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奕宏在劇集《沙塵暴》中飾演一位西北的基層警察陳江河。（片方供圖）
採訪開始，電話那頭的段奕宏聽起來中氣十足，他剛在廈門忙完了一部戲的拍攝，正在休假間隙。
最近播出的劇集《沙塵暴》中，段奕宏飾演了一個西北的基層警察陳江河，一個頭髮落灰潦草，穿件皮草外套，開着窗縫卡滿沙塵的車，在沙塵暴中奔襲查案的中年人。
最初拿到劇本，段奕宏感覺陳江河不像一般意義上的男主角，更像一個穿針引線的角色。
故事發生在庫魯，一個煤炭資源枯竭的西北城鎮。八年前，在破獲一起命案時，因為陳江河的過失，師父深陷流沙之中，餘生要在床上靠呼吸機度過。陳江河放棄調任省城的機會，甘願自我流放到更偏僻的鄉鎮做基層民警。八年後，當年的偵破被發現有誤，他再度捲入懸案之中，各色人等的命運，在一座敗落的地域，隨着舊案重查，展露出蛛絲馬跡。
在《沙塵暴》里，段奕宏貢獻了一種略帶遊離感的表演。有一場戲，他和省城派下來的女警羅英瑋一起去麻將館詢問犯人家屬。女警鄭重發問，段奕宏則走到後景，開始打量起玻璃茶杯、觀察茶葉在水中的舒展，隨後叉開腿，開始嗑瓜子。另一場去滅屍現場鍋爐房的勘查戲，段奕宏戴着墨鏡，設計了一個掉溝，又啪一下站起來的小插曲。“這部戲確實讓我有點肆意。”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我不會放過每一場戲，更不會放過整體的統籌或者力量的分配。”段奕宏回憶，開機前，有一天早上起來，發現頭髮啪地炸開了，“我說他太像陳江河了”。段奕宏趕緊拍一張，發給了導演和造型師。
後來，劇中的師母盯着這頭亂髮對陳江河說：你這幾年把自己弄得那麼野。“導致師父深陷在流沙當中，在陳江河內心一輩子都是個遺憾和愧疚，這是他的十字架。”段奕宏說，“那種髒兮兮、邋遢的感覺，是人物的心境給予我的。”
陳江河不是懸疑劇中那種常見的，雄心勃勃地要懲惡揚善的警察。他在熟人社會浸淫，查案不像“學院派”般鄭重其事，深刻明白環境和觀念對人的束縛，“兩個泥腿是從土裡拔出來的”。
段奕宏給這個人物在情感處理上保留了一些灰度，在凝視犯罪者的遭遇時，隱隱對他們抱有同情，知曉罪惡在此地發生，有背後的不得以。“我們判的是人，不是案子。”在採訪中，他數次和南方周末記者強調。
他坦承，劇本更吸引自己的，其實是那些捲入命案的女性角色。比如程春，一個擺攤為生的中年女人，在晦暗的人生中，想要找到可靠的男性依傍，卻最終被寄予厚望的人所殺；護士劉盈盈，被重男輕女的父親剝奪了上大學的機會，為了掩蓋弟弟的罪行，在父親的安排下，成為家庭的犧牲品……
面對這些陷入命運泥沼的女性，段奕宏頗能共情，他也曾是渴盼走出邊陲之地的一員。1990年代，他考了三次中戲，才如願從新疆伊寧考進了首都。在一次採訪中，他感性提及出走的困難與勞頓：在高鐵不通的年代，要靠拉木頭的大解放車走出家鄉。
在中戲讀書，外省青年段奕宏最初感受到的是痛苦。他在《楊瀾訪談錄》里提及那段灰暗的時間：當時班裡同學素質都很好，到外面跑組、演戲，他甚至沒錢打印形象照，試着在劇組裡跑龍套，一個人在那兒杵着，沒人搭理。那種忽視讓他有一種受辱感。後來，真正讓他安頓下來的，是中戲的甄別期考核。被甄別的恐懼，讓他開始步入一種踏實的生活，把心力都花在了每一次話劇和小品表演上。
段奕宏在中戲以刻苦聞名。1998年，成績優異的他從中戲畢業，正好遇上各大國營劇團體制改革，精簡人員。段奕宏沒法在北京的劇團留下來，“一根筋”地拿着成績單，跑去文化部，要找文化部部長。接待處的大姐接待了他，幫忙聯繫部里的相關人士，對方建議他通過學校就業處的老師反映。雖然無力左右結果，段奕宏還是哼着歌騎自行車回了學校，繼續參加晚上的演出。
對演戲的拚命投入從學校延伸至之後的職業演員生涯。他被很多觀眾稱為“戲妖”。在出演《烈日灼心》時，有一場水下戲，腿上綁四個鉛塊，要克服生理上的強烈恐懼。為了體驗生活，他下過礦、和小混混套過近乎、春節到派出所做“見習警察”。
2017年，他憑藉《暴雪將至》獲得東京影帝。發表獲獎感言，他說：“到今天，我還認為我的表演仍然有着局限性，但是我很開心，我沒有走到窮盡那一步，我還可以再走下去。”
這些年，段奕宏並不頻繁在大小熒幕上出現。他拒掉了不少“太白開水”“太相似”的本子。疫情三年後，他一度頹廢、低谷過，自我懷疑是否還能繼續做演員。他視之為對人生的重新梳理。“再出發，依然是戰士。”他笑着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2025年3月底，劇集《沙塵暴》播出後，段奕宏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的專訪。
“我時常和劇中的人有一種連接感”
南方周末：你這幾年接到的探案類劇集挺多的，當時為什麼會接《沙塵暴》？
段奕宏：在趨向同質化的劇本和角色當中有一些突破，對我來說是一個興趣。其實作為演員，我有一個對自我的要求：首先要做一個有要求的演員，再去做一個讓觀眾期待的演員，讓觀眾相信的演員。
演員不是一個人在作戰，必須得碰到一個團隊，一個更好的文本。可能演員在不同的階段對文本的要求和訴求不一樣。《沙塵暴》在十年前我可能還get不到，或者說不足以吸引我。《沙塵暴》超出我單單作為一個演員選擇文本的動機。我更喜歡趙老師（編劇趙冬苓）筆下虛構的小城鎮里，真實人性的探尋。熟人社會裡，環境吞噬一個人的連鎖作案的可能，這個非常讓我着迷。
單說人物，陳江河並不是我的首選。我選擇第一動機還是趙老師筆下的這些人，尤其這些女性角色，讓我非常感動，甚至創作中有一種涼氣，一種恐懼感。
我時常和這些劇中的人有一種連接感。這些女性要活下去的掙扎感、求生欲，強烈地要走出小鎮、改變命運（的想法），好像真的是在我身上。我曾經從一個西北小城市掙扎着一定要出去，長途跋涉，每次考中戲，78個小時的火車，再加20多小時的班車，將近100個小時到達北京，到達所謂的目的地。一次次的往返，也遇到過類似的小驚悚，但是還生產不出驚悚下的這種恐懼。
這種內心的恐懼感來得是那麼真實，我本人有一種同理感：如果我遇到這樣的狀況和選擇，我未必不是她們這樣。
南方周末：這部劇里的女性角色都有“出走的決心”，渴望逃離邊陲，和環境做鬥爭，但最終基本都沒能逃離。哪個女性角色的人生選擇帶給你巨大的恐懼？
段奕宏：比如說程春。在她沒有被扔進爐子前，我們有一個短暫的接觸。一個男性和一個女性的接觸，如果沒有很結實的理智控制，其實是有原始的力量所驅使的，所以程春讓小鎮那麼多的男性上了她的床。
原來其實陳江河和程春多一點曖昧的關係，也有所表現，程春做皮肉生意被欺負，陳江河幫忙解圍後，她往辦公室送東西，送過兩次，陳江河就立刻（回絕了）。
在這個創作上面其實我是掙扎的。單純來說，我是想未嘗不可能，為什麼要逃避？在這個時刻，我們作為創作者選擇真實度的大與小，也困擾着我們。羅英瑋說，你想過沒有，程春當時給你示好，你接受她，可能她的人生就會有另外一種可能。
南方周末：這樣說來，陳江河這個人物本身戲劇張力沒有那麼強，你更喜歡編劇呈現出來的小城鎮各色人等的生存生態？
段奕宏：當然了。作為陳江河，其實我沒什麼可演的，原來看劇本就說我沒有抓手，但是我太喜歡趙老師的這個文本，它逼得我去跟這些寫得很瓷實的人物在一起。
我記得最深的一次，是我在審劉盈盈（張佳寧飾演），我的手在桌上放着，演完幾個鏡頭，一抬起手，汗已經印在桌子上。我說導演你快來看，一定要拍下來這個感覺。我一直提醒自己，那種審問，其實已經變成了不是審問。那個時刻我突然感覺到人跟人的一種心流，不是一個警察和一個犯罪嫌疑人。
警察一定先是人，他碰到這樣匪夷所思的女性，非常人邏輯的犯罪故事，本身是要去思考和判斷的：它怎麼就成了惡？是什麼影響和滋養了它？是人與人之間互相碰撞之後失控了，滋生出來的惡。可是在它成為惡之前，不是惡的。
那場戲讓我作為演員都很汗顏，審得太艱難了，對我來說是一種難以忘卻的創作經歷。
《沙塵暴》描摹了西北城鎮中複雜的女性命運。（片方供圖）
“一定要帶出土壤的質感”
南方周末：陳江河這個角色身上本身帶有一些渾不吝、渾渾噩噩，又有點幽默的感覺，是你給他加進去或者有意放大的嗎？
段奕宏：我尋找的，有意放大的。我們拍攝是在柳園，離哈密只有300公里，我們拍攝有一個區域是山區，有哈薩克族人，他們很早從新疆遷到這邊居住，飲食上，什麼饢、奶茶，都是真實考究過的。包括我讓家裡人從新疆寄來的酸奶疙瘩，都是為了表現地域。
開頭一定要帶出土壤的質感。不僅僅只是美術、鏡頭所營造出來，關鍵還要通過人帶出這樣的氣質，被土壤浸了好多年，包了漿的感覺，就必須尋找一些能耍得起來的道具。
之前我塑造這種幽默或者滑稽的人物很少見。跟熟人在一起，我不能再像小羅那樣的，她是研究生、學院派，字正腔圓地說“來兩碗餛飩，兩屜包子”，但是我就不能這樣。
南方周末：西北話是不是也是你的一個抓手？
段奕宏：劇本不會說規定我用什麼方言，我發現我們選的景，又有銀裙，又有皮大衣，又有哈薩克族，幫助我們抓偷羊賊那小孩，他就是哈薩克的小孩。
我跟他說我們新疆的漢話，少數民族普通話，很有意思。再加上演劉胖子的演員也是新疆人，他的新疆話比我還濃，我這些年都忘掉了不少，跟他一交流，在生活當中撿回來了，演得特別過癮。
新疆男人的這種交流方式就是“啪”，好像被打開了。當然這個不是說即興，想怎麼演就怎麼演，還是有前期定調。這塊地域允許我有這樣的西北口音——你說它是新疆話也好，陝西話也好，多少都有一些，因為西北五省的語氣都很相近。
我當年考學的時候，出新疆的第一站就是柳園。柳園在三十多年前是西北的小香港，那時候的經濟交通樞紐都在柳園，全國各地的人扎在那兒都不為過。我們拍攝的時候，經濟已經轉移了，它已經落敗了，特別讓我有一種魔幻的感覺。
南方周末：這次在甘肅拍，環境對你來說有挑戰嗎？
段奕宏：2010年左右，我拍高群書導演的《西風烈》，在敦煌，這次在柳園，地域、氣候都相近。但畢竟十幾年沒在西北拍戲了，所以從身體適應的程度來說，確實還是有一種煎熬的感覺。
實實在在接觸到了黃沙漫天。但跳出來想，這不就是我們選擇這個地方的理由嗎？可遇不可求的環境，有時候還覺得風沙有點少。這次其實有一點遺憾，拍攝中遇到大的沙塵暴天氣不多。很多都是我們劇組制沙風暴的團隊自己製造出來的，裡面用了各種材料，甚至黃豆面。真不便宜。吹起來大面積，不是真的沙子，但嗆到眼睛和鼻子里也不舒服。這已經相當不錯了。
南方周末：哪些表演細節是西北當地的環境催生的？
段奕宏：有很多，一些創作靈感是那個土壤給到我們的。它是我一次全新的表演上的實驗。這部戲確實讓我有點肆意。
有一場戲，我見了醫院的院長，牆上掛着一幅字，寫的“精氣神”，我就想，之前我應該來過這兒，這字怎麼換了，以前是“上善若水”。院長說，沒有啊，一直是“精氣神”。全是即興的表現。陳江河就是熟人拉閑篇兒，閑篇中能洞悉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你跟別人拉閑篇，別人的反應可能最放鬆，最能暴露一些東西。
你上來就問別人，就不是熟人社會了，作為陳江河就太學院派了。關鍵是要剔除這些慣性的學院派的東西，和我們常給觀眾看到的慣性群體形象。你有這樣的方向，時刻得提醒自己，得不厭其煩地拎：我到底要創造什麼樣的警察形象？我要迴避和規避是什麼？我想一想，就是不忘初心。
真的是非常煩人，我煩我自己。但這個東西只有我自己去選擇，去呈現，不然導演請你來幹啥，對吧？
在麻將館中詢問疑犯家屬。（片方供圖）
我並不是拿到任何角色都有安全感
南方周末：我記得你拍《烈日灼心》的時候，有一場下水戲，需要綁鉛塊，對你來說還挺難的，這部劇里有沒有一些生理上的恐懼需要克服？
段奕宏：這部戲裡面的恐懼不是來自於水、沙，我還沒感受到流沙的厲害，環境並沒有給我帶來多少心理上的恐懼。
這些女性角色的掙扎感，給我帶來的恐懼，這些年是不多見的。早些年，《我的團長我的團》其實會給我帶來一些恐懼，但那種恐懼是歷史的，因為那個戰爭離我們太遠了，《沙塵暴》真的太近了，太讓我難受。
南方周末：陳江河讓我想到你的另一個角色，《暴雪將至》里的余國偉，一個保衛科的人，卻非常執着地要做神探、查案，人生因此變得一團亂麻。《沙塵暴》里，你演的是警察，但又不是那種黑白分明的警察，其實有點心不在焉，你常常被這種人生帶有錯位感和掙扎感的角色吸引嗎？
段奕宏：不同的閱歷，不同的生活給我帶來一種不同的要求或者興趣。我想到之前我第一次接觸《白鹿原》電影，其實有一種退卻的感覺，我太喜歡小說了，但是黑娃的角色我確實演不了，我覺得我的能力達不到。
可能導演不這麼認為，但我那時候對電影和電視劇了解甚少，因為還是話劇演員，你有什麼樣的料，有什麼樣的菜能端上來，我是忘卻了別人（能提供）幫助和支撐的力量。五六年過後，再找到我的時候，我就覺得我可以。
現在再遇到這種情況，我並不是說拿到任何角色都有一種安全感，好像都很篤定，也不是，多少還是會有不安全感。
包括《沙塵暴》，還是有一種創作的恐懼，因為身邊的人寫得太好，這勢必是給我（壓力），你不能瘸腿，你一瘸腿，責任全在你身上了，這不行。你也不能只演一個穿針引線的，對吧？你肯定不滿足。它帶來一種（自我）要求和創作上的恐懼。
《沙塵暴》的文本，至少是這五六年，我看到的很有力度的文本，但陳江河好像又不是絕對的男主演。余國偉絕對是個男主演，必須得有深度、寬度、高度。陳江河不是，其實就是穿針引線的警察，你如何演得不一樣，如何演得像土壤里長出的警察，還能匹配住這個體量的文本。我還有點小野心，怎麼能拎出來一點扎在陳江河內心當中很隱秘的東西，這個東西其實我進組之前就找到了，就一直跟導演聊，導演也認可，就把它呈現出來了。
南方周末：角色帶來恐懼和不安全感的時候，你怎麼抵抗這種不安？
段奕宏：我沒有什麼好招。如果說好招，其實我也逃避和躲掉了不少本子。你說什麼好招？就是你答應了這事了，你就必須得行。（我）內驅力還真是挺強的，不磕出來點東西來好像不行，要不然你就別答應，答應了你就得整出來點不一樣的。
南方周末：你早年拍戲就以拚命和刻苦聞名，這兩年心態有轉變嗎？
段奕宏：現在也可能是創作上懶惰了，我不想那麼為難自己，我不想那麼受累，也有這種心思。我對自己好一點不行嗎？我也得需要身體健康，你說黃沙那種惡劣天氣，我部部去選擇這樣的戲嗎？我不能，我瘋了啊。
但是我選擇了，我就必須磕，甚至把自己磕得不成人形了，我都願意。我如果到了那兒，質感呈現不出來，我不是白受苦嗎？這個賬還算不清楚嗎？但是在這之前，得了解一下，這什麼樣的角色，什麼樣的本子能讓我可以這樣的不顧，真的不顧自己的生命健康安全。
南方周末：以前不假思索，現在是要考慮的？
段奕宏：以前也要思索。其實說真的，我在創作心態上和主動性上，浮動不是很大。我最早啥戲沒有的時候，演話劇，讓我特有根，特有自信，特能滋養我自己這種感覺漂浮不定的嫉妒羨慕感。所以即便有了影視作品來選擇，我還是相對比較主動的，挑自己相對喜歡的，我知道我自己在創作上的慣性，不折磨自己就難受，但我也還是有選擇的。
演員段奕宏，1973年出生於新疆伊犁伊寧市，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受訪者供圖）
倔強是我的一種力量
南方周末：你曾經有一次經歷，在學生時代或是話劇院的時候，你去見組，別人讓你做廣播體操，展現一下形體，你當時就覺得自尊心受挫，立馬走人。我很好奇，這種強烈的自尊心，給你的職業生涯到底帶來了什麼影響？
段奕宏：這個有點複雜。自尊心讓我走到今天，也讓我認識到，很多時候其實愛自己和愛戲是矛盾的，這是很現實的心理狀況和現實存在。
你什麼都不是的時候，你就是一個學生或小演員，別人不了解你，你也不會武術，不會舞蹈，別人不知道，就讓你來做個廣播體操，你覺得當下是一種侮辱，也許有人覺得不是，還要論當時的那種氣氛和感覺，還有心理上的成熟度、承受度。他都是那個時候的我，你讓我再去演出或者是回味，或者想再去經歷，由不得我去選擇。比如說你現在成為別人心目中的“老師”了，別人還會（這樣）嗎？你不會再經歷這種東西。
走到今天靠什麼，也可能是靠我的一種倔強，那種倔強可能是我發奮的動機和力量。你必須得做優秀，你不想做廣播體操，你必須得比別人更刻苦。我是學生（時代）這麼走過來的，那個時候不斷地要求自己，刻苦算什麼？你只能做到刻苦，你還能做到什麼？它可能確實是一種力量。如果我不這樣，我破罐子破摔，開始迎來送往，開始混這個圈子，精力和心力全放在拉攏人脈關係，而丟掉了最本質的東西，可能就變成另外一個老段了。
南方周末：2015年，《烈日灼心》幫你拿到金爵獎影帝，你在舞台上說“為戲為奴”。十年過去了，你對這四個字的理解有沒有發生變化？
段奕宏：十年過後，我覺得還是要這樣做。今天《沙塵暴》問世，觀眾看在眼裡，我自己也知道，我依然是什麼樣子，我還是以作品示人，就是你做的事情，你的作品放在這兒，它的質感或者它的進步，熟知或者不熟知我的觀眾看了之後都會有一個評判。
南方周末：拍王小帥的《二弟》的時候，你去找那些街頭小混混，和他們套近乎，找角色的感覺，甚至最後把他們拉到劇組裡面演，你什麼時候開始通過體驗生活，給角色助力的？現在還有這個習慣嗎？
段奕宏：從《二弟》開始的。一個西北的小孩長大到了溫州洞頭，生活習慣、語言節奏它都不一樣，所以我到今天還說體驗生活是非常有幫助的。包括《沙塵暴》也是，那些饢餅、黃色的大花捲啥的，都是當地市場里有的。你得去熟知這些環境當中的人和事，和他們的生活習慣，這都是可以借鑒和拿來的最實用的方式，是一種捷徑。
表演上，用有質感的表達來呈現這一組人，我們可能還會有一些同質化的表演，相似的表演、情感處理，那就可能是減分的。如何去避免？就是不厭其煩地發問，這個人物的行為，所以體驗生活還是很有用的。
南方周末：《沙塵暴》只有12集，這兩年一些劇集平台正在砍集數，這種短劇集和你以前演的長篇幅電視劇，表演起來有差別嗎？
段奕宏：我覺得劇數的長短不會影響我在創作上的追求和要求。但是我在想，當下觀眾欣賞長劇和短劇的習慣必須去正視，因為任何一個作品還是要拿出來給世人去觀賞，或者是（提供）一種善意的表達，或者是惡的警示和提醒。長也好，短也好，可能留給我們創作的壓力和挑戰更大。
南方周末記者 潘軒 南方周末實習生 鍾卓君
責編 李慕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