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學》70華誕經典回顧
余華的《現實一種》發表於《北京文學》1988年第1期。在此之前，余華已發表過《十八歲出門遠行》，得到時任《北京文學》副主編的李陀先生的高度評價，也因此引起文壇的關注。那篇小說好像還入選過中學課本，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現實一種》應該說是余華向文學作品如何描寫現實這個難題所展開的強勁挑戰。它和傳統現實主義構成了一種對話。傳統現實主義要反映社會歷史的本質規律，要抓住現實生活的本質，但是那種本質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社會的意識形態所規定的。比如傷痕文學，一定要把“‘十年動亂’是‘四人幫’造成的災害，老幹部和知識分子對黨是無限忠誠的”這種歷史本質寫出來。改革文學要塑造一些改革英雄，寫出銳意進取的先行者精神。像《喬廠長上任記》《新星》這些作品，都表現了這些內容。總之，在對現實生活的表現中，是有強大的社會意識貫穿其中的。也就是說，對社會歷史、生活現實都有一種規定，文學作品是朝着這種規定去建立敘事，去刻畫人物，去把握生活的要義的。到了1988年左右，文學與社會的主導意識形態之間產生了一定距離。王蒙那時寫過一篇文章叫《文學：失卻轟動效應之後》（《文藝報》1988年1月30日，署名“陰雨”），實際上，“文學失去轟動效應”，也就是文學不再從意識形態的熱點出發去展開敘事，也不再回應意識形態的熱點了。一些作家回到主體自身，去尋找自己感覺世界的方式和方法。
在這種歷史變化中，中國文學又進一步受到世界文學的深刻影響，尤其是歐美文學的影響。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此前蘇俄文學的影響已逐漸被歐美文學所替換，特別是被現代主義文學替換。當時像卡夫卡對中國作家產生了不小的刺激：小說竟然還可以這樣寫，作家還能夠這樣來理解現實！卡夫卡的《變形記》《鄉村醫生》《飢餓藝術家》等，都不吝筆墨去描寫生活的殘酷、荒誕，他把這些作為生活的本質，作為事物的真相。這一點對中國作家的影響刺激尤其大。莫言和余華都曾經談過《鄉村醫生》，莫言曾說，鄉村醫生在風雪夜接到出診要求，他沒有馬。但他到院子里去，卻看到馬棚里有三匹高大的馬，他套上馬就出診了。究竟這馬是怎麼跑出來的？完全沒有由來的。《鄉村醫生》對殘酷性的表現，則讓余華感到吃驚。卡夫卡描寫鄉村醫生提着馬燈，去看病人大腿上爛的一個碗口大的傷口。卡夫卡寫得驚人的詳細。過去，這都是非常醜陋、恐怖的東西，也是齷齪的東西，但卡夫卡卻把它當作生活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花費這麼多的筆墨去表現它。這種寫法和觀念對中國作家的影響是很大的。
回到余華的《現實一種》，小說講的是孩子之間發生的故事，卻波及了整個家庭，摧毀掉了整個家庭。4歲的皮皮是山崗的兒子，看見只有幾個月大的堂弟，也就是山峰的兒子，睡在小床上。皮皮覺得他好玩，聽見他哭，就等大人都走出去之後，打了小孩一記耳光。小孩發出響亮的哭聲，這哭聲既讓皮皮喜悅，又讓他惱怒，所以他又去掐這個孩子，孩子就哭得更加響亮。皮皮非常生氣，他把孩子抱起來，無意中孩子掉到了地上，被摔死了。大人回來發現了，山峰和他的妻子都發了瘋一樣。山崗想給5000塊錢賠償了結這個事，但是山峰不答應，他要皮皮去舔地上的小孩摔死流出的血。山崗和他妻子說他們去舔，但山峰不同意，他就一定要讓皮皮去舔，皮皮就去舔了。結果山峰飛起一腳，把皮皮踢死了。這下山崗和妻子也發瘋了一樣。隨後他們就互相報復，他們報復的方法也很獨特。山崗把山峰綁起來，在他的腳心塗上煮爛了的肉骨頭，讓小狗來舔，狗舔腳底的奇癢讓山峰大笑不停，直至死去。這一招確實很毒辣，山崗想因此逃脫懲罰。結果山峰的妻子控告山崗，他還是被槍斃了。他的槍斃過程，余華也寫得十分細緻，開始打了一槍沒有死，然後還再補了一槍。但是余華還不甘心，最後還寫山崗被山峰的妻子捐給醫院做人體解剖，大卸八塊，器官都被肢解了。
可以看到，這是由一個小孩的失誤引起的悲劇，它對家庭倫理進行了極端的挑戰。孩子之間的不懂事，犯下了錯誤，兄弟之間就要殘忍殺死對方才能夠解氣。在這裡，兄弟也是血親，但孩子是自己的直接血親——即使在血親中還會有這樣的一個區分，這其實是挺驚人的。我們或許看到過不少小說寫兄弟之間反目的故事，但多年之後再來看《現實一種》，還是會驚訝於余華怎麼會看到人的這種局限性和複雜性？兄弟的血緣竟遠遠比不上父子血緣，這已經讓人吃驚了，比不上，或許也可以理解。但比不上就一定要殺死兄弟來解氣，這就令人驚懼了。山峰肯定知道，踢死皮皮對山崗來說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但他在兒子死去的悲痛里，一定要殺死皮皮才解氣。那山崗也只有去復仇。小說也呈現了仇恨上升的通道，山崗和山峰的妻子都在起推波助瀾的角色，都在火上澆油，要把仇恨放大到最大的死亡地步才罷休。山峰的妻子最後讓醫生肢解了山崗，她才解氣。
在這篇小說里，整個家庭倫理完全被複仇所摧毀。過去的復仇是為家族而復仇，在這裡則是家族內部的復仇。通常的復仇是殺父之仇，但這是殺子之仇。山崗山峰兄弟自相殘殺，實際上這樣一個復仇也是殺掉了自己的父親。因為他們兩個都是他們的父親的兒子，這應該是他們父親最不願意看到的境況。他們母親卻是一個昏庸老朽，對發生的家庭悲劇，幾乎沒有多少知覺。她只關心自己的垂死狀態，覺得自己的五臟六腑在腐爛。家庭倫理被余華徹底撕毀了，人都陷入瘋狂，理性處於停滯、麻木狀態。西方有俄狄浦斯情結，殺父娶母的原型。《現實一種》似乎是演繹了中國古典戲劇中的殺子母題。不知道余華有沒有受過江浙地區的地方戲曲的影響。福建閩南的地方戲裡邊就有一部戲劇，可能是從江浙帶過來的，演的叫《殺子報》，講的就是父親失誤把兒子殺死了的恐怖故事。香港城市大學的吳耀宗教授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分析郭沫若早期的小說，發現郭的小說有不少寫到殺子故事，吳將其與小說現代性聯繫起來分析，頗有啟發性（《郭沫若的殺子意識與小說現代性》，《郭沫若學刊》2011年第1期）。《現實一種》寫的是互相殺死對方的兒子，可以說是殺子故事的略微變形，其實也加入了某種現代性體驗。余華把生活中最不應該發生的事，用最令人恐懼的細節直接呈現了出來，而且寫得那麼淋漓盡致、慘不忍睹，這是《現實一種》這篇小說的重要特點，也是余華小說的一個基本風格特徵。
《現實一種》的另一重要特徵，我將其概括為“冷酷的準確”。余華對死亡過程的細緻表現，例如皮皮摔死他的堂弟，皮皮被山峰踢死，山崗把山峰捆起來讓他被狗舔死，山崗被槍斃、肢解的過程，都是非常冷酷的。在余華的《一九八六年》中，也有這種殘酷，寫的是一個歷史教師在自己身上一刀刀地割下去的詳細過程，這應該算是余華開始寫這種殘酷性的濫觴了。後來余華還有一篇小說《古典愛情》，也寫了肢解人的過程，那篇小說可以看成是對《還魂記》的戲仿，但結局要凄慘很多。《現實一種》是余華將這種殘酷性表現到了最極限的作品。在此之前的作品中，《四月三日事件》《十八歲出門遠行》就還沒有這麼極端。《現實一種》把這些冷酷的內容放在一個家庭倫理崩潰的語境當中來寫，是在殘酷之上又加上了殘酷，也是冷酷到了極致。
余華的小說能做到那麼簡潔和準確，就是因為冷酷。他不要那些多餘的東西，只抓住本質，就能夠把生活中最驚懼的那種事實解釋出來。我記得1988年的冬天，余華有一天單獨跑去我住的望京西八間房那個地方，他倒車倒了很久才到那裡。他到了之後就和我討論一個問題：什麼是真實？他跟我說他，剛才穿過馬路，他覺得那麼多人在他眼前走來走去的，並不真實。只有在馬路中央有一個人被車撞死了，那樣肯定讓他驚恐，會給他留下震驚印象的，那一瞬間他才感覺到生命的存在是真實的。然後他回過頭來，指着我的窗戶對面的陽台說，我看那個陽台就不真實，很蒼白。但如果陽台上跳下來一個少女，那將會留在我的記憶中永久難以抹去。他感覺，生命經驗要和一種震驚聯繫在一起，和他的心靈衝擊聯繫在一起。
他這種想法是很冷酷的，但我能夠理解。我說你坐到我對面，我就能感覺到你，這是一般人感覺的真實。作為一個作家，應該用筆去寫出那種最讓你觸動最大的真實，這是可以理解的。《了不起的蓋茨比》的作者菲茨傑拉德曾說過一句話，大意就是，如果不是讓你撕心裂肺的東西，你去寫它幹什麼？從這一點看，確實有一些作家是這樣看待文學真實問題的。我不能說所有的作家都必須如此，也不能說這就是文學的真諦。你可以寫平常，寫得很平靜樸素。但有的作家就是要去寫那種最衝擊他的心靈的那種經驗，他覺得那是最真實的。余華就把握住了這一類“真實”，下狠手去寫，下手比較狠的話，就會簡潔、精確。
批評家張清華曾經說，余華是一個做減法的作家。我覺得這一點把握得非常準確。做過減法之後，余華的語言、感覺都磨得鋒利，他就是在刀鋒上行走了。余華寫過一篇談麥克尤恩的文章，說麥克尤恩是“在刀鋒上行走的作家”。他極為讚賞麥克尤恩的那種簡潔冷峻的敘述方式，我們也可以說余華就是中國的麥克尤恩。這樣下來，余華的小說大部分都比較薄，不用寫那麼厚。中國許多作家都要寫很厚，彷彿不寫那麼厚就不踏實，覺得小說沒有分量，但余華是敢於寫薄的。你看他的《活着》《許三觀賣血記》《在細雨中呼喊》都挺短的，但都特別有力量。
通過《現實一種》，我們還可以看到余華語言描寫的特點，他的語言其實表現了對外部世界的不信任。他總是覺得語言和外部現實是有距離的，語言是很難去表現對象世界的，他要在一種有距離的狀態下，十分頑強地去接近最本質的真實。他要把他覺得最重要的感覺，最重要的瞬間，最重要的結果都寫出來。像小說中皮皮抱着小堂弟掉到地上，山峰一腳踢飛了皮皮，山崗綁起山峰，等等。他覺得其他都是沒用的，其他的都不能表現對象世界的那種真實。能夠克服距離的就是那種一針見血、一刀見血的語言。
可以說，對於“文學怎麼描寫現實”“小說怎麼表現真實”這類問題，余華在1988年通過《現實一種》做出了激進的回應，也可以說他做了一個極端的實驗。這篇作品直到今天讀來還很有力度，令人感到余華文字的那種刀刀見血的力道，以及背後透出來的那種殘酷和令人絕望窒息的現實感。
2019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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