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帝曹丕駕崩後，曹叡接手的是一個蒸蒸日上又難題不少的大魏江山。
對外，三國還未一統，魏國頻繁面對蜀、吳（尤其是蜀國）的騷擾。對內，宗室與士族的矛盾暗流洶湧，地方大族形成“國中之國”。主少寡弱，權臣環視，可曹叡很快就掌控住了局勢。
曹叡主政，頗有作為
早在曹操執政期間，統治者就意識到官僚私權對公權力的危害，而曹叡繼承乃祖遺志，一方面，他改易正朔（頒定新的曆法）、嚴刑峻法；另一方面，他翻新各項制度，強化中央權威，貶抑官僚與地方豪族的私權。曹叡想建立一個外儒內法、中央集權的帝國，這決定了他會與儒門合作，但卻要遏制士族力量。
收集女裝、長發及地、口吃少言、起用女官，這是曹叡的噱頭。實際上，他做了不少正事——崇尚書、迎宗廟、嚴刑法、禁浮華、控中樞、修宮室等，曹叡主政期間，魏國國力達到頂峰。
這位少年君主希望加強魏國中央的權力，鞏固魏國政權的根基。他首先想到的是改易正朔。還是太子時，他就曾建議父親改易，“以明受命之運”，可惜曹丕不納。即位後，他積極推動此事，《宋書·禮志》記：“曹叡即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議多異同，故遲疑不絕。”如此僵局，一方面，說明漢代雖亡，仍在士人中有相當的分量；另一方面，也印照出曹叡的君主權威有待提高。
等到青龍五年（237），曹叡這一意志才得以實現。當時，著名諫臣高堂隆上疏建議改易正朔，又逢黃龍祥瑞出現，曹叡順水推舟，終才下詔，改易正朔。
曹叡有很強的掌控欲，他自信於自己的決斷，加上本性猜疑，所以他事必躬親。同時，他建成洛陽宗廟，特派朝廷禮官持節到鄴城（今河北臨漳、河南安丘一帶）奉迎先帝神位，填補了魏文帝的疏漏；他還大修宮室，尤其是在諸葛亮病逝後。
大興宮室，其實是帝王心術
過去，史學家將曹叡大修宮室作為他驕奢淫逸、勞民傷財的體現，這個判斷在《晉書》里就有了。《晉書·食貨志》載 ：“魏明帝不恭，淫於宮籞，百僚編於手役，天下失其躬稼……”
魏明帝時期，的確存在宮室大增、後宮臃腫的現象。據《魏略》記載，當時曹叡的後宮妃嬪尚眾，人員達數萬。哪怕到了少帝曹芳時期，僅曹叡留下的才人就有64位之多。
大興宮室成為後世史家抨擊曹叡的一大理由。但曹叡做這些事的目的，真的只是為了滿足驕奢淫逸的慾望嗎？
在皇權社會，皇家建築並不孤立存在，它們不僅僅用於衣食住行或藝術建設，還起到“政治威懾”“權威象徵”的作用。曹叡大修宮室，“備如漢西京之制”，從帝王心術的角度來看，這些宮室正是他滿足自己享樂之心與政治理想的產物。
而《三國志·魏書·辛毗楊阜高堂隆傳》中，曹叡對高堂隆說：“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為漢規摹之略也。”意思是：王者的都城，應當趁着百姓勞苦的時候同時建造，使後代的人不必再擴大，這是蕭何為漢代謀劃的策略。可見，曹叡修建宮室，心中也有參考對象，他希望魏國能夠比肩秦漢，而魏國的都城，也應效仿漢代。
值得注意的是，曹叡改易正朔恰恰是在大修宮室之後。
過去，史學界對這兩件事往往分開來看，但對曹叡本人來說，無論是嚴刑峻法，還是大修宮室，乃至人事調動、對外征伐，目的也許都是為了改易正朔，進而強化自己的權威。
曹叡盼望通過一人獨治來建立一個儒法並舉、中央集權的帝國，他希望成為漢武帝般的君主。為此，曹叡在人事任命上也動了不少心思，學者王惟貞研究過：“無論是在朝政、軍事活動、臣僚的選任、宮室營建等方面，曹叡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施行，並集權於己手。”
對司馬懿，且用且防備
曹叡對世家大族的防備可以從兩件事看出：一件是“禁浮華”，一件是對司馬懿的人事任命。
“禁浮華”在史書中記錄較少，但它卻是魏晉清談玄學之風來臨的前兆。太和年間，一些仕途受挫的貴族子弟雲集於京師洛陽聚眾交遊、品評人物、清談名理，這些貴族子弟的交會史稱“浮華交會”或“浮華朋黨”。
曹叡對“浮華交會”堅決鎮壓。一來，他擔憂黨錮之禍死灰復燃；二來，也是為了通過抑制世家大族子弟的勢力，來鞏固自己的君主威信。
而曹叡對司馬懿，是且用且防備。魏文帝駕崩時，曹真、曹休、陳群、司馬懿4人為輔政大臣。但曹叡並不視司馬懿為心腹，表面和諧，暗流洶湧，這是曹叡與司馬懿關係的寫照，他們互相敬重，又互相猜疑。一個佐證是：在顧命大臣一事上，曹叡的最初名單沒有司馬懿，他任命燕王曹宇為首輔，曹肇等人輔助，達成一個宗室顧命集團。可是，突然間曹叡更改了名單，他將輔政大臣改成曹爽和司馬懿。
為什麼要更改名單？學者認為：曹叡的最後一變，極可能與世家大族勢力集體施壓有關。
即便百般不樂意，曹叡也不可能置世家大族意見於不顧，後者掌握權勢和軍隊，一不缺兵馬，二不缺輿論，三是在魏國權力中樞盤根錯節。哪怕為了魏國的政局穩定，曹叡也需要安撫士族。安排司馬懿為輔政大臣，就是這一博弈的結果。
曹叡如果真的對司馬懿完全信任，就不會安排司馬懿遠離中央，以戰事或整頓吏治的名義鉗制他的勢力。
防備司馬懿並非曹叡個人意見，高堂隆與曹植都曾表示過警覺。高堂隆的話在後人看來彷彿預言，他勸諫曹叡：“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釭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而司馬懿，恰恰在史書上被形容有“鷹視狼顧之相”。
所以，司馬懿在軍事上被委以重任，但終曹叡一朝，他都難以進入權力核心。
終其一朝，魏國政治大體清明，國力蒸蒸日上，魏國君主和中央政府的權威相比過去大大提高。只可惜，曹叡短暫享受了一人獨治，也通過修改法令、逢迎宗廟、嚴刑峻法、廣築宮室等滿足了自己的神聖願景，卻還是倒在了通往“秦皇漢武”的路上，還是敵不過歷史的滾滾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