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愛的樹袋熊，正在殺死樹

《自然新解》

作者：[澳] 蒂姆·洛

譯者：林慶新劉偉毛怡靈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5年5月

我在許多年前參觀袋鼠島時，第一次聽說樹袋熊會傷害樹木。

那裡的一些桉樹掛滿殘枝敗葉，好像被旋風襲擊過。但直到看見維多利亞州西部的弗瑞林姆森林（framlingham forest），我才完全直面這個問題。弗瑞林姆森林佔地1200公頃，1861年被定為原住民的狩獵保護區。對移居者詹姆斯·道森（james dawson）而言，它是“一個悲慘的地方……它能被選中，顯然是因為那裡有貧瘠寒冷的黏土和沼澤，連種植一點捲心菜都需要付出大量力氣”。

今天，這裡是一片珍貴的森林綠洲，旁邊環繞着數英里寬的焦干圍場，但在30年前，許多樹袋熊被放生於此，森林因此受到摧殘。 2001年2月，我和朋友斯蒂芬·佩奇一起到社區中心去見社區主席赫比·哈拉丁（herbie harradine），他帶着母親霍普和女兒們，領着我們走到一兩千米外的森林。

等待我們的是一片陰森恐怖的景象。

《列國圖志之澳大利亞》（“discovery atlas”australia revealed，2007）劇照。

森林邊緣的所有桉樹都已死亡，面前100多棵樹的殘骸讓我們目瞪口呆。接着我們繼續往前開，青蔥的和枯乾的纖皮桉相間出現。赫比放慢車速，讓我們看清樹上的樹袋熊。我們到達了一處野餐地，南面的所有樹木都已枯死，再往遠處即流淌着霍普金斯河（hopkins river）的山谷，山谷之外是乾燥的圍場。幾年前可不是這番景象啊。

赫比說：“你要是三四年前來這裡，能在一棵樹上看到三四隻樹袋熊。”後來，幾乎所有的多枝桉（eucalyptus viminalis）和卵形桉（eucalyptus ovata）都死了。到了1998年，樹袋熊已無樹葉可吃。

幾年前，澳大利亞的《當前關注》（a current affair）節目報道了這片枯萎的森林，頭髮花白的萊尼·克拉克（lenny clarke）說：“看到這些動物在你眼前挨餓，而你卻束手無策，這非常殘酷。”樹袋熊被放生到原本是原住民的禁獵保護區後，政府禁止原住民土地所有者傷害它們。政府對這一爭議做出了回應，決定將1000多隻樹袋熊轉移到其他保護區。環境部發言人彼得·戈爾德斯特勞（peter goldstraw）在電視上承認，樹袋熊一開始就不該去弗瑞林姆森林：“沒錯，這就是環境部門的錯。”1999年，生物學家羅傑·馬丁（roger martin）和凱瑟琳·漢德賽德（kathrine handasyde）抱怨道：“毋庸置疑，數以千計的樹袋熊餓死，數百公頃的殘存桉樹林日漸退化或已毀滅。”赫比·哈拉丁希望今後能更好地管理這片森林。他說：“叢林作為萬物之源，必須被放在首位。我認為叢林比樹袋熊更重要。滑稽的是，你看到電視上說，樹袋熊是瀕危動物。我只想知道長輩們會怎麼想，比如我的媽媽。”他沉思道，“她看到這樣的叢林景象一定很難過。”

參觀完弗瑞林姆森林後，我和史蒂夫向南駛向海岸。剛出森林幾英里，我們竟在路邊的野草中發現了一隻樹袋熊，這令我們驚訝得屏住了呼吸。它飛快地跑開，蹲在一個乾草包旁，接着嫌棄地爬上了一棵古老的大果柏，樹旁是一間屋子。柏樹上有一隻樹袋熊——這是多奇怪的景象啊！飢餓的樹袋熊從弗瑞林姆踏上遙遙覓食之路，卻總徒勞而返。附近農場里的大部分多枝桉都已枯死。這隻樹袋熊在覓食的過程中穿過了許多沒有樹木的圍場。似乎得再走幾英里才有可能找到食物。它很可能會餓死。

《狂野澳洲：邊緣》（wild australia: the edge，1996）劇照。

霍普·哈拉丁還是個孩子時，弗瑞林姆本無樹袋熊。直到1970年，政府放生了37隻到森林裡。我告訴赫比，它們來自墨爾本外遙遠的佛蘭西島，這讓他很驚訝。1802年，探險家們發現佛蘭西島時，島上並無樹袋熊。

據說，1898年考潤納拉（corinella）的博物學家吉姆·彼得斯（jim peters）把樹袋熊帶到了島上。他可能是在大陸發生了叢林大火後，為了安全起見才把它們帶過來的。樹袋熊天性使然，它們在島上大量繁殖。20世紀20年代，一位眼尖的居民在一段 5英里長的道路上數了數樹袋熊的數量，最後數出2300隻。

桉樹正在慢慢枯死。為了拯救桉樹，農民們申請了捕殺許可。政府拒絕了該申請，而選擇遷移樹袋熊。居民每送來一袋“熊”，就能得到兩先令六便士的報酬。1923年，50隻樹袋熊被帶到附近的菲利普島，6隻被帶到南澳大利亞州。在後來的幾年裡，樹袋熊又被帶到了佛蘭西島以北的一個小島——鵪鶉島（佔地1000公頃）。

羅納德·芒羅（ronald munro）從小就知道鵪鶉島。他在“二戰”中服役三年後，於1943年返鄉，而等待着他的是一幅觸目驚心的景象。他的話刊登在墨爾本的一份報紙上：“我在離島一英里外的地方就發覺不對勁。”整座島望去一片棕色，大部分的樹木都已枯死。他說：“一片凄涼景象，散落着骨瘦如柴的樹袋熊……那裡有數以百計飢腸轆轆的瘦熊，其中許多還背着幼熊，有的坐在枯樹上，有的則遲緩地走動覓食。一些樹上還有零星的樹葉，它們便會為搶奪這寥寥無幾的食物而爭鬥。有些熊則漫無目的地走着，因為它們實在無力爬樹覓食了。”

多家報社抨擊了這一慘象，墨爾本的一家劇院還放映了一部報道這一慘狀的紀錄片。但維多利亞州政府利用戰時審查制度阻止該影片流向國外，聲稱“樹袋熊在枯木上曬太陽是常有的事”。但政府處境日漸尷尬，很快採取了行動，將1314隻倖存的樹袋熊遷移到澳大利亞的森林中。

就這樣，在此後的幾年裡，有超過1.5萬隻樹袋熊從佛蘭奇島和菲利普島遷往維多利亞州的125個地方，還有一些遷往南澳大利亞州、新南威爾士州和首都地區。這兩個島嶼成了樹袋熊的農場，這種繁殖力及領土拓展力俱強的動物從“泰迪熊”工廠大量生產出來。維多利亞州的大多數樹袋熊都是約一個世紀前安置在佛蘭奇島的少數樹袋熊的後代。它們大多是近親繁殖的結果。

曾經，森林中的樹袋熊死於疾病、林火或狩獵。如今，它們被送回了森林，我們應該對此表示感謝。但是，弗瑞林姆森林面臨的問題已經在其他許多地方爆發了。成為樹木殺手的有袋動物在維多利亞州和南澳大利亞州大行其道。一隻樹袋熊一天可以吃掉一千克的樹葉。樹袋熊的數量每3年就會增加一倍，如果不受捕食者和疾病的影響，它們會毀掉整片森林。樹袋熊會啃食樹木，直到它們枯亡。

南澳大利亞州的大多數樹袋熊生活在不屬於它們的地方。袋鼠島的樹袋熊來自20世紀20年代的法國島，很久之後，它們的後代來到了艾爾半島。昆士蘭—袋鼠島的雜交樹袋熊生活在墨累河地區，而阿德萊德山區也有自己複雜的雜交種。這些地方都不是樹袋熊的原產地。它們最初只生活在該州的東南角。

到1996年，袋鼠島的“熊”已由最初的18隻增加到5000隻。國家公園和農場里的樹木正在枯萎，南澳大利亞州政府任命了一個特別工作組來尋找解決辦法。工作組由多位生物學家、一位環保人士和一位動物福利人士組成，他們得出一致結論：捕殺2000隻樹袋熊。該工作組稱：“引進的樹袋熊對殘存生境過度啃食，這是當今南澳大利亞州主要的樹袋熊管理問題。”

《遠方牧場》（faraway downs，2023）劇照。

但環境部長大衛·沃頓（david wotton）大為震怒，他說：“南澳大利亞州會被認為是一個允許捕殺樹袋熊的州嗎？這將演變為國際事件。”旅行社和聯邦政府贊同這個觀點。但大多數南澳大利亞人接受了控制樹袋熊數量的建議；一項民意調查發現，2/3的人贊成部分捕殺。南澳大利亞環境保護委員會（conservation council of south australia）、澳大利亞科學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science）、澳大利亞有袋動物協會（marsupial society of australia）、澳大利亞生物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biology）和袋鼠島環保行動組織（eco-action kangaroo island）都發表了支持聲明。

但政府啟動了一項非常昂貴的計劃，對多達2000隻樹袋熊進行絕育。手術時長15分鐘，每隻樹袋熊花費136澳元，手術完成後它們會被送回野外。沒有人喜歡這個選擇，經過絕育的樹袋熊仍然能夠殺死樹木。保護委員會的米歇爾·格雷迪（michelle grady）對總成本感到不滿，因為南澳大利亞州在物種保護上的支出很少，這筆錢本可以為保護受脅物種做出重大貢獻。澳大利亞樹袋熊基金會（australian koala foundation）同樣希望看到樹木種植率的提高，因此建議引入衣原體病，染病的樹袋熊將失去生育能力，但人們譴責了這一殘忍的方案。

樹袋熊對樹木的損害已經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早在1915年，某國家公園中就發生過一次捕殺。1925年，博物學家阿爾伯特·勒·蘇韋夫（albert le souef）報告說，樹袋熊“在威爾遜岬的維多利亞國家公園裡非常密集。因為它們毀掉了果實可作食物的樹木，所以必須減少它們的數量”。雖然那次捕殺並未引起公眾的不滿，但時代已然改變。大量的捕殺活動仍在繼續，因為農民為了拯救樹木，會秘密地捕殺樹袋熊。

奇怪的是，白人在定居澳大利亞的頭十年里，並未見到樹袋熊的蹤影。囚犯和士兵在悉尼的森林裡辛勤勞作，砍伐樹木，獵取獵物，切割茅草，收穫菝葜、醋栗和綠蔬。他們很快就看到了澳洲野犬、鴯鶓、袋貂、袋鼯和本地鼠類，但在十年後的1798年，人們才在一棵樹上發現了樹袋熊。四年後，他們得到了一隻“猴子”（原住民稱為“colo”）的腳。但又過了一年，才捕獲到一隻活樹袋熊。這件事是如此奇特，以至於載入了殖民地史。丹尼爾·狄更斯·曼（daniel dickens mann）在1811年寫道：“當地人發現了樹袋熊或樹懶，這種奇特的袋貂類動物有一個假肚子。1803年8月10日，它們被活捉並送到鎮上。”當時悉尼已有14年半的歷史。

《考拉大冒險》（the outback，2012）劇照。

在悉尼剛成為定居地時，這些動物（考拉、colo、樹懶、猴子、袋貂，或者它們為人所知的任何名字）顯然很稀少。當時樹袋熊的密度顯然不如今天。例如，在20世紀70年代，有人在棕櫚灘附近的灌木叢中只數出123隻樹袋熊。對此最佳的解釋是原住民的狩獵。樹袋熊行動遲緩，很容易被找到，它們相當於儲存在樹上的大型肉類儲藏室。對捕食者而言，它們找不到其他會在白天睡覺的獵物了，因此樹袋熊比其他動物更容易捕獲。人類是它們的主要天敵，比澳洲野犬、蟒蛇或老鷹的殺傷力要大得多。在人類到達澳大利亞之前，樹袋熊可能命喪袋獅之口或烈火之中。它們很少出現在化石記錄中。

原住民失去土地後，樹袋熊便開始肆無忌憚地繁衍。1844年，據說樹袋熊和琴鳥都在部落衰落的地方大量繁殖。後來，哈利·帕里斯（harry parris）也有同樣的想法。19世紀80年代，他在維多利亞州的古爾本河畔長大，記得童年時代嚎叫的樹袋熊會打擾他的美夢。

後來，帕里斯聽說在19世紀50年代，一位較早的殖民者三年後才看到樹袋熊。出於好奇，他從探險家米切爾少校（major mitchell）那裡開始研究該地區的歷史。他說：“我仔細閱讀了20多本書，發現沒有一個人在古爾本地區看到過樹袋熊。”

然而，1868年的一名殖民者可以從一棵樹上射殺五隻樹袋熊。帕里斯總結道：“因此我敢說，白人到達時，古爾本並沒有樹袋熊，這是因為它們很容易成為原住民的食物……因此，我認為隨着黑人數量的減少，熊的數量反而在增加。在 50和60年代，樹袋熊的分布面積大大增加，看來主要是在分布在有赤桉樹的地區……”過去，樹袋熊在其生活範圍內十分稀少；探險家和拓荒者很少看到它們。約翰·古爾德說它們“很少被發現”。

19世紀末，樹袋熊毛皮的交易市場蓬勃發展，那時樹袋熊已十分常見，可輕鬆捕獲。僅在1919年，在昆士蘭州就有100萬張毛皮售出。對於這種大規模貿易與早期樹袋熊稀缺的記錄之間的矛盾，唯一的解釋便是樹袋熊的數量出現了激增。捕殺樹袋熊之所以成為可能，只是因為進行捕獵的不再是原住民，這種屠殺令早期環保人士十分擔憂。一類獵人取代了另一類。樹袋熊經歷了兩次數量激增：一次是在原住民被趕走後，另一次是在20世紀30年代法律保護出台後。

此版本的樹袋熊歷史受到了權威專家的認可。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參考了羅傑·馬丁（roger martin）和卡特琳·漢達西德（kathrine handasyde）的獲獎作品《樹袋熊》（the koala，1999年的一本好書），以及彼得·門霍斯特的《維多利亞州的哺乳動物》（1995年）。

與此同時，澳大利亞樹袋熊基金會聲稱，樹袋熊正在消亡。他們無法理解聯邦政府為何不把它們列為瀕危動物。蒂姆·弗蘭納里（tim flannery）等權威生物學家呼籲對澳大利亞樹袋熊基金會視為瀕危的動物進行捕殺。這是一場大多數環保人士和生物學家都避而不談的爭議話題，因為一提到這個話題，大家都會劍拔弩張。澳大利亞樹袋熊基金會已經承認樹袋熊正在殺死南方樹木，但它同樣擔心昆士蘭州和新南威爾士州部分地區的樹袋熊數量減少，那裡的低地森林正在被農場和住宅區所取代。

羅傑·馬丁認為，樹袋熊之所以能抓住我們的心，是因為它們會讓人想起嬰兒和泰迪熊。樹袋熊的頭身比為1∶3，與一歲的嬰兒相仿。樹袋熊科普讀物中已經出現了樹袋熊和人類嬰兒同框的圖片，同時還有“泰迪熊綜合征”和“先天釋放機制”等有關情感需求的內容。樹上的樹袋熊實際上是母親腰間的嬰兒。它們面部平，額頭高，長相可愛，動作緩慢，白天很容易見到。傷害它們似乎是不人道的。但我們別無選擇，除非更好的絕育技術很快就發明出來。我們不能繼續失去樹木，也不能讓樹袋熊慘死。

樹袋熊只是當今澳大利亞樹木死亡的原因之一。無論我們在哪裡分割森林或砍伐樹木，殘餘的樹木都可能因哺乳動物、昆蟲、植物或病害而死亡。有時，疫黴菌（phytophthora）等外來疾病或土地含鹽量升高都難辭其咎，但罪魁禍首往往來自本土。人們常把這個問題稱為“梢枯病”，但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各不相同。前文已經討論過鈴鳥和木虱，而其他元兇也值得在此一提。

人們通常不會將帚尾袋貂看作樹木殺手，但對它們不利的證據越來越多。早在19世紀70年代，墨爾本西部的原住民就已指控它們是殺害樹木的元兇。人們不再獵殺袋貂後，它們的數量隨之上升。正如彼得·麥克柏森（peter macpherson）牧師所說，在早期，“黑人嚼着袋貂肉，而袋貂啃着桉樹葉”。現在，只有後一環節存續至今。當澳洲野犬遭受捕殺時，袋貂也從中受益。詹姆斯·道森（james dawson）在1881年寫道，當時弗瑞林姆森林周圍的原住民失去了一種食物——蜜露，這是一種樹上的昆蟲分泌的美味的糖2。“他們說自己現在已經吃不到蜜露了，因為澳洲野犬被消滅後，袋貂的數量大幅增加，它們把蜜露吃光了。”人類和袋貂覬覦着同一種甜食。

《狂野澳洲：邊緣》（wild australia: the edge，1996）劇照。

在今天塔斯馬尼亞州的中部地區，帚尾袋貂正在殺死許多殘存的圍場樹木。而在維多利亞州，人們也愈發懷疑帚尾袋貂正在損壞殘餘的小片樹林。

新南威爾士台地存在嚴重的梢枯病問題，昆蟲當屬罪魁禍首。人跡稀少的圍場樹林和小型林地經常受到本地甲蟲（葉甲和聖甲蟲）的侵害。甲蟲更喜歡圍場里的桉樹，因為在樹下休息的牛羊為桉樹提供了肥料，原始森林因此得以逃過一劫。樹葉中氮、磷含量的升高讓甲蟲欲罷不能。食根蟲的幼蟲會在牧場上覓食，長成成蟲後便侵蝕旁邊的樹木。

本地的茶藨子葡萄座腔菌（botryosphaeria ribis）會侵蝕病樹，通常會殺死它們。放牧圍場中的樹苗長勢堪憂，而且瀕死的樹木也沒有被新樹替換。這一衰敗的景象令人感到遺憾。無獨有偶，我在珀斯南部的路邊看見數百棵因桉天牛（phoracantha impavida）而奄奄一息的棒頭桉（eucalyptus gomphocephala），這種甲蟲會使樹枝枯死。專家認為，地下水的枯竭，加上乾旱和霜凍，使甲蟲佔了上風。

然而，梢枯病也在森林中大行其道。在維多利亞州和西澳大利亞州，隨着伐木工的到來，一種能長出漂亮橙色蘑菇的真菌造成了樹木死亡。澳洲蜜環菌（armillaria luteobubalina）是一種寄生生物，它環樹根而生，導致根腐病和樹葉枯落。20世紀50年代，這種真菌首次進入人們的視野，此後事態每況愈下。它從被砍掉的樹樁里悄悄長出，在被伐木工碰傷的樹苗和樹木上蔓延。金合歡樹、豌豆叢、雛菊和百合花成片死去，面積高達20公頃。

在維多利亞州中部，有2500公頃的土地受到“中度至重度影響”。珀斯南部的真菌影響了紅桉（eucalyptus diversicolor）的再生。紅桉森林受到了粗暴的管理，健康樹木被移除，剩餘樹木則被砍光，從而創造出了乾淨無殘留的再生環境。澳洲蜜環菌便在樹樁上滋生，隨後佔據下一代的森林。科學家希望，利用其他真菌的生物防治能抑制其擴張。

另一種西部桉樹——邊緣桉（eucalyptus marginata）正日益受到穿孔蛾（perthida glyphopa）這種小型蛾的侵蝕。在一項出色的研究中，伊恩·阿伯特（ian abbott）和同事研究了澳大利亞和歐洲的各大植物標本館中329份已脫水的邊緣桉葉標本，這些標本可追溯到 1791年。歐洲人首次在某地區定居50年後，才出現穿孔蛾襲擊的跡象。阿伯特認為，原住民在夏季點燃的大火燒焦了桉樹樹冠，並燒死了毛蟲，而定居者在春季點燃的小火則使毛蟲得以擴散。狩獵-採集者會影響樹上飛蛾的數量，這使原住民控制樹袋熊數量的做法更容易接受。在這兩種情況下，人類都是在消滅有害動物，解救樹木。

如今，澳大利亞許多地方的樹木正在死亡，我們需要知道原因。直接原因可能是樹袋熊、袋貂、昆蟲、槲寄生或病害，但故事總比這更複雜。森林是個複雜的互相制衡的網絡，無法移除某些組成部分，無論是澳洲野犬、樹木還是林火；也無法使森林碎片化，卻又期望自然規律能夠照常運行。小型保護區並非縮小了的森林，因為它遵循的是不同的法則。在應對殺害樹木的動植物和病害時，我們必須牢記這一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