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貝尼》是1976年公映的阿爾巴尼亞電影,也是最後一批在中國全面公映的阿爾巴尼亞電影。
1976年之後,基本上阿爾巴尼亞電影就沒有在中國大面積的公映。
《小貝尼》的公映時間,大致在1976年11月份,這也是大部分阿爾巴尼亞電影進入中國電影院的時間,因為阿爾巴尼亞的解放日就在每年的11月29日。為了慶祝這個節日,中國放映阿爾巴尼亞電影多選擇這個時間。
《小貝尼》在中國的公映,筆者查了一下,當時的主流報刊,並沒有刊登任何的電影評論,這是比較少見的情況。之前同一年公映的《石油讚歌》,《人民日報》於1976年7月25日刊登了評論。
在《中國譯制電影史》中,曾這樣介紹《小貝尼》:“影片中,主人公小貝尼被要求遇到一個陌生人都要說‘早晨好’。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第一次聽到‘早晨好’這句話就是來自這部電影。”
此說值得存疑,難道中國人過去見面的時候,就不會說一句“早晨好”嗎?
但《小貝尼》在當時公映的時候,電影里展現出的影像,還是給中國人以一種不一樣的視角衝擊。
從阿爾巴尼亞電影里的現實生活來看,當時該國的人們生活,顯然要比同時期的中國社會來得更為洋氣,更接近於今天我們中國的現實。很多今天已經司空見慣的家用電器,在電影里已經進入尋常百姓家,而當時的中國人,也只能對着銀幕,徒有望洋興嘆的份兒。
我們略舉電影里已經融入到阿爾巴尼亞人普通生活的一些時尚用品:
1、 電視機。
《小貝尼》拍攝於1975年,當時,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家裡,是很難看到電視機的,但《小貝尼》里小主人公來到鄉間的伯伯家,伯伯家的客廳里,就有一台應該是黑白的電視機,因為電影是黑白的,所以我們無從確定電視機的畫面是否有色彩。
筆者問訊了父母,母親說她的姨父曾經是一名海員,人在上海,1973年左右,到他家的時候,他家有一台黑白電視機,可以收看到上海電視台播放的新聞節目。應該說上海只有少數的人家能擁有電視機。
很難說《小貝尼》里的電視機不是中國生產的。
2、 收音機。
中國人七十年代的三大件包括:手錶、收音機、自行車。可以想像,當時的普通中國人,能有一架收音機,也並非易事。
在《小貝尼》中,主人公的家裡,就有一台收音機,放在桌子上,從那熟悉的造型來看,也應該是中國產品。
3、 冰箱。
小貝尼家裡的一台單門冰箱,頗引人注目,小貝尼打開櫃門,意圖從裡面尋找好吃的東西,而當時的中國,民用冰箱還沒有走進尋常百姓家。
1974年的上海,在里弄里可以看到賣棒冰的冰櫃。當時中國很多地方都沒有通電,用電控制也非常嚴格。《小貝尼》里的阿爾巴尼亞普通人的生活,確實要比同時期的普通中國人滋潤。
4、 沙發。
小貝尼家裡的一隻長條沙發以及單人沙發,都遠不是當時中國人能夠享用的東西。
5、 樓房。
雖然影片里的樓房格局猶如火柴盒一般,但在大多數中國人還住在平房的歲月里,阿爾巴尼亞居民能夠住到這種高樓大廈,的確給人一種非常洋氣與現代的感覺。
6、 窗帘。
小貝尼家及他農村的伯伯家,屋子裡懸掛着窗帘,白如輕紗,透光性能很好,讓整個屋子裡的感覺立刻奔高大上疾馳而去,而我們當時的中國人的窗帘,估計還是用一塊厚布遮住屋外的亮光而已。
7、 電話。
小貝尼在鄉下,可以與城裡的母親通過電話聯繫,可以看出,阿爾巴尼亞當時的通信水平還是挺不錯的。想想我們,是什麼時候擁有個人電話的?
8、 足球。
八十年代的時候,國內的一隻足球價格在二十多元,當時一般工人人員的工資也就是三、四十元,孩子們根本玩不起,蹭球,是那個時代孩子們滿足玩球意願的首選。
而在《小貝尼》中,無論是在城裡的孩子,還是鄉間的小夥伴們,都可以擁有一個皮球,盡興地滿足腳下盤繞與彈撥的興趣。
9、 洋娃娃。
小女孩手裡捧着的洋娃娃,是那個時代中國小朋友們夢寐以求的奢望。
10、 水果盒。
在小貝尼家裡,桌子上有一個不起眼的水果盒,放着至少可以看出是蘋果、桔子之類的水果,估計同時代的中國人,根本沒有吃水果的支出計劃。
11、 農村電燈。
小貝尼的農村伯伯家裡,有着當時中國農村少見的白熾燈,晚上燈火通明,完全是城市景象。
12、 農村機械化作業。
影片里小貝尼來到的農村裡可以看到用拖拉機耕地、收割、脫粒,顯現出的是一片高度機械化作業的農村景象。同時期的中國,已經逐漸開始向機械化農業方面進軍,但介入的深度與程度,遠不能與電影里的阿爾巴尼亞農村相比。
13、 時尚裝束。
影片里主人公的媽媽的打扮與裝束,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不過時。所以,當時阿爾巴尼亞電影引進中國之後,電影里的人物打扮與裝束,都會在中國引起一股跟風熱潮,如《創傷》引發的“薇拉頭”的流行。
14、 巧克力、牛奶等營養品。
影片里,小貝尼的母親說孩子是用桔子、巧克力這些最好的東西喂大的,可見阿爾巴尼亞的民眾的生活條件相當不錯。
《小貝尼》在展示出一片富足、安詳、幸福的阿爾巴尼亞現實生活的時候,簡單的歌頌,顯然不是電影的目的。
電影通過一個嬌生慣養的小貝尼如何克服身上的驕嬌二氣,來展現出一個時代在進入到幸福生活的時候,該如何重新設定人的意志與品質。
人的異化表現出的悖論就是,人在創造着自己的幸福生活的時候,也會讓人自己消融在這種舒適與滿足之中,從而湮滅與弱化了自己的生命活力。
這就是人類始終無法解開的一種生命的困境。努力的目的是改變生活,但生活改變了,也會讓自我失去了本真,丟失了奮鬥的動力。
《小貝尼》這個簡單的表現兒童的電影,實際上,卻蘊含著人類的共性的命運思考,而同時期的中國,也在思考着如何磨鍊着下一代的生命意志,永葆着強健與強勁的生命活力,以抗衡生活改善後帶來的驕奢淫逸的副作用影響。
《小貝尼》里的父親來自農村,這反映出小貝尼有一個艱苦的生命源頭,而父親進城之後,組建了家庭,承擔了小貝尼照料職責的母親,卻對小貝尼呵護備至,不讓他到室外去,怕吹風,怕着涼,怕弄壞了肚子,搞得小貝尼百無聊賴,沒有朋友,獨立在小夥伴們之外。
這實際上是現代孩子的共性的苦惱。如何解決國家未來的小主人這種弱不禁風的培養歧路?
影片提出的辦法,就是繼承革命傳統,讓老游擊隊員的精神力道,傳導給小貝尼這樣的溫室里的花朵。
這個革命傳統的代表,就是小貝尼的伯伯,他來到城裡,是聯繫農村裡需要的機器配件的,看到小貝尼被其母親呵斥得成了動輒得咎的豆芽菜,他強行地把小貝尼帶到農村去,用當年游擊隊員出沒山林的艱苦環境來砥礪小貝尼的精神時空。
由此可以看出,為什麼阿爾巴尼亞電影里游擊隊題材佔據了很大的比重,就是為了讓和平環境里長大的一代人,能夠牢記上一代人的艱苦與奮鬥。
小貝尼來到鄉間,每當他遇到困難,產生膽怯情緒,意志轉向脆弱的時候,伯伯都用游擊隊的勇敢精神鼓勵它,甚至,游擊隊尊奉的行為法則,也成為小貝尼耳提面命的精神標杆。
比如,伯伯就在小貝尼告狀小夥伴們的行徑的時候,提到了游擊隊員的道德準則:“真正的游擊隊員從不告密。”
可以說,小主人公受到的錘鍊是全方面的,包括精神與肉體。在鄉間的一個暑期生活里,小貝尼可以與鄉間的小夥伴們一起,與動物們和諧相處,拋棄了他在城裡畏首畏尾的個性弱點;他的勇敢指數急劇上升,可以大膽地坐在馬背上,如履平地;在小夥伴的鼓勵下,走進溪水中,接受野風蕩漾的自然氣息的洗禮;過去他總被臆想着的妖魔鬼怪恐嚇着的憂慮,也在一次次的挑戰自我中被蕩滌一空;他在鄉村裡感受到了合作社給民眾帶來的團結的信念,一起與小夥伴們在勞動中建立起互助的友誼,在玩耍中不分彼此,滾成一團,他不再是一個在城裡的煢煢孓立的孤家寡人。
因為他接近地氣,再也不會有小朋友認為是他“只會說傻話”而被排斥在外。
《小貝尼》整個電影很散漫,這是阿爾巴尼亞電影的一種拋棄戲劇衝突的常見風格,但並不是說該國電影就低級到不懂得戲劇構造的跌宕起伏,實際上,在阿爾巴尼亞電影里也有邏輯縝密、人物塑造環環相扣的藝術作品,如《海岸風雷》據以改編的話劇,就相當具有戲劇力量,邏輯線索非常強烈,但《小貝尼》這樣的電影,只能稱之為散文化電影。
整個電影的戲劇衝突,已經降到微乎其微的地步,看起來,電影里幾乎沒有一個對立方,但是,通觀全片,我們看到電影里的一個真正的對手,其實就是那個電影里發生了改變與轉變的“自我”。具體化在電影里,就是影片開始時的那個嬌慣孩子小貝尼。之前的那個小貝尼,正是整個電影里的戲劇衝突瞄準目標。
在經過一番散點式的鄉村磨鍊後,小貝尼淘汰了過去自己身上的那些不能匹合傳統、不能適應時代、不能有助於成長的劣質自我,而煥發出了個嶄新的自我。電影藉此構造了它的戲劇衝突主鋒面。
今天看來,不管阿爾巴尼亞這個國家的主體精神走向哪裡,但小貝尼身上的這種精神錘鍊,永遠不失其應有的作用。即使後來國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電影里給予孩子的那種精神氣質與錘鍊熏陶,都會讓他綽有餘裕去應對任何的風雲變幻。
從這個意義上講,《小貝尼》更像是阿爾巴尼亞電影的一次最終告別寄語,也是對該國孩子們在面對未來的更大的風暴衝擊的一次先期訓誡。
看了這個電影,想到前蘇聯的一本小說《後來發生了戰爭》。正是因為不能預期的未來,所以,永遠不能放棄奮鬥與努力。《小貝尼》就似乎隱喻了這種面向未來的選擇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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