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說話的愛》劇照。（資料圖）
在過去不久的清明假期，電影市場可謂黯然，總體票房3.77億元，尚不及2024年同期的一半。上線新片中，票房靠前的兩部國產電影分別是《向陽·花》和《不說話的愛》。巧合的是，這兩部現實題材的中低成本電影，都把目光投注到了社會的邊緣群體。
年輕導演沙漠的《不說話的愛》，講述了一位聾人父親與聽力正常的女兒的親情故事，因為前妻想要爭奪孩子的撫養權，主角小馬不得已開始從事犯罪行當。“老炮兒”導演馮小剛的《向陽·花》則是一部女性題材電影，主要聚焦兩位女囚出獄後艱難融入社會的際遇。
這兩年，現實題材電影總給人既蓬勃又疲乏的感受。聾啞人、重返社會的囚犯、腦癱患者……特殊人群構成了中國電影展現現實性和批判力度的一塊重要版圖，但故事走向卻常缺乏新鮮感：一個邊緣人主角，遭受盤剝、利用，影片在經過一番苦難展示後，隨即進入“××闖關記”的敘事。一個個或微小或龐大的“惡”成為通關路障，主人公渡盡種種波折，終於驅散陰雲，美好生活在望。
類似敘事之下，邊緣群體更像是攜帶着社會議題的符號。無論是聾啞人、罪犯，或是腦癱患者，他們的人生都在影片中被高度境遇化，可統一歸納到一個泛化的指稱——被遮蔽與被損害的人中去。電影中也永遠有至少一個“壞人”推動情節的進展。
《向陽·花》里，主要的壞人是一個名叫“老爹”的犯罪團伙頭子，他看重聾啞人不便說話的優勢，培養他們行竊賺錢。哪怕不幸被送進監獄，聾啞人小偷也難以牽連同夥，可謂百利無一害。《不說話的愛》中，壞人則是一家汽配公司，他們通過僱傭聾啞人肉身撞車，騙取車保，賺取修換汽車零配件的差價。
這兩部電影在展現聾啞人和女囚的具體生活細節時，都做得相對紮實。《向陽·花》里的獄中生活細節，不乏其真。《不說話的愛》則找來眾多的聾啞人蔘演，影片對聾啞人灰產的呈現，也堪稱新知。只是對觀眾而言，這種光明終會驅散邪惡的套路化敘事，難免缺乏新意。
生理性聾啞與社會性聾啞
《向陽·花》和《不說話的愛》在人物與劇情設計上，不約而同地區分了兩類聾啞類型——生理性聾啞與社會性聾啞。
《不說話的愛》是一部常規的展現聾啞人生存處境的影片。很容易能捕捉到導演試圖拉平視角，呼喚平視而非俯視聾啞群體的意圖。在很多聲畫處理上，導演都踐行平等觀念。比如，影片從聾啞人視角，將人群劃分成“聾人”和“聽人”，而非“正常”與“殘障”。生理性聾啞，讓聾人無法置身完整收發信息的環境。因此，在主角小馬諮詢律師時，律師的一些話反被消聲，觀眾彷彿被拉進水中，耳朵被混沌的聲場圍困，和小馬感同身受。
但與許多同類影片類似，《不說話的愛》也設置了一個堪稱標準的“受害者”形象。影片主角聾人小馬，幾乎喪失和現實世界斡旋、議價的權利，為了一紙有助撫養權爭奪的財產證明，他輕易成了“聽人”刀俎下的魚肉。影片幾乎剔除了小馬的人性毛刺，他善良、老實得很光滑，似乎只有這樣，觀眾對他的同情，才不會在情感上打折扣。
電影《向陽·花》則與之相反，放任主角高月香在道德與法律的灰色地帶游移。創作者似乎堅定地相信監獄之外的世界人心險惡，電影中，主角感知到的善意，幾乎都細緻交代了因果。
比如，獄中，管教警官鄧虹對女囚們關照有加，生日也選擇和囚犯度過，並藉機叮囑廚師燒一大鍋多加香油的長壽麵，給女囚們打牙祭；她擔心出獄後的高月香重返社會遇阻，貼心辦好新手機卡，並往裡面充了幾百塊錢。
救濟這些囚犯的善意，實際超出鄧虹的職業權責，使得她看起來像一個自發的道德模範。直到一次飯後閑談，她談及身世：自己原本是橋底棄嬰，一個罪犯為了救她，溺水而亡，警察父親因此將她收養。
又譬如，高月香和黑妹出獄，謀生艱難，動起心思，想到吹噓自己家裡是開廠的獄友胡萍家騙點錢。她們假扮警察上門，才發現獄友扯了謊，她的工人父親早因販毒被槍決。偷雞不成蝕把米。兩個人不忍心，反而留下500元給獄友的爺奶。後來，高月香打傷了人，對方是稀有血型，若供血不及時則有死亡風險，加重後續的刑罰。隨後，一個神奇的因果閉環出現了：這種稀有血型的供體居然正是胡萍。高月香無意間施下的500元的善，最終救了她自己。
劇情邏輯上，《向陽·花》似乎有意無意強化這種因果循環論，暗含勸善諷惡的道德規訓。當高月香和黑妹出獄，遭遇種種不平之事，解困之道大多不在制度化的社會救濟力量，而要靠一個個體在過去的某刻，扇動了“善”的蝴蝶翅膀，才讓一系列在此人情鏈條上的人受益。這未免使電影的設計感有些重。
《向陽·花》里，女囚們和女獄警鄧虹之間，構成了一條緊密的情感鏈條。電影中有一個頗具轉折性的橋段：在高月香對人生感到無望，爬上高塔，流露輕生念頭時，前半段一直以聾啞人形象示人的黑妹，突然放聲大叫，“姐”。原來，為了削弱偷竊被抓後的審訊危機，“老爹”一直讓健全人黑妹打手語生活，過着社會性聾啞的人生。
其實，監獄生活何嘗不是另外一種社會性聾啞的人生。但在這種境遇之下，高月香和黑妹找到了姐妹情誼，在她們自己所構築的情感世界中，聽說的權利終於得到恢復。
《向陽·花》劇照。（資料圖）
尋求解決之道的創作者
聚焦邊緣群體的現實題材電影，主角與外部世界的壓力差，往往是影響電影現實關照深度與力度的關鍵。《不說話的愛》和《向陽·花》，顯然採取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策略。
《向陽·花》把兩位主角與外部環境的壓力差值拉到了最大，社會生活幾乎可以和危機四伏的叢林生活畫上等號。高月香和黑妹出獄的一路，遇到的男性幾乎全部面目可憎：黑妹無處可去，撬開一輛廢棄轎車，在車中過夜，清晨就被兩個男保安逮住，敲了一筆竹杠；高月香被酒店的客人懷疑偷了手錶，要求搜身，酒店經理搜出她的出獄證明，堅決辭退她；兩姐妹無奈去推銷酒，還被負責人剋扣工錢，對方甚至想要高月香陪睡……
這為電影本身帶來了一種奇觀。即，影片中，重返社會的高月香感受到的所有善意，都來自於監獄——一個由“上對下”的改造關係所支撐的社會改造空間。她得到的所有幫助，幾乎都得益自圍繞監獄建立起的女性聯盟。
這種快速建立的情感聯盟，雖有助情節推進，實際上有它可疑的部分。因為境遇相似，就能成為人生的戰友，這種關係的深化速度，在弱化潛在人際磨損的同時，使得它本身就帶有些理想化色彩。
這種溫情、密切的性別烏托邦，在一些對話中偶爾露出裂隙。有一場戲，出獄的女囚們約鄧虹一起聚餐，鄧虹回應：自己穿這身衣服，一起走不合適。出獄後，高月香和黑妹試圖走“正”路，卻屢屢碰壁，在她們穿警服上門騙錢的伎倆被鄧虹發現後，爭吵很快爆發。這幾乎是個無解的困局：走不通“正”路的高月香，無奈選擇走“彎”路，但同時又要應對來自鄧虹的“正路”期待和審判。
相較而言，《不說話的愛》里，邊緣群體內部與外部世界間的張力，則顯得溫和許多。小馬是標準的溫良恭儉讓的良民。被關看守所時，汽配公司的老闆以女兒為要挾，要求小馬承擔所有罪名。當小馬被送上法庭的審判台，所有聾啞人都坐在旁聽席，圍觀這場“不公正”的審判，希望他不要輕易認罪。
因此，當聾人小馬揮着手語認罪，電影的煽情、憋屈的濃度幾乎達到了峰值。這時，創作者派出汽配公司團伙里的一個手語翻譯，來解救這一時刻。手語翻譯不堪忍受良心的拷問，決定道出實情。這是一個讓人五味雜陳的時刻：一個聾啞人受到侵損，他能夠依靠的，不是嚴肅運轉的司法系統，而要反向求諸一個作惡者的心靈自省。
應該說，兩部電影，在呈現社會邊緣群體處境時，底色都帶點悲涼甚至悲觀主義，但最終的結尾，卻統一呈現出暖色調。兩部影片的前二分之一甚至前三分之二，都在大力鋪陳主角遭遇的一系列“遮蔽”與“損害”。等到這些被大書特書後，電影最終給出了光明的解決之道。
《不說話的愛》的結尾寄希望於下一代，小馬的女兒長大後，通過手語幫助另一位聾啞人爭取到了正義。《向陽·花》里，高月香二度出獄後，和獄友們合夥開了洗車行，每個人臉上都洋溢着對未來生活的期許。這樣的溫情結局，比照前面的種種磨難，確實顯得有些突兀，而對創作者、觀眾，甚至那些邊緣群體人物來說，曾經浮現的問題，似乎得到的只是一種想象性解決和撫慰。
南方周末記者 潘軒
責編 李慕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