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傑斷案故事，其實是一個老外寫的？！

不知有多少人清楚，那些被人津津樂道的“狄仁傑斷案故事”其實是一個老外寫的。

1943年3月的一天，荷蘭人高羅佩乘坐飛機落地重慶，赴任荷蘭駐重慶大使館一等秘書一職。那時，抗戰烽火中的重慶被陰影籠罩，轟炸機的轟鳴聲隨時可能響起，到處都是簡陋的板房和窩棚。不過，即便如此，高羅佩心中依然充滿興奮。為了來中國常駐，他費盡了口舌，多次請求自己的好友幫忙調任。  

1942年7月，高羅佩剛剛從上一份外交工作中脫身，需要乘船從日本出發，因工作安排輾轉新加坡、非洲等地，最終得到任命落腳重慶。為了驅散旅途中的無聊，出發時，這位荷蘭“中國通”隨手把幾本中文書塞進了箱子，其中有一本出版於18世紀的公案小說《武則天四大奇案》，他自己也沒有想到，這本書給他帶來了諸多靈感，讓他在日後創作了一系列以狄仁傑為主角的探案小說，並因此享譽世界。

在重慶，這位對東方文化有着狂熱之情的外交官，度過了三年夢寐以求的“中國式的生活”。他穿中國服裝，寫古詩，練書法，學篆刻，彈古琴，和諸多中國官員、學者結為好友。此外，他還找到了一位他心中完美的中國女子作為人生伴侶，真正與中國文化相伴終身。

其實，高羅佩的身份遠不只是狄仁傑小說的作者這樣簡單，用如今的眼光去看，他也是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循着對中國文化的熱情，高羅佩還開創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學術領域。他是第一個用西方學術方法研究中國“房中術”的學者，也寫出過西方漢學界第一部系統研究中國古琴的著作《琴道》。在短短57年的人生中，他憑着興趣與熱情，在漢學領域做出了超人的成就。

2026年4月，高羅佩的同事巴嘉迪、萬蓮琴撰寫的荷文傳記《一生三任》的全新中譯本《漫逐浮雲到此鄉：高羅佩傳》問世，讓高羅佩的故事重新出現在中國讀者眼前。傳記譯者、高羅佩資深研究者張凌對《中國新聞周刊》感嘆，在當代，如高羅佩一般全方位沉浸於中國文化之中的漢學家，已經相當罕見。

高羅佩  供圖/托馬斯·范·古立克

被阿加莎·克里斯蒂誇讚

1982年，高羅佩資深研究者張凌在《讀者文摘》雜誌上讀到了分五期連載的高羅佩小說《黑狐狸》 （後來被譯為《中秋案》），立刻被這個獨特的故事吸引。她覺得，這個故事中不僅有血腥恐怖的命案，還有文人雅集、吟詩賞月的內容，有種令人沉迷的古典文學韻味。由此，她成為高羅佩的書迷，只要有高羅佩狄公案系列小說在中國出版，她一定會購買、珍藏，反覆閱讀。

後來，移居美國的張凌一直關注着高羅佩的信息。2011年，她在閱讀高羅佩狄公案小說《柳園圖》的英文原本時發現，多年前自己讀到的中文版高羅佩小說，內容並不完整，也缺少對創作背景的交代。那時起，她決定將海外出版的高羅佩作品完整地翻譯成中文。從2012年開始，她將自己的一些譯文放到博客上，並在網友推薦之下與上海譯文出版社合作。花費了十幾年的時間，她終於完成了對高羅佩《大唐狄公案》全集的翻譯。

高羅佩的小說里埋藏着無數知識、典故，需要細細查證，在表述和文風上也得字斟句酌。尤其是，在1953年，高羅佩還曾將自己的代表作《迷宮案》親自翻譯成中文，取名為《狄仁傑奇案》，在新加坡出版。《狄仁傑奇案》使用標準的中文章回體小說語言，流暢自然的程度可以媲美中國古代白話小說。有了原作者的翻譯標準在前，作為譯者的張凌感覺，自己在翻譯中壓力很大，“自始至終，從未輕鬆過一刻”。

1942年7月，時任荷蘭駐日公使館二等秘書的高羅佩乘船離開日本。在一年之後，他打開《武則天四大奇案》閱讀。書中講述的唐代縣令狄仁傑的探案故事，深深打動了他。

六年後，高羅佩再度回到日本任職。當他看到日本的圖書市場上充斥着模仿西方風格的“三流偵探小說”時，心中滿是不甘。他覺得，中國人在公案小說、傳奇故事，甚至《棠陰比事》這樣的法律案例彙編中，對各類案件都有精彩的講述。而狄仁傑、包龍圖這些中國形象的魅力，也不亞於西方神探福爾摩斯。但東方的作家似乎很少有人關注到這一點，也沒有人撰寫這類的原創故事。

1949年，高羅佩自費出版了《武則天四大奇案》（共六十四回）前三十回的英譯本《狄公案》，作為試水。結果，這個譯本在海外圖書市場大受歡迎。得到了鼓勵的高羅佩決定自己投入創作。1950年，他花了兩個月時間，完成了第一部以狄仁傑為主角的偵探小說《銅鐘案》，但並未第一時間出版。很快，他又寫出了一本《迷宮案》。《迷宮案》1956年出版後一炮打響，奠定了他日後創作狄公案系列小說的基礎。這本書甚至得到了英國推理小說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注意。她親自寫信給高羅佩，誇讚他的作品。

在廣受歡迎的《迷宮案》中，高羅佩獨特的小說風格初現雛形。故事中，狄公狄仁傑頗具現代人的魅力，他帥氣博學，能文能武，既是典型的“中國士大夫”，也是西方人眼中帥氣幹練的“全能英雄”。狄公身邊的配角也是個個鮮活：粗魯、好色的馬榮，擁有邪門技巧的“技術骨幹”陶干，精明的老助手洪亮，總有悲情遭遇的壯漢喬泰，還有玄蘭這樣聰明機警的底層女性。除此之外，小說中還出現了頗具現代感的“密室殺人”等作案手段，案情絲絲入扣，令人大呼過癮。

此後十幾年，作為職業外交官的高羅佩被派往許多國家任職，但無論被派到世界的哪個角落，他都會抽出時間撰寫這部以中國古人為主角的小說，彷彿這才是他的志業。其子托馬斯·范·古立克是一位外科醫生，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雖然自己的工作領域與父親完全不同，但我父親的生活方式向我展示了職業專註和投入的重要性。國際化的環境，特別是中國的背景塑造了我，並幫助我理解生活在東亞等地的人們。在我自己的科學工作中，父親是我的榜樣。”他動情地回憶，小時候，他總是看着父親坐在書桌前，為狄公案小說畫明朝風格的繡像插圖。那時，父親嘴裡總是叼着一根香煙。神奇的是，父親從不會讓煙灰沾染到畫作上。

高羅佩一生中一共創作了20多部長短不一的狄公案故事。這些故事共被翻譯成29種文字，風靡全球。它們也為狄仁傑形象在影視劇中的傳播打下了基礎。20世紀六七十年代起，由海外演員扮演的、高鼻深目的狄仁傑形象，開始在英國、美國的熒幕上出現。此後，1986年上映的中國第一部狄公案電視劇《狄仁傑斷案傳奇》，以及2024年播出的《大唐狄公案》，都是以高羅佩的小說作品為藍本的。

精神上的中國人

高羅佩的好友、外交官陳之邁曾撰文回憶，多年前，他和高羅佩在重慶參加友人聚會時，高羅佩總是隨時攜帶着一架古琴，常常會在飯後為全場人士彈奏一曲，以示助興。此外，很多人也都見過他身穿中國鎧甲的照片，這張照片也流傳至今。雖然這樣的裝扮看起來有些滑稽，但在高羅佩心中，這件事相當嚴肅。他的種種言行都顯示，他一直在努力向古代中國人的生活靠攏。

很難說清，高羅佩這樣的一個荷蘭人，為何會如此迷戀東方文化，並為之付出一生的時間。不過，在高羅佩的親人看來，這場東方夢的緣起，與他童年時期的經歷高度相關。

1910年，高羅佩出生在荷蘭，5歲時，他的父親因為工作調動，帶着全家遷到爪哇。在爪哇的唐人街，高羅佩第一次注意到了招牌、捲軸和字畫上的中文。這些神秘的“符號”，讓他想起了父親和祖父收藏的中國瓷器，也激發了他的好奇心。

後來，高羅佩曾詢問自己的華人同學，這些字符是什麼意思，卻沒能得到答案，但這樣的好奇一直留在他心中。高羅佩之子，托馬斯·范·古立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在爪哇生活時，高羅佩有時會用木棍在沙地上描摹他看不懂的漢字，路過的華人看到，就會告訴他這些漢字的含義。就是從那個階段開始，高羅佩迷上了東方文化，而且“這種迷戀貫穿了他的一生”。

1923年，13歲的高羅佩回到荷蘭，在學習了古希臘、羅馬、英語、法語等課程之後，中文依舊對他有着強烈的吸引力。他曾提到，將深奧的字義與完美的字形結合起來的漢字，能帶給他“如在夢中”的快樂。他開始自學中文，還利用自己荷蘭文名字的音譯，給自己取了“高羅佩”的中文名。“高”取自他的姓“古立克”，“羅佩”則是他名字“羅伯特”的近似音。

左圖：高羅佩繪贈金問源，1945年春。

右圖：高羅佩所繪狄公案插圖，出自《銅鐘案》。

為了一張疑似寫有中文符號的“竹紙”，高羅佩結識了從萊頓大學退休的梵文專家烏倫貝克。烏倫貝克不會中文，但他對好奇心旺盛的高羅佩十分讚賞，向他傳授了語言學以及梵文、俄語的知識，希望他繼承自己的衣缽，進入學術圈。然而，高羅佩已經意識到，自己只是對東方人的生活感興趣，並不想成為一名象牙塔里的學者。他清楚，自己讀書，只是為了找到一份能融入東方人生活的工作。

1935年，博士畢業的高羅佩順利考入荷蘭外交部，被任命為荷蘭駐日本公使助理譯員。在日本，高羅佩迅速地迷上了來自中國的古琴文化。由於這個原因，他在七年中多次前往北京。幾乎每次都是為了拜訪他崇敬的古琴大師葉詩夢、關仲航等人，向他們學習古琴演奏。

在1943年如願在重慶任職之後，高羅佩很快以古琴為紐帶，結交了更多的中國朋友，其中不乏達官貴人和社會名流。他參加了于右任、馮玉祥等人組織的“天風琴社”，是其中唯一的外國成員。他在中國的交遊之廣，令人震驚。比如，他曾與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成為至交，保持着長期的通信聯繫。他還曾寫信給建築學家梁思成，只為詢問“中國何時開始使用椅子”這個問題。梁思成也耐心地回信為他解答。

高羅佩曾提到，早年間，他就夢想能和一位亞洲女性，特別是具有傳統特質的中國女性，組建家庭。在重慶，他迅速結識了水世芳這樣兼具東西方文化底蘊的“完美妻子”。水世芳出身中國官宦家庭，在齊魯大學就讀，戰爭爆發後為了讀書在南方漂泊多年，因為向外國人教授中文而與高羅佩相識。二人情投意合，很快結婚。

高羅佩與水世芳在婚禮上的留影，1943年12月攝於重慶。

不過，高羅佩的家庭觀也經歷過複雜的變化。年輕時，他曾抱持波希米亞式的人生觀，追求自由浪漫、無拘無束的人生。他在日本工作時，也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有過“合約女友”這樣的浪漫關係。但來到中國後，他很快就開始嚮往中國文人那種琴瑟和鳴的家庭生活。

婚後，高羅佩和水世芳很少對外談論婚姻和家庭。在外界看來，他們的生活基本風平浪靜，也完全符合高羅佩心目中的設想。水世芳的高素質、開朗和豁達，成為這段婚姻的保障。1946年，高羅佩被調離中國，水世芳也和子女們一道踏上了未知的旅程，日後，她和全家隨着高羅佩在世界各地任職。晚年，她曾幽默地回憶，自己的丈夫根本不算是一位外國人，在很多方面，他比自己還像中國人。“從我們認識到他臨終，他沒有一天斷過練字。他最愛吃元盅臘腸、喜歡四川菜。”高羅佩的兒子托馬斯·范·古立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就我而言，東方的影響和習慣更多來自我的中國母親。雖然我父親是荷蘭人，我們也在荷蘭和其他亞洲國家生活過，但我的父母在國際社群中結交的始終是中國朋友。我對東亞及其特定的風俗習慣非常熟悉。”

為興趣燃燒一生的“異類”

高羅佩的傳記作者之一、高羅佩在荷蘭外交部的同事巴嘉迪曾記述，高羅佩有“許多了不起的特質”，其中之一，就是能在任何環境下有條不紊地工作，並且效率奇高。有這樣的工作效率，高羅佩在同事們眼中就成了一位“優秀公務員”。但聰明如他，也會利用一些技巧，迴避和推掉自己不感興趣的工作。這種特立獨行，偶爾會引發同事和上級的不滿。雖然他的研究和收藏，吸引了一大批“同好”與他交流，但有時也讓他在公務員群體中像個異類。

高羅佩不在乎這一切。他專註於自己的興趣和熱情，只要發現問題，必須滿足自己的好奇心，甚至可以百無禁忌。1950年前後，他在日本出版日語版《迷宮案》時，出版社為了吸引讀者，打算使用裸女圖作為封面。一開始，高羅佩堅決反對，他自認為中國沒有裸女畫，這樣的封面圖放在中國故事書的封面上，並不符合邏輯。結果在搜尋證據的過程中，他發現了自己的錯誤。從此，他開始對中國性學領域進行探索，並寫出了《秘戲圖考》《中國古代房內考》兩本書，奠定了他在中國性學領域的開創性地位。

高羅佩書房外屋。本版圖/上海譯文出版社 

中年之後，這位“業餘天才”，依然沉浸於各種看似毫不相干的興趣研究之中。1959年，他帶着全家到馬來西亞吉隆坡工作，順便在當地收養了幾隻長臂猿。高羅佩從小喜愛動物，受中國古代詩歌的影響，他把“猿”視為君子的象徵，他對這些長臂猿傾注了大量的愛和寬容。晚年，他的很多照片都是與長臂猿合照的。後來，他開始寫《長臂猿考》，也以猿猴為靈感寫過一篇名為《晨之猿》的狄公案小說。

1967年，煙不離手的高羅佩查出肺癌，但他並未第一時間告知家人，而是爭分奪秒地工作、寫書，安排後事，以盡到對家人的責任。此外，他還默默地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後兩部重要的作品：《長臂猿考》和最後一部狄仁傑小說《中秋案》。當年9月，高羅佩與世長辭，終年57歲。

高羅佩信奉中國文化中“生死有命”的觀念。在人生最後一部小說《中秋案》中，也看得出他思想的變化。整個故事從精彩的歷史傳說、推理演繹，變成了更具詩意和禪意的靈性之作。在《中秋案》故事的結尾，處理完大案的狄公對書中的角色“魯禪師”說出：“此刻，我真是筋疲力盡了。”或許，這也是高羅佩借狄公之口吐露的最真實的心聲。

他一生追逐着興趣與友誼，不斷漂流和探索。正如他贈給中國古琴學者徐文鏡的詩中寫的那樣：“漫逐浮雲到此鄉，故人邂逅得傳觴。巴渝舊事君應憶，潭水深情我未忘。”

參考資料：

《高羅佩事輯》，嚴曉星 編，西泠印社出版社

《荷蘭漢學家高羅佩與民國學者交遊續考——以新見萊頓大學圖書館藏高氏私人信札為中心》，作者施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