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本主義現實主義》這本書中，馬克·費舍細緻入微地對當時的英國社會情緒、流行文化和時代問題作出了診斷式觀察。在他的觀察中，英國年輕人陷入了一種既抑鬱又快樂的狀態，這種看似自相矛盾的情緒表現在“做追求快樂之外的一切事情上的無能”。
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中的“反身性無能與止動”一節。
《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作者: [英]馬克·費舍，譯者: 王立秋，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4年3月
反身性無能與止動
作者｜馬克·費舍
與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先輩們形成對照的是，今天，英國學生看起來脫離了政治。法國學生還會上街抗議新自由主義，英國學生——相比之下，他們的處境糟糕得無以復加——則似乎打算聽天由命。但我想說，這種聽天由命既不是冷漠也不是犬儒，而是反身性無能(reflexive impotence)。他們知道情況不妙，但更重要的是，他們知道自己對此無能為力。但那個“知道”，那個反身性，不是對已經存在的事態的被動觀察。它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反身性無能可以說是存在於英國年輕人里的一種心照不宣的世界觀，它與各種廣泛的病態相關。我工作時接觸到的許多青少年都有精神健康問題或學習障礙。抑鬱症流行。它是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治療得最多的狀況，其患者的年齡也越來越小。患有某種閱讀障礙的學生的數量也很驚人。不誇張地說，如今，在晚期資本主義的英國，但凡是青少年，都可能患有某種病。這種病態化已經排除了一切政治化的可能。通過把這些問題私人化——把它們當作只是由個體神經系統的化學失衡和/或其家庭背景引發的疾病來治療——一切關於社會系統因果關係的問題都被排除了。
馬克·費舍（mark fisher，1968—2017)，網名k-punk，英國作家、樂評人，互聯網上活躍的思想家。21世紀初，他以k-punk為網名寫博客，西蒙·雷諾茲稱k-punk博客是“博客星叢”的中心。費舍死後被公認為一位深具影響力的思想家。羅伯·多伊爾在《愛爾蘭時報》上寫道：“21世紀還沒有出現比他更有趣的英國作家。”《衛報》則將費舍的k-punk博客描述為“一代人的必讀物”。
我遇到的許多青少年學生看起來處於一種我所謂的“抑鬱的快樂”(depressive hedonia)狀態。抑鬱通常被歸為一種快樂缺失狀態，但我所說的狀況，與其說是在獲得快樂上的無能，不如說更多地是在做追求快樂之外的一切事情上的無能。處於這種狀況的人會覺得“缺了什麼”——但不理解這個神秘、缺失的樂子只能在快樂原則之外獲得。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學生的結構位置不明確造成的後果，他們擱淺在作為“規訓制度的主體”的舊角色和作為“服務的消費者”的新身份之間。德勒茲在其至關重要的文章《關於控制社會的後記》中區分了福柯描述的規訓社會和新的控制社會。規訓社會是圍繞工廠、學校和監獄的封閉空間組織起來的，而在控制社會中，所有制度都內嵌於一個分散的公司。
德勒茲正確地指出卡夫卡是控制社會獨有的權力的先知，這種權力是分散的、控制論式的。在《審判》中，卡夫卡區分了被告可獲得的兩類無罪開釋。徹底宣判無罪如果在過去尚可能（“我們只有在關於古代案件的傳奇描述中找到無罪釋放的例子。”），如今也不再可能了。因此，剩下的兩個選項是：1.“詭稱宣判無罪”，在這種情況下，被告在所有的意圖和目的上都被宣判無罪，但可能會在以後的某個時刻面臨全部指控；2.“無限期延緩”，在這種情況下，被告參與（他們希望是無限）延長的法律爭辯過程，這樣，可怕的最終判決就不太可能到來。德勒茲說，卡夫卡描述的、福柯和巴勒斯也描述過的控制社會正是通過無限期延緩來運作：教育是一種終身學習……你只要還在工作就得繼續接受的培訓……你帶回家的工作……在家工作，以工作為家。這種“無限”模式的權力帶來的後果，是內部的管轄接替了外部的監控。只有在你與之共謀的情況下，控制才起作用。因此也就有了巴勒斯筆下的“控制成癮者”的形象：沉迷於控制，同時不可避免地被控制接管、附身的人。
走進我任教的學院的幾乎任何一間課堂，你馬上就會意識到，你處在一個後規訓框架之中。福柯花了很大力氣來列舉權力通過強迫人們擺出嚴格的身體姿勢來建立規訓的方式。但在我們學院的課堂上，你會發現學生趴在桌子上，幾乎一刻也不停地說話，不斷地吃零食（有時甚至還會吃正餐）。以往對時間的規訓性切分正在失效。控制的技術及其永恆消費、持續發展的系統侵蝕了監獄式的規訓制度。
學院的資金來源系統意味着，它確實不能開除學生，就算它想。學院能拿到多少資源取決於它在多大程度上達到成績（考試結果）、出勤率和學生留存率方面的指標。這種市場規則和官僚系統定義的“目標”的結合，是如今管制公共服務的“市場斯大林主義”方案的典型特徵。有效規訓系統的缺乏，沒有得到最起碼的補償——學生的自覺性並沒有提高。學生意識到，就算他們連續缺席好幾個星期，並且/或者不完成任何功課，他們也不會面臨任何實質性的處罰。面對這樣的自由，他們通常不會有別的追求，而只會陷入快樂（或缺乏快樂）的倦怠：迷迷糊糊，在電子遊戲、通宵達旦的電視和大麻帶來的舒適中忘記憂愁。
要求學生閱讀一兩句話以上的內容，很多人——我要提醒你，這些可都是達到中等教育高級水平(a-level)的學生——就會抗議說他們做不到。教師最經常聽到的抱怨是太無聊了。這裡，被認為“無聊”的，與其說是書面材料的內容，不如說是閱讀活動本身。這裡，我們面對的不只是由來已久的懶散，更是後讀寫時代“太過迷醉以至於無法集中注意力”的“新肉體”和正在衰亡的規訓系統的限制、集中注意力的邏輯之間的不匹配。無聊僅僅意味着脫離了短信、youtube和快餐的交際感官刺激矩陣；被短暫地剝奪了源源不斷的、對需求的甜蜜滿足。一些學生想要理解尼采，就像想吃漢堡一樣；他們不能理解——而消費者系統又鼓勵了這種誤解——的是，難啃的、晦澀的正是尼采。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國著名哲學家，西方現代哲學的開創者，語言學家、文化評論家、詩人、作曲家、思想家。
舉個例子：我曾質問一名學生為什麼總在課堂上戴耳機。他回答說有什麼關係呢，反正他又沒有播放音樂。在另一節課上，他沒戴耳機，但耳機里小聲地播放着音樂。在我讓他關掉的時候，他回答說為什麼要關呢，他甚至都聽不到。為什麼戴着耳機又不播放音樂，不戴耳機又要播放音樂呢？因為耳機在耳邊或知道音樂在播放（就算聽不到）確保了矩陣還在那裡，觸手可及。而且，作為交互被動性的一個典型案例，只要音樂還在放，就算他聽不到，播放器也能繼續代表他享受音樂。在這裡，戴耳機很重要。流行音樂帶給人的體驗，不是作為某種能夠影響公共空間的東西，而是一種向私人的“俄狄播斯”(oedipod，戀播放器)的消費者極樂的退卻，一種對“社會”的築牆抵禦。
被吸進娛樂矩陣的後果，是焦躁不安的交互被動性，一種在集中注意力或者說專註上的無能。學生不能把當前的缺乏專註和未來的失敗關聯起來，不能把時間綜合為任何連貫的敘事——這個癥狀反映的不只是消極怠工。事實上，它怪異地讓人想起詹姆遜在《後現代主義與消費社會》中的分析。詹姆遜說拉康的精神分裂理論為理解在新興娛樂產業複合體面前主體性的支離破碎提供了一個“可作參考的美學模型”。詹姆遜總結說：“隨着意指鏈的瓦解，拉康式的精神分裂被化約為一種對純粹物質能指——或者換句話說，一系列純粹而無關聯的時間中的當下——的體驗。”詹姆遜在20世紀80年代寫下這些話，我的大多數學生就出生在那個時代。如今，我們在課堂上面對的，是在非歷史、反記憶的瞬變文化(blip culture)中長大的一代，對他們來說，時間永遠是已經切好的數字切片。
如果說被規訓的形象是工人-犯人，那麼被控制的形象就是負債者-上癮者。賽博資本通過使用戶上癮來運作。在《神經漫遊者》中，威廉·吉布森讓凱斯和其他賽博牛仔在脫離矩陣時產生皮膚下有蟲子蠕動的恍惚感。（顯然，凱斯嗑藥的習慣就是對一種更加抽象的癮的替代。）如果說像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那樣的狀況是一種病態的話，那麼它也是晚期資本主義的病態：是被連接進超媒體消費者文化的娛樂-控制迴路中的後果。類似地，在許多場合下，所謂的閱讀障礙實際上是一種後-閱讀(post-lexia)。青少年無須閱讀就可以非常有效地處理資本的圖像密集數據——要瀏覽網絡-手機-雜誌的信息平台，會看標語就夠了。德勒茲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論證說：“寫作從來不是資本主義的東西。電子語言不需要語音或文字；數據處理也不靠說或寫。”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成功的生意人有閱讀障礙。（但他們後閱讀的效能是他們成功的原因，還是後果？）
《神經漫遊者》，作者: [美] 威廉·吉布森，譯者: denovo，讀客文化｜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3年6月
如今，教師承擔著難以忍受的壓力，他們要在晚期資本主義消費者的後讀寫主體性和規訓制度的要求（諸如通過考試等要求）之間斡旋。在這個層面上，教育絕非高居安然隔絕於“真實世界”的象牙塔，相反，它是直面資本主義社會場域的各種矛盾，再生產社會現實的引擎室。教師被困於誘導者招待者(facilitator-entertainers)和規訓者權威(disciplinarian-authoritarians)這兩個身份之間。教師想幫學生通過考試；他們則想把我們當作權威人物，讓我們告訴他們該做什麼。被學生當作權威人物來召喚的教師加劇了“無聊”，因為權威位置發布的一切都先驗地無聊。諷刺的是，在規訓結構於制度中瓦解之時，人們比以往更嚴格要求教育者來扮演規訓者的角色。隨着家庭被要求父母雙方都出去工作的資本主義壓垮，如今，教師越來越需要扮演代理家長的角色，向學生灌輸最基本的行為規範，並給在某些情況下只在最低限度上社會化的青少年提供教育和情感支持。
值得強調的是，對我教的每一個學生來說，並沒有任何法律逼他們來上學。他們想走就可以走。但是，因為沒有任何有意義的工作機會，再加上英國政府見利忘義的鼓勵，學院看起來是更容易也更安全的選項。德勒茲說控制社會基於債而非封閉；但在某種意義上，當前的教育系統既讓學生負債又把學生關了起來。這個邏輯堅決要求你為針對你自己的剝削付錢——負債讀書，然後你就能找到你16歲時輟學就能找到的低薪又無前途的工作……
詹姆遜說：“時間性的崩潰，突然把時間的‘當下’從一切可以使它聚焦、把它變成實踐空間的活動和意向中釋放出來。”但懷念舊的實踐運作的語境是無用的。這就是為什麼法國學生最終並不構成一個能夠取代英國式反身性無能的選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人》會嘲笑法國反對資本主義，這並不出奇，但它對法國的“止動”(immobilization)的挖苦確有道理。“誠然，最近抗議的學生看起來認為他們是在重演其父輩對夏爾·戴高樂發起的1968年5月事件”，在2006年3月30日的封面文章中，《經濟學人》寫道：
他們借用了它的口號（“鵝卵石下是海灘！”）並劫持了它的符號（索邦大學）。在這個層面上，這次反抗看起來是［2005年］促使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的郊區騷亂的自然延續。當時是沒有工作的底層少數族群反抗排除他們的系統。然而，最近的抗議運動的顯著特點卻是，這一次，反抗的勢力站在保守主義那邊。和郊區的騷亂青年不一樣，學生和公共部門工會的目標是阻止變革，讓法國保持原樣。
令人震驚的是，許多止動者的實踐，在某種程度上正好與另一個以“68”繼承人自居的群體相反。這個群體由像喬治·索羅斯和比爾·蓋茨那樣的人構成，他們把貪婪的逐利和充滿生態關懷、社會責任的花言巧語結合到一起。除關心社會，他們還相信，應該按照“聰明”(being smart)概念，把工作實踐（後）現代化。就像齊澤克解釋的那樣：
聰明意味着動態和游牧，反對集中化的官僚制；相信對話和合作，反對權威；相信靈活性，反對例程；相信文化和知識，反對工業生產；相信自發的互動和自生，反對固定的等級結構。
綜上所述，止動者及其含蓄的讓步（資本主義只能抵抗，沒法克服）和比爾·蓋茨一派（他們堅持必須用慈善來彌補資本主義不道德的過度）說明了資本主義現實主義是怎樣限制當前的政治可能性的。止動者保持了“68”風格的抗議形式卻以抵抗變革的名義，而比爾·蓋茨一派則積極擁抱“新”。齊澤克正確地指出，比爾·蓋茨一派並非對官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之進展的糾正，相反，它構成了如今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靈活性”“游牧主義”和“自發性”正是後福特主義控制社會中管理的特徵。但問題在於，一切對靈活性和去中心化的反對，都有自我挫敗的風險，因為要求非靈活性和集中化的呼聲，至少可以說，不是那麼地振奮人心。
無論如何，左翼沒法也不應該團結起來抵抗“新”。資本在怎樣分化勞動力上花了很大心思；而我們到現在都還沒有充分思考如何應對以下問題：在後福特主義狀況下，可以用什麼戰略來對抗資本；可以引入什麼新語言來應對那些狀況等。就資本主義對“新”的挪用提出異議很重要，但我們不可能通過適應我們所處的狀況來奪回“新”。就適應而言，我們已經做得太好了；“成功適應”正是管理主義善用的經典策略。
巴迪歐和大衛·哈維都喜歡持續地把新自由主義和“復辟”這個術語聯想到一起。這個聯想很重要，它有利於糾正資本和“新”之間的聯想。對哈維和巴迪歐來說，新自由主義政治與“新”無關，與階級權力和特權的回歸有關。巴迪歐說：“在法國，‘復辟’指1815年在大革命和流放拿破崙之後國王歸來的那個時期。我們就處在這樣的時期。今天，我們把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以及其政治系統——議會制——看作唯一自然的、可接受的方案。”哈維認為，最好把新自由主義設想為一個“為資本的積累重新構建條件、恢復經濟精英的權力的政治計劃”。哈維揭示了,在通常被描述為“後政治”的年代，階級戰爭還在進行，但發動進攻的只有一方：富人。“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新自由主義政策貫徹之後”，哈維說：
收入最高的1%的人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份額劇增，到20世紀末……達到15%。在美國，收入最高的01%的人的國民收入佔比從1978年的2%，躍升至1999年的6%以上，同時工人薪酬中位數與ceo薪水之比從1970年的不到1∶30上升到2000年的1∶500……在這方面，美國並非孤例：英國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國民收入佔比自1982年以來也翻了一番，從65%漲到了13%。
《新自由主義簡史》，作者: [英] 大衛·哈維，作者: [美] 大衛·哈維，譯者: 王欽，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0年12月。
就像哈維所說的那樣，新自由主義者以智庫為智識先鋒隊，通過智庫創造出讓資本主義現實主義大行其道的意識形態氣候。
止動模型——它相當於是在要求社會保留福特主義/規訓機制——在英國或其他新自由主義已經站穩腳跟的國家行不通。在英國，福特主義的崩潰已成定局，隨之一同崩潰的還有舊政治的組織中心。在那篇關於政治的論文的結尾，德勒茲思索了反控制的政治可能採取的新形式：
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將涉及工會的無能：它們習慣了反規訓的或者封閉空間內的鬥爭，囿於這整個鬥爭史，能否自我調整以適應新的狀況？還是說，它們將讓位於抵抗控制社會之新形式？我們能否把握，能夠對營銷的快樂構成威脅的未來抵抗形式的輪廓？許多年輕人奇怪地吹噓自己“有進取心”，他們重新要求學徒制和沒完沒了的培訓。就像他們的長輩發現規訓的目的——這個過程並不容易，他們也得靠自己去發現他們正在被誘導着為什麼目的服務。
必須找出一條跳出積極進取與消極怠工之二元對立的出路，對控制程序的不認同，才可能表現為頹喪的冷漠之外的別的什麼。一種策略是改變政治地形——擺脫工會傳統上對工資的關注，轉而聚焦於後福特主義特有的不滿的各種形式。在進一步分析這點之前，我們必須更加深入地思考後福特主義實際上是什麼。
作者/馬克·費舍
摘編/李永博
導語校對/賈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