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不清法與倫理道德的界限

國人似乎分不清法與倫理道德的界限，認為倫理道德就是法律，也就陷入認識的誤區了。

或許受到傳統的影響，人們大多不會懂得法律條文，只是懂得倫理道德。在古代，人們大多是農民，不讀書，不識字，根本不懂什麼法律條文，對法律的認知就是“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別的法律條文基本上不知道。一旦遇到犯法的事，人們都要從倫理道德角度來評價，卻不會用法律來衡量，因為他們不知道法律條文是什麼，也就沒有什麼依憑了。他們總覺得道德的問題是國家政府、社會公眾的職責，誰都有權干預別人的道德。其實，國家政府、社會公眾沒任何權力在道德上對個人作出規定，否則就會導致思想專制，處死思想異端分子的火刑柱就會在西方繼續林立，而中國各地的池塘里也將填滿被族長迫沉深潭的不貞女人。

古人生活在農耕文明之中，皇帝頒布法律，只是為了讓知識分子看的，而大多數人都是不識字的勞動人民，根本讀不懂法律條文，也沒人給他們解釋。官員和知識分子都懂一些法律，但遇到犯法的事情，還是要查閱法典，要根據一些條文作出判決。而這樣的條文一般描述比較模糊，執行起來就要看官員的理解了。於是，在法律條文的規定與執行之間就有了很大的權力尋租空間。官員們會在這種權力尋租空間之內判案，遊刃有餘，經常吃了原告吃被告，卻並不會據實判斷。甚至一些官員會根據倫理道德來判案，滿足了人們的期待心理，卻並不符合法律精神。

人們從小就被灌輸倫理道德觀念，卻唯獨缺少了法律的精神。統治階級頒布法律的同時倡導禮儀道德，而造成巨大影響的並不是法律，而是禮儀道德。法律是給官員和知識分子看的，而禮儀道德是給大量不識字的農民看的。當絕大多數人都成了農民，而且不讀書，不識字的時候，禮儀道德無疑是實現有效統治的有力工具。禮儀道德並不是孔孟原本的思想，而是被統治階級改造過的思想，只是有利於統治，一味愚民，卻並不是讓人們智慧起來。統治階級知道法律和倫理道德的內容，還要身體力行，尤其是倫理道德方面，需要做成模範，要起到帶頭作用。而倫理道德裡面加入了太多迷信思想，讓人們敬畏神靈，聽官員的話等等。

皇帝要祭天，要在遇到瘟疫的時候祈禳瘟疫，還要宣稱自己是真龍天子，是天下道德的楷模。官員們模仿皇帝，也要說得冠冕堂皇，倡導禮儀道德。但他們並不會宣揚法律，也不會搞普法活動，因為法律條文是死的，很容易對皇帝和官員形成一種限制，讓他們不能隨便行動。他們作為統治階級的成員，根本不喜歡被法律限制，而是要用權力超越法律，甚至認為皇帝和官員說的話就是法律，而老百姓已經失去了話語權，當然會被欺負了。尤其是皇帝或官員搞一些運動，簡直隨意性太大，隨便給人定罪，毫無法律精神。

不管是“焚書坑儒”還是“文字獄”，都顯示了權力的肆意妄為，卻並不符合法律。人們認為，皇帝和官員的所作所為一定符合法律，這是行動的前提條件。可是，人們不懂法律，不知道法律條文有什麼規定，也就不會明白皇帝和官員的行為是否符合法律精神了。人們會把皇帝或官員看成是法律的化身，實際上他們是權力的化身，而且權力過分集中，權大於法，必定導致腐敗。人們沒任何監督權，即便有一些民間的知識分子，要行使監督權，監督官員，也不會有什麼好結果。而朝堂之上，有官員監督皇帝，給皇帝上書，提意見，卻往往被懲罰。他們就像西方的異端分子一樣，被懲罰，甚至被處死。

不論是統治階級還是被統治階級都懂得禮儀道德，也懂得如何利用禮儀道德評價別人。如此一來，禮儀道德就成了自己遵守的信條，也成了批評指責別人的利器。宗族形成之後，族長倡導禮儀道德，卻往往實現道德綁架，要人們遵守禮儀道德，同時還弄出了族規，要人們遵守。如此一來，無論是皇帝還是官員，抑或是族長都在提倡禮儀道德，也都要人們遵守禮儀道德，而他們自己表面上遵守禮儀道德，實際上卻干一些蠅營狗苟之事，也就不被人發現了。禮儀道德成了普遍的行為準則，具備柔性原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維持社會穩定，卻容易禁錮人們的頭腦，讓人們變成唯唯諾諾、庸庸碌碌的人，而不會有什麼創新性的行為。當道德普遍實行的時候，法律就會退居次要地位，甚至沒有什麼作用。連同官員判案的時候都在依照道德，就更別提平時人們看待周圍事情的眼光了。人們都懂禮儀道德，要按照禮儀道德行事，即便到了法律昌明的當代，人們也仍然缺乏法律精神。

傳統的影響不容忽視，甚至人們的意識里仍然有傳統的禮儀道德存留，也就深深影響了人們。或許，應該在人們很小的時候就普及法律精神，讓他們懂法，守法，用法。不過，如此一來，統治階級成員就不自由了……

起碼，統治階級成員也會犯法，而木匠犯法之後，他做的傢具也不能因為他的犯法而被銷毀，至於作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