖宇被黨中央派到東北工作。其間,他經常代表省委到撫順、本溪等地巡視工作。為加強對撫順的領導,劉少奇任滿洲省委書記後,派楊靖宇到撫順擔任特支書記。
年輕時期的趙尚志
趙尚志,1925年入黨。歷任中共滿洲省委軍委書記、珠河反日游擊隊隊長、抗聯三軍軍長、抗聯第二路軍副總指揮等職。1942年2月12日犧牲,時年34歲。
趙尚志曾多次組織革命活動的二道溝郵局
1929年末,劉少奇將趙尚志派到中央幹部訓練班受訓。趙尚志學習後,回到奉天,做中共滿洲省委團的工作,在進步青年和愛國人士中開展革命活動,並在省委領導下,舉辦了團幹部訓練班,培訓基層幹部。
_吸收朝共黨員 奠定東北抗日基石_
在朝共黨員加入中共東北地方組織的過程中,中共滿洲省委認真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吸收朝共黨員加入中共組織的指示。中共滿洲省委第五屆書記劉少奇和第八屆書記陳潭秋都將吸收朝鮮族黨員的工作納入了省委工作的重要議事日程。
劉少奇組織省委討論通過的“與韓國黨的關係”的6條方針。為處理好與朝共的關係,中共滿洲省委在1929年8、9月工作計劃中強調:“在農運上應特別注意與韓國黨建立關係” 。
《朝鮮共產黨滿洲總局的報告——滿洲朝鮮人的一般情形及對中共中央提議的見解》(1930年1月30日)
1930年,中共滿洲省委根據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滿洲省委分別在東滿、南滿和北滿大批吸收原朝共黨員以及進步朝鮮族農民入黨,取得卓有成效的進展,共吸收了430名原朝共黨員,為黨領導下的東北農村反日游擊戰爭奠定了重要基礎,一大批朝鮮族黨員,英勇地站在了東北抗日戰爭的前列,為東北抗日戰爭的開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鬥爭》
在吸收朝鮮族黨員加入中共黨組織的工作中,為保證黨員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純潔性,提高黨的戰鬥力,第八屆中共滿洲省委書記陳潭秋主持編印了省委機關刊物《鬥爭》。
金根
李敏煥
徐亨植
李紅光
這一時期東北地區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武裝,特別是東滿和南滿,朝鮮族黨員和群眾佔著絕大多數。後來以東滿游擊隊為基礎發展起來的人民革命軍第二軍中,連排以上軍事幹部的60%,政治幹部的70%,士兵的40%-50%都是朝鮮族。大批朝鮮族戰士和漢族戰士一道英勇作戰,有力地推動了東北抗日戰爭的勝利發展,在東北抗日戰爭的歷史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朝鮮族抗日將領,如李紅光、李敏煥、李成林、李福林、徐亨植、金根、孫震、韓浩、金正國等都是在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
吸收朝鮮共產主義者加入中國共產黨為東北抗日積蓄力量
隨着原朝共黨員和朝鮮族進步群眾的大批加入,東北地區中共黨員數量激增,黨組織迅速發展壯大,大大增強了東北地區的革命力量。為九一八事變後東北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奠定了組織基礎,也為日後東北長達14年的抗日鬥爭,在幹部、群眾、根據地和武裝力量等方面準備了先決條件。(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