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告訴我，投資股市或者買基金其實不需要懂什麼政治或者政策層面的東西，巴菲特不也多次表示過：“不要去預測市場。”
連大盤都不去預測，對政治的把握似乎更加沒有用。好好研究好個股或者某隻基金就好。
這看似是對的，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明顯紕漏。
巴菲特似乎從來不關心政治，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股市投資的研究上。
但這並不是事實。巴菲特不但非常關心政治，而且在上世紀70~80年代還親身參與過不少美國重大政治活動。（本文暫且不論他直接支持某個美國政客的競選或者和某些政治人物的私交）。
這主要體現在他所做的一些股票投資上。
從大約1970年開始，他就不斷買進包括《華盛頓郵報》在內的很多報紙的股份，至少控股兩家較有影響力的地方性報紙，還參控過美國廣播電視台等綜合性頭部媒體企業。可以說對媒體的熱愛是進入其骨髓里的。
巴菲特的父親就是從擔任報社編輯出發，後來從政，最高當過美國內布拉加斯州的共和黨眾議院，在當地是頂流的政治人物。
巴菲特小時候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華盛頓特區當報童，當時他每天運送的正是《華爾街郵報》。
老實講，巴菲特上世紀對眾多媒體的投資確實為其帶來了極大的回報。然而這些投資絕對不止是像其投資可口可樂那樣是為了純粹的財務利益。
那麼，巴菲特入股這些媒體是否還有別的目的呢？
答案是肯定的。據這些媒體的主編或者記者後來回憶，巴菲特曾多次向這些媒體建議過新聞報道選題思路，甚至親自參與過一些新聞報道的策劃、文章的寫作和後續審稿。
最誇張的例子是，巴菲特旗下一家地方報紙曾經由於他的授意報道了一家公益基金公司的醜聞，在股神的全程參與下，這篇報道獲得了當年美國新聞最高榮譽——普利策獎。
這就可以看得出，巴菲特投資入股媒體有好幾個顯著優勢，一是可以提前知道很多市場或國計民生大事的信息；二是可以通過這些媒體表達自己的一些態度和想法；三是可以為旗下伯克希爾在媒體輿論界打開局面，駁斥一些負面的報道；四是可以影響美國政治。
美國政治非常依靠媒體的力量，作為資深共和黨議員的兒子，巴菲特不可能不了解其中的奧秘。
從以上巴菲特的故事中，我們可以明確，股神對政治的參與或者影響很大程度上來自其對媒體企業的投資和介入上。
反過來說，股神和他最佳拍檔查理·芒格在過去如此熱衷於投資媒體企業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還就是在於對政治的一些布局。
要成為股神，不去搞政治似乎就差了很多意思。
回到我們普通股民或者基民身上，我們當然沒有任何能力和機遇去參與媒體的投資或者去影響任何政治輿論。但我們絕不能不關心政治大勢。
最簡單的反例就是，當我們對國際政治兩眼一抹黑，無法準確認知中美關係最新進展時候，很多投資就可能因為中、美之間在科技和商貿領域的交鋒而處於危險之中。
當然，國家經濟走勢始終是受到政治路線左右的，相對寬鬆或者相對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還真可能可以從一些政策論述或者最高層文件中（包括人民日報一些重要文章）提前預判。
而財政和貨幣政策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力往往是巨大的。
再比如，對平台企業、個別行業或者賽道（諸如教培或者房地產）上市企業來說，一雙無形的手總是可以決定這些企業中短期的盈利能力甚至生死存亡。投資者如果可以提早分析出政治層面的路線或者政策行動步伐，則完全可能提前做好布局，規避大量損失或者乾脆獲得較大的利益。
這就是信息的力量，也是對宏觀政治和政策的判斷能力。
世界上的某些主流基金，如橋水或者黑石其實就是這方面的行家裡手。
如果想通過對時政的分析來獲得超額投資收益，這裡面的學問和道道可能是普通人窮盡一生都無法獲得的。所以在可操作性上，這種策略其實非常不佔優勢。
但也不是說沒有任何訣竅。
特別是一旦我們對新聞輿論動向（比如某個退休領導人的最新照片）或者某些高傳播性的文章（比如一些對經濟路線選擇的重磅社論）有較好的理解能力，那麼就可以提前預知很多政策路線的變化，為投資決策提供依據。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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