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9日，加勒比海島國安提瓜和巴布達的一間會議室里，科興生物特別股東大會的投票結果揭曉：賽富基金提名的十人新董事會名單獲通過。這場被資本市場稱為“疫苗行業世紀對決”的會議，以戲劇性方式為科興生物長達十年的控制權爭奪戰畫下階段性句點。
隨着總額最高達75億美元（約合人民幣538億元）的“清倉式分紅”計劃同步推進，創始人尹衛東陣營重新奪回主導權，而這場資本博弈留下的裂痕，仍在持續撕裂這家曾因新冠疫苗聞名全球的生物製藥企業。
一、天價分紅：控制權爭奪的終極籌碼
科興生物的分紅方案堪稱資本市場罕見操作。公司宣布分三階段派息：第一階段每股55美元於7月7日支付，第二階段每股19美元在股東大會後追加，第三階段計劃每股派發20-50美元。
按總股本6006萬股計算，三次派息總額將達56.5億至74.5億美元，占公司賬面現金餘額的73%。這一數字意味着，若按最高額派息，股東每持有1股可獲得相當於停牌前股價（6.47美元/股）19倍的回報。
“這本質是一場控制權爭奪的防禦策略。”上海德禾翰通律師事務所律師張曉欣指出，第一階段55美元分紅特意安排在股東大會前支付，且公告明確“股東投票關係到後續補償性股息發放”。
賽富基金與李嘉強陣營均承諾推進分紅，但雙方對董事會合法性的爭奪已進入白熱化階段。大股東賽富基金將獲得5.93億美元，CEO尹衛東也將入賬3.5億美元，而這場資本盛宴的背後，是十年控制權爭奪的終極對決。
二、十年拉鋸：從兄弟齊心到反目成仇
科興生物的控制權戰爭可追溯至2001年。當年，技術專家尹衛東與北大教授潘愛華共同創立北京科興，潘愛華出資5100萬元占股76%，尹衛東以技術入股佔24%。
公司通過反向收購於2003年登陸納斯達克，但股權架構暗藏矛盾：潘愛華控制的未名生物持有北京科興26.91%股份，而尹衛東通過科興控股（香港）間接持股73.09%。
2016年，科興計劃私有化退市並在內地上市成為導火索。尹衛東聯合賽富基金、康橋資本、維梧資本組成買方團，提出每股6.18美元報價；潘愛華則拉攏未名醫藥、中信併購基金及第一大股東強新資本（1Globe Capital LLC）抗衡。
2018年，衝突激化至搶奪公章、剪斷工廠電線，導致價值1540萬元的疫苗報廢，納斯達克以“治理失效”為由強制停牌。
司法介入成為轉折點，2025年1月，英國倫敦樞密院司法委員會以“歷史決議程序存在瑕疵”為由，將科興董事會中的四名成員替換為強新資本實控人李嘉強在2018年2月提名的人選，並宣布尹衛東啟動的“毒丸計劃”（向對手外股東增發新股）無效。
三、陣營分立：三足鼎立的資本博弈
當前科興生物的股東格局呈現“三足鼎立”態勢：
1. 尹衛東-賽富系：賽富基金持股18.87%為第一大股東，尹衛東個人持股11%。新董事會成員包括賽富基金合伙人閻焱、維梧資本董事付山等。
2. 李嘉強-強新系：儘管強新資本當前持股比例不足5%，但李嘉強通過2018年股東大會推翻原董事會，並藉助英國樞密院裁決維持影響力。其提名的董事會成員包括獨立董事盧毓琳、裘育敏等。
3. 維梧資本-中小股東聯盟：作為前五大股東（持股8.21%），維梧資本聯合尚珹資本發起訴訟，指控李嘉強陣營“偽造文件、違規增持”，並揭露其通過加拿大經紀賬戶秘密積累近三分之一股份。
這場資本博弈的激烈程度遠超市場預期。2025年4月，維梧資本披露，新董事會阻撓股東召開特別股東大會、威脅撤銷維梧資本等長期投資者持有的16%股份，並試圖安插與1Globe關聯的董事。
這一系列行為導致公司獨立審計機構致同會計師事務所辭職，科興生物亦承認尚未找到新的審計機構，納斯達克上市地位岌岌可危。
四、內耗代價：從疫苗巨頭到科研空心化
持續內耗已讓科興生物付出沉重代價。2021年，公司憑藉新冠疫苗實現84.67億美元凈利潤，相當於此前六年總利潤的35倍，但股東卻因停牌無法分享股價紅利。
2023年，公司虧損1億美元，2024年雖扭虧為盈，但新冠疫苗已停產，市場需求斷崖式下跌。更嚴峻的是，巨額分紅的“焦土戰略”正在抽干企業的研發血液。
“當股東們數着美元離場時，這家曾經創造輝煌的企業，其科研根基也隨之崩塌。”行業分析師指出，科興生物現有產品包括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腸道病毒71型滅活疫苗、甲型肝炎滅活疫苗等，但研發資金被分紅計劃大幅擠壓。
2025年6月，公司董事會宣布考慮在港股上市，但這僅僅是危機中的自救措施。如何在英美法律體系和中國監管要求之間平衡，仍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五、治理啟示：中國生物醫藥企業的鏡鑒
科興生物的控制權戰爭，為中國生物醫藥企業敲響了警鐘。從公司治理角度看，上市公司控制權的變化雖屬常見，但手段極端、過程漫長的爭奪戰，往往會對企業造成致命傷害。
張曉欣律師指出：“有的控制權爭奪，手段和方式就顯得比較極端，也會非常的戲劇化，這種公司控制權的動蕩可能會持續非常長的時間。”
科興生物的案例表明，創始團隊股權設計缺陷、外部資本過度介入、司法管轄權衝突等因素，都可能引發治理危機。對於生物醫藥這類技術密集型行業，穩定的治理結構是研發創新的基石。當控制權爭奪演變為“抽干現金、摧毀科研”的零和博弈，最終受損的將是整個行業的國際競爭力。
目前，安提瓜和巴布達高等法院將就“毒丸計劃”所涉股份有效性作出最終裁決，而這場持續十年的控制權爭奪戰，或許將重新定義中國生物醫藥企業的治理邊界。當538億元分紅塵埃落定，科興生物能否在廢墟上重建科研帝國，仍是一個未知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