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作家梅維斯·迦蘭。資料圖
最近迷上加拿大作家梅維斯·迦蘭（mavis gallant）的作品。她曾在《紐約客》上發表116部短篇，數量比肩約翰·契弗和約翰·厄普代克。年青一代的傑出作家如裘帕·拉希莉、弗朗辛·普羅斯都為迦蘭寫過熱情洋溢的推薦文章。但是我的沉迷更來自一種不安：
以迦蘭最有名的作品之一the remission（《病緩》，暫譯）為例，小說開場就點明了其濃厚的象徵意味：“當阿萊克·韋伯終於清楚自己的病情遠比別人告訴他的更嚴重時，他捨棄了自己在英國的生活，搬到里維埃拉等死。”但小說所指涉的戰後大英帝國的衰落卻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展開，韋伯一家住在意大利古堡里，面對蔚藍的海岸，韋伯夫人仍然請得起廚子和幫傭，雖然找不到合適的學校，但她請了一位貴族後裔教孩子法語。表面上一切並不糟糕，韋伯不需要送醫院，雖然他基本不再說話。過了一兩年，韋伯夫人交上一位相好：一個經常在法國電影里出演英國人的當地人。韋伯沒有抗議，或許也無力抗議，他被送到毗鄰墓地的醫院，韋伯夫人以及情夫悉心地照顧他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充滿諷刺意味的是那場姍姍來遲的葬禮：當地人早就習慣韋伯夫人和外遇一起，以為韋伯先生早就死亡，所以葬禮的邀請讓很多人大吃一驚；葬禮上，韋伯夫人那位常年飾演英國人的情夫被誤以為是真正的英國人，而韋伯家的兩個孩子已經講不好英語，也完全看不出是英國人了……
與其說小說的情節令我感到震撼，莫若說是迦蘭的寫法。小說是中篇的體量，按照時間線索進行，有些時候給人一種報流水賬的沉悶感，所有戲劇化的事件（比如婚外情）都被漫不經心地帶過，反而是更細小的情節（比如韋伯家的兩位英國鄰居）被更耐心地描繪。我看完的時候非常疑惑，甚至感到一個好故事被怠慢了！要是換作福克納來寫，時間很可能被壓縮到韋伯死亡的前一天或者葬禮的當天，我們會得到每個人物更強烈的心理反應，或罪咎或為自己辯護，就連冷漠也會被這個特定的時空染出別樣的色彩。我不懂為什麼迦蘭要用這種反戲劇化的方式來講述。
倘若有些作品的生命隨着閱讀的完成而終結，另一些作品則在閱讀終結的那刻才誕生。《病緩》屬於後者，合上書本後的每一天，我都在遭受來自小說中人物的突然襲擊：好好地走在路上，我會突然想起一位里維埃拉當地鄰居說她此生還未走進過一棟英式房子；洗菜的時候，我會突然聽見韋伯家的其中一位英國鄰居自豪地說：“園藝永遠不會有過時的一天”。我忽然悟出她們話里的深意，因為現實中的我正在遭遇我所在街區（乃至另一個帝國）的衰落。
簡單說，三年前剛搬到這條街的時候，我所在的公寓樓門口“住”着一位天使般的流浪漢——大衛。每天早晨七點，大衛用房東給的備用鑰匙打開停車場的鐵柵欄，取走立在垃圾箱旁的掃帚和簸箕。他不僅清掃停車場，還會打掃公寓樓所在的整個街區，等一切完畢，他爬到垃圾箱頂端，把堆積如山的垃圾袋踩扁，而後把垃圾箱蓋嚴實。
某種程度上，街區的衰敗發生在他失蹤之後——疫情的第二年，洛杉磯偷車賊猖獗一時，據說大衛是在半夜出面阻攔時遭遇了槍擊，他沒有生命危險，而是在送醫治療後被送到了庇護所，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完全相信這樣的敘述，因為我們中再沒有人見過大衛。
隔壁的倉房易手，新住戶裝了更嚴密的防盜系統，我常常聽見警報被誤觸，反覆念叨說嚴密監控正在進行中。沿街的帳篷像蘑菇一樣滋長蔓延，我看到電線樁旁的地磚被撬開，一條條細長的電線跨過馬路，通往不同的帳篷。再後來，不僅是人行道上堆滿的垃圾不再得到清除，警用直升機的到訪越來越頻繁，公寓樓里也開始聞到大麻的味道以及狗的尿騷臭——樓里的住戶換了一波……
我的講述本身就是一種“縮減”（reduction），我略去了和衰敗不符的因素，比如新倉房的生意很不錯，又比如我認識了一位好心的流浪漢——喬伊。如果進一步強調戲劇張力，可以把時間進一步壓縮，可考慮借鑒美國“黑色（noir）文學”的開山之作《郵差總按兩遍鈴》：命運之神好比郵差，會登門按鈴，第一次你沒有聽見，第二次你就聽見了。換句話說，你逃得了第一次，逃不了第二次。這裡的“二”本身就是一種壓縮，因為現實中命運之神通常沒有這麼雷厲風行。如果回到我的街區，故事可以縮減為兩位流浪漢的失蹤，第一次失蹤或被認為是零星事件，第二次則有“寓言”意味。
電影《郵差總按兩次鈴》（1946）劇照。資料圖
某種程度上，《郵差》對時間的重塑經由好萊塢黑色電影的擴大，如今成為美國（乃至全世界）影視故事的標準樣式——更宏大的社會圖景被壓縮成一個個戲劇單元，我們從突發事件進入，通往另一個突發事件。我一度很崇尚這種“高壓鍋”式的戲劇加工，未曾想到這種對時間的重塑徹底改變了我對現實的期待：或許和很多人一樣，我變相地期待“抓馬劇”。我期待衰亡以垮塌的形式全方位地發生，渴望在短時間內掌握群魔亂舞的全景，也期待我的緊張感會在垮塌發生後即刻釋放。在某種程度上，這樣的戲劇加工反過來影響了現實：只有垮塌才能吸引眼球，但垮塌發生的時候我們早已習慣了看戲的姿態；垮塌前的現實漫長，複雜，信號頻布，但我們卻對此失去了感知，因為這種時間感只讓我們感到無聊，沉悶，並不激發緊張感。
是在這樣的當代語境中，我感到了《病緩》的珍貴。迦蘭不去誇大戲劇性事件，反而讓讀者感受現實中綿延無盡的時間感，訓練讀者對“衰亡”發出的每個細微信號的敏感度。不不，不是電影中常見的老房子出現裂縫或者蟲害，這些太明顯了，而是發生在每個人身上的“衰亡”，是需要讀者去推敲潛台詞的“衰亡”，好比那個為英國園藝感到驕傲的鄰居（她還以為英帝國落幕之後，每家每戶還都能像以前一樣負擔得起一座花園呢！）。
我當然知道在一切都在加速的社會裡，閱讀不以戲劇感取勝的作品是一種奢侈。我也知道在更多人閱讀大部頭作品的時代，世界或也一樣紛亂。但在被國際新聞攪得心慌的當下，反而是迦蘭或其他對社會變化娓娓道來的作品，給了我難得的平和。
錢佳楠
責編 邢人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