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講舊上海的故事，那必定繞不開杜月笙。
“上海皇帝”“上海三大亨之首”“上海三百年幫會第一人”“上海三大流氓”……這些都是杜月笙的代名詞，但不是對他的完全概括。
之後不少影視劇都曾對他的形象進行塑造，其中電影《建國大業》，馮小剛飾演的杜月笙應當算得上是相對成功的一個。
電影中“杜月笙”每次出場，都是一副典型的民國黑幫大佬形象。
頭戴黑色禮帽，臉上架着一副圓墨鏡，身着中式黑色長衫，兩手疊放拐杖之上，身旁跟着一群黑衣黑帽的小弟。
電影中的“杜月笙”，一副墨鏡是點睛之筆，將他這一人物塑造得經典。
可據杜月笙的女兒杜美如回應，真實的杜月笙卻從不戴墨鏡，這一點瞬間就讓人覺得他身上的“黑”少了幾分。
實際上來說，與同時期上海幾位黑幫大佬相比，杜月笙確是一位亦黑亦白的人物。
他常說人的一生要吃好“三碗面”，人面、場面、情面，吃得好，才能如魚得水，萬事順利。
自己也是憑藉吃好這“三碗面”，才在勢力盤根錯節的大上海，闖出一片天地。
那麼這“三碗面”到底是什麼？他又是如何憑藉它們，在上海開闢出自己的天地呢？
謙謙君子形示眾人，緊抓子女教育
作為黑幫大佬，杜月笙不願別人稱自己“杜老闆”“杜老大”，卻偏愛“杜先生”這一稱呼。
據杜月笙回憶：當時一月學費只需五角，可家中實在困難，只讀到第五月，便再也繳不起學費，從此停了學。
許正是因少時家境貧寒，囊中羞澀，導致其未曾受過教育，所以一直對文化追求甚高。
在上海站穩腳跟後，他利用人脈廣結名流，常邀請章太炎、楊雲史、江一平等上海文化界鼎鼎有名的人物，一同聊天吃飯。
在他們面前，杜月笙從不以自己的身份為傲，反而擺得一副虛心請教的學生樣，請他們教導自己。
他知道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大字都不識得幾個，便專門請老師來教，同時還特意請了位專門講史的說書先生，每天為他講《三國》《水滸》。
不得不說，在對待文化這方面杜月笙是極認真的，他不僅為此努力學習歷史知識，還曾勤練書法，練得一手漂亮的小楷。
為督促自己學習，他在自己府上門廳處懸掛了一副對聯，“友天下士，讀古人書”，每天一進門，抬眼就能望見。
還總是身穿一襲長衫，以彰顯自己文化人的形象，且紐扣一定要繫到最上面一顆，無論天氣如何，都不曾更改。
他自己是如此，也見不得幫下弟子衣冠不整，袒胸露背，用他的話就是“做人要注意人面”。
經過長期的文化熏陶，杜月笙可以說是脫胎換骨，由內而外散發著一種屬於知識分子的書生氣。
著名報人徐鑄成晚年回憶起第一次見杜月笙：
“我本以為像他這種人，定是青面獠牙，橫眉立目，結果見面時，發現對方竟是個言談舉止都很斯文的老人。”
自己年少時沒有好好學習的條件，文化不高，杜月笙便十分重視對子女的教育。
在女兒杜美如的記憶中，有一次外語考試她的成績很差，父親知曉後很是生氣，當即就用鞭子抽打她，手下一點未曾留情，腿上的傷足足養了半個月之久。
而面對兒子杜維藩在一次大考時逃考的行徑，他也絲毫不留情面，下令手下將其找回後，當著眾人的面，狠狠打了兒子兩個耳光，並罰跪兩個時辰。
在他的嚴厲教導下，他的兒女沒有一人跟他一樣走上黑道，反而都光明正大地做出了自己的一番事業。
兩個女兒，
一個杜美霞，在台灣開設“孟小冬國劇基金會”，專門用於培養京劇人才，宣傳和發揚京劇文化。
八個兒子中，長子杜維藩在銀行做高級職員；次子杜維垣長期定居美國，在聯合國秘書處工作；
三子杜維屏、四子杜維新則一直在巴西、美國等地經商；五子杜維翰從軍校畢業後，便一直留在上海工作。
與其他幾位相比，七子杜維善活躍在大眾視野中較多。
杜維善是一名收藏家和古錢幣研究員，曾多次向上海博物館捐獻古錢幣，為此館中還專設“維善錢幣館”，一供參觀，二為感念他的捐贈。
如此看來，“三碗面”中的第一碗“人面”，杜月笙是吃得相當不錯。
第二碗“面”講究場面
杜月笙四歲時，他父親的生命就被一場大病奪走，他只好跟着繼母張氏生活。
父親的去世，令本就困苦的日子雪上加霜，他年紀尚小，沒法賺錢，於是家中的所有開支都靠繼母一人承擔。
也許是這種日子實在令人疲累，繼母張氏在某個尋常早晨失蹤，沒人知道或者本就不關心她究竟在哪裡。
十幾歲的杜月笙無處可歸，只能混跡在茶樓賭坊之間。時間一長，聽着賭桌上骰子叮噹作響，桌旁有人歡喜有人憂，他不免感到有些手癢。
於是，他帶着“萬一老天眷顧我”的想法，一頭扎進賭博之中，結果欠下一大筆錢。
沒錢還債，他就盯上家裡的老宅，想將其偷偷賣掉換些錢，但還沒等計劃實施，就被舅舅察覺到風聲，將他從賭場捉回，在祠堂罰跪。
這樣一來，賣老宅的方法行不通，他沒錢，只能去投靠最疼愛他的外婆。
面對這個不爭氣的外孫，外婆是又氣又惱，但又無可奈何。只能掏出所有積蓄，又到處求人，為其找到一份水果店跑腿的工作。
在離家那天，裹小腳不方便行遠路的外婆堅持送他到火車站，然後掏出身上僅剩的鈔票，薄薄的兩三張。
在這一刻，杜月笙終於忍不住崩潰痛哭，他當即跪在外婆面前，磕下三個響頭，承諾：“我一定會出人頭地，為咱們家，為您掙一份面子！”
因此在成為“上海三大亨”之首後，杜月笙為光宗耀祖，決定在上海重新建造一座杜家祠堂。
祠堂落成典禮當天，杜月笙的場面可掙得足足的。
當天的杜祠門前，擺放着各界名人送來的題匾：
徐世昌的“敦仁尚德”，張學良的“好義家風”，孔祥熙的“春門從德”等等。
最值得一提的，當屬蔣介石也差人送來“孝思不匱”的金匾。
且當日杜月笙整整雇來六個儀仗隊，浩浩蕩蕩地舉着幾十面杜字旗，前後隨行的，則是由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人員組成的車隊。
這些一個足夠排面，可杜月笙還不滿足，又請來一支百人樂隊奏樂，在前方為杜家的祖宗牌位引路。
牌位都是用特意定製的“神轎”抬着，前面八面特大的銅鑼開道，百個綵衣少女捧着花籃、大香爐，隨轎前行。
到此，這場面還沒完，到碼頭後，十四艘汽輪擺渡船靜靜停泊在江面上，氣勢浩大。
杜月笙這一生追求場面的事情做得不少，而這次祠堂的落成典禮，則是最成功、最宏大的一次。
只干雪中送炭的事
杜月笙自己也曾說過，這第三碗面“情面”是最難吃好的一碗。但他本人將這碗面吃得可是“津津有味”。
當時的上海流傳着一句話：黃金榮貪財、張嘯林善打、杜月笙會做人。
大家最為熟知的一件事，拜訪章太炎，見其生活困難，想幫一把，但顧及其知識分子的臉面，只臨走時將銀票壓在茶碗之下，不叫人發覺。
此外他還經常在街上施粥，對於重複領粥的乞丐，他不像黃金榮那樣嚴加防範，派人嚴防死守，而是認為他們也有臉面，需要尊重，便從不多問。
雖然杜月笙從前生活貧苦，知道錢財的重要性，但他從不吝嗇，經常散錢出力結情面。
別人請他幫忙，需要出錢他就幫忙出錢，需要出力出面，他就幫忙出力出面。
他坦言：“我從不做錦上添花的事，只干雪中送炭的事！”
杜月笙之所以比其他幾個黑幫頭目名聲好一些，除經常廣結善緣外，最重要的他還曾積極進行抗日活動。
抗戰開始後，杜月笙主持籌募，用籌集到的一百五十餘萬，送去支持前線抗戰。
此外，淞滬會戰期間，他不僅帶頭指揮自己公司的輪船全部駛向江面，鑿船沉江，堵塞長江航線，順利打亂日軍的進攻計劃。
且在後期得知駐守在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團，缺乏食物充饑，僅用一天時間便為其送去二十萬張餅。
雖然杜月笙一直站在蔣介石的陣營，可在民族存亡的危難之際，他也曾贈送一批軍中急需的通訊器材、裝甲保險車、防毒面具給八路軍。
因此，當時黎元洪曾送他一副對聯，上面寫着：
春申門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
如此看來，將杜月笙比作春申君，是再合適不過的。
黑大過與白，罪大過與功
雖然杜月笙這人有“白”的一面，但他畢竟是和另外兩位一併被稱為“上海三大流氓”，人人喊打，他犯下的罪孽可不少。
杜月笙本身起家，就是靠與黃金榮、張嘯林，合開做鴉片生意的三鑫公司。
據《宋家王朝》中記載，上文中所說的杜家祠堂後來成為遠東最大的地下制毒、販毒工廠，可以說當時全球每八包海洛因，就有七包出自他的工廠。
而且三鑫公司還掌握着上海一半的賭場、妓院，這些地方都成為滋長罪惡的溫床，導致許多家庭支離破碎。
同時，他所在的青幫，是上海勢力最大、犯下罪狀最多的黑幫派，勾結軍閥政客，欺行霸市，綁架勒索，逼良為娼，販賣人口，擾得上海人民苦不堪言。
更甚者，他還曾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期，幫助蔣介石大肆迫害殘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
當時作為上海總工會委員長的汪壽華，為摸清國民黨究竟有何居心，獨身赴了杜月笙設下的鴻門宴。
宴會上，杜月笙見拉攏不成，當即撕破臉皮，將其打暈裝入麻袋，運送至上海西郊，生生活埋致死。
二十六歲，正是風華正茂、意氣風發的年紀，革命領袖汪壽華的生命卻永遠止於此。
之後更是一直支持蔣介石，做出過許多違背人倫、欺壓百姓、迫害進步人士的事情。
因此，客觀來說，杜月笙這人雖有“白”的一面，但較其“黑”的一面，實在佔比不多。
結語
對於如何吃好這“三碗面”，杜月笙曾說下等人沒本事有脾氣，中等人有本事有脾氣，頭等人有本事沒脾氣。
他這一生，講究人面，追求場面，廣留情面，可謂是將這“三碗面”的智慧揮灑得淋漓盡致。
但是這些都無法掩蓋他所犯下的種種罪狀，他帶給人民的傷害是真實的，助長社會不正之風是真實的，迫害阻撓革命也是真實的。
他做出的那些所謂的“情面”，絕大多數反而助長了對百姓的壓榨欺凌，令上海人民長期生活在陰影之中。
對於杜月笙，我們不否認他擁有積極的一面，但同時也不能忽略他犯下的種種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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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過冬】
【編輯｜長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