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手札】英雄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最形象、最難忘、最震撼的文化記憶
文/ 喻榮軍（話劇《英雄兒女》編劇）
1952年巴金深入到朝鮮戰場前線採訪。
1961年他根據採訪的素材創作了中篇小說《團圓》。
1964年長春電影製片廠根據該小說改編拍攝了電影《英雄兒女》，電影塑造了王成、王芳等經典的英雄形像，深入人心，影響了幾代人。
2022年，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創排話劇《英雄兒女》。
原著小說和電影提供了很好的人物關係與結構基礎，這就給話劇創作提供了較大的創作空間，我在保留那些經典場面的同時，在人物關係上重新進行了挖掘和創作。
因為時代和歷史的原因，原著和電影更多關注的是人物的精神層面，沒有過多地展示人物的情感層面，而這就成為這次話劇創作的重點。同時，我也加了一些新的人物與情節，從而讓整個故事更加的豐滿與全面，傳遞出真實情感，讓觀眾更易於理解人物。
英雄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最形象、最難忘、最震撼的文化記憶，具有特定的內涵。那什麼是英雄？什麼是英雄主義？什麼是當代的英雄精神？這是話劇《英雄兒女》需要回答的問題，也是劇本的立意所在。上海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是具有革命傳統的地方。它經過炮火的洗禮，留過烈士的鮮紅，才有了今天的安寧。今天我們讚美英雄，不僅僅是為了緬懷當年他們的事迹，更是為了弘揚英雄精神，從他們的身上汲取力量，更好地學習和生活。
【獨家探班】英雄，在我們致敬紅色經典中再一次歸來
距離10月6日首演僅剩兩周多，話劇《英雄兒女》已進入創排衝刺階段。這部作品根據作家巴金的中篇小說《團圓》和長春電影製片廠同名電影改編，由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創排。主創希望通過對紅色經典的重述，帶領今天的觀眾，共同禮讚上海這座英雄城市，致敬英雄的上海人民。
今天的上海文藝人，為何選擇重述這一深入人心的紅色經典？帶着這個問題，記者於20日對劇組進行獨家探班。走進五樓排練廳，正在進行的，是一組舞台多媒體片拍攝。當拍到王成寫家書一幕時，開拍沒幾秒，工作人員在監視器後喊“卡”——王成用的鉛筆對嗎？“對的！電影里就是一支中華牌鉛筆！中國上海造！”接話的是王成的飾演者、青年演員劉炫銳。他一邊說著，一邊把鉛筆上“中國上海”的字樣沖向鏡頭，那份自豪的語氣逗笑了在場的所有人。作為遼寧籍的“新上海人”，他早已在戲裡戲外，與王成這位上海英雄融為一體，更為當年“出人出錢出物資”的這座英雄城市，感到由衷的驕傲。
而這一幕，也恰好回應了前面的問題——因為這座城市、這座城市的人民不能忘記、也始終沒有忘記，“為什麼戰旗美如畫，英雄的鮮血染紅了它；為什麼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開鮮花”。正如該劇編劇喻榮軍所說：“上海是最具有英雄傳統的城市，我們想用這部戲賡續並發揚這樣的傳統，從而站在今天的視角回答，什麼是英雄、什麼是英雄主義。”英雄，是民族最閃亮的坐標；英雄，也是一座城市最引以為傲的精神財富。而英雄主義精神，正是在我們致敬紅色經典、回望歷史中一次次歸來、一代代傳承。
擦亮“黨的誕生地”後，讓英雄城市的精神坐標更加閃亮
即便放在今天，小說《團圓》與電影《英雄兒女》都是紅色題材文藝作品中非常特別的存在。相比於其他謳歌英雄的創作，兩部作品雖有激烈的戰爭場面的刻畫與英雄獻身的描寫，但更多的，是將筆墨放在兩個上海家庭在戰場尋親團圓的故事上。正是這樣充滿人文溫度的視角，讓宏大的戰爭敘事、英雄禮讚有了紮實的現實依託。也正因如此，幾代人記住了王成、王芳這樣一對英雄兄妹，令王成喊出的那句中國軍人最強音“為了勝利，向我開炮”，以及與主題曲《英雄讚歌》，有了更深沉的情感依傍。
更值得一提的是，透過兩部作品，深刻展現着上海從工人階級、地下工作者、志願軍戰士、文工團戰士等各方力量對於抗美援朝戰爭的貢獻。而在幕後，是巴金兩次赴朝，冒着炮火與戰士們吃住一道，用生命寫就的。而推動電影改編的戲劇家夏衍，則是上海人民藝術劇院（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前身）的第一任院長。此外，影片的主要演員，也來自於上海。
正是這作品內外與上海的深刻聯結，讓喻榮軍有了創作衝動。近兩年伴隨着上海全面實施“黨的誕生地”發掘宣傳工程，上海“光榮之城”的形象根植人心。然而在這段光榮歷史之後，不管是建國初期經濟建設與對抗美援朝傾其所有的參與支援，上海與上海人民都作出巨大的犧牲與貢獻，湧現一批又一批的英雄。可以說，從《團圓》到《英雄兒女》，就是這座英雄城市在抗美援朝時期“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要物資有物資，要什麼有什麼”非凡壯舉的縮影。帶着這份自豪，喻榮軍與主創希望以改編經典的方式，將這塊封存在記憶深處的紅色拼圖，重新打撈擦拭，賦予時代的意義。
那麼，如何讓新創內容能夠延續兩部經典的精神風貌？在保留經典場面的同時，喻榮軍細細梳理小說中可以生髮的線索，進而從歷史文獻與採風中尋找真實故事加以充實，也融入更多上海聲音、上海力量。比如新增人物誌願軍戰士“小四川”是上海地下工作者遺孤。而王文清的警衛員劉正伍則是上海吳淞人，與王芳互認老鄉後“牽”出一首上海學堂童謠……
這樣的創作手法，正是喻榮軍從電影改編小說過程中獲得的啟示。影片中經典台詞“為了勝利，向我開炮”，並不來自於巴金的原著小說，而是導演武兆堤與編劇毛烽根據小說線索，翻閱志願軍戰士日記找到的故事。正是這一忠實歷史而又大膽改編的原創情節，使得原著中一句“他勇敢地在山頭犧牲了”，具象化成為銀幕上鮮活的英雄形象。
舞台上立起的上海英雄群像，並非創作者的刻意為之，而是有真實的歷史事實可依。比如“小四川”，正是喻榮軍查閱資料發現，上海解放後有一批孩子是從孤兒院直接參軍南下，後來又成為了志願軍。他與王成身後，正是1.8萬多上海青年參加志願軍，1683人犧牲在朝鮮的壯烈歷史。
而王復標代表的則是上海工人階級力量，他們不但是英雄的父親，同樣也是英雄。抗美援朝時期，上海工人為支援戰爭沒日沒夜趕製物資。透過老兵口述，喻榮軍意識到，一個印着“獻給最可愛的人”的上海製造搪瓷杯，對於志願軍戰士不只是一份鄉愁寄託，更是背靠祖國與人民的強大精神支撐。
“這樣一場舉全國之力打贏的戰爭，沒有哪個地方、哪個人置身事外！上海這座城市如此，我們的先輩如此。英雄兒女，是他們，是你，也是我！”劉炫銳這句再樸實不過的感悟，道出上海成為英雄城市的歷史必然。
文工團與前線戰士的“生死協議”震撼“90後”王芳
不過，身處和平年代太久，經典台詞與歌曲，之於年輕一代來說，似乎濃縮成了一段陌生又熟悉的符號。“那段記憶太遙遠了！”這是記者採訪時，所有青年演員不約而同的一句感慨。這句感慨也道出他們出演紅色經典的壓力與擔憂——身處和平年代，如何演好大無畏的英雄人物？進組短短一個月，經由軍訓黨課、導演胡宗琪講戲摳戲、中心文工團老兵親身回憶，他們一點點將記憶深處的英雄重新打撈、立於舞台。與此同時，他們也經歷了一場重燃家國情懷與藝術初心的精神洗禮。
劉炫銳還記得一出在冰天雪地中，自己飾演的王成給戰友“小四川”捂腳的戲。胡宗琪認為他的處理“太匆忙”，“台詞講得太快觀眾就可能當作水詞兒漏掉，失去打動人心的力量。”還是劇組邀請上海市委黨校教授徐學通上的一堂黨課，讓劉炫銳意識到此前表演的輕飄。“老師講到一位老兵回憶，當衝鋒號令一響，他沒能第一時間衝鋒響應，因為凍傷只能原地射擊。對此，老兵竟然感到十分愧疚。我聽了以後很難受，如此艱苦的條件，我們還能要求他們什麼？！”正是這樣的講述，讓劉鉉銳一點點找到在舞台上“成為”王成的可能。再到後來，不再需要思考怎麼去“演”英雄，而成為一種真情流露，以至於“演了將近12年，幾乎沒演過這樣一直在排練廳哭的戲！”在他看來，幕後了解的真實故事，雖然不能在台上盡數講給觀眾，可都成為表演的依託——心裡不空了，台上就有戲了。
同樣的轉變也發生在王芳的飾演者、“90後”演員賀夢潔身上。文工團到底能在戰場上發揮怎樣的作用，哪怕同為文藝工作者，她也感到困惑。直到上海話劇藝術中心離休幹部、作為文工團戰士赴朝的宋光華髮來的一紙戰場“合同”，才讓她對劇中自己與哥哥王成結成“一對紅”、簽訂“生死協議”的情節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宋光華提供的歷史珍貴資料
“合同”中，文工團戰士王晞與攻八六五高低的一區隊一班二小組紅旗手高志本約定，“只要高志本同志把紅旗插上高地，我就要把整個英雄事迹宣揚出去……如果高志本同志萬一掛花，或光榮犧牲時，一定要像黃繼光英雄一樣傳播出去，教育所有的部隊，名留於世。”這紙烽火“合同”談的不是利益交換，而是一個人的生死，一支部隊的榮光，一個民族的命運。由此也讓90後文藝人懂得，文工團背負的，不只是在前線鼓舞士氣，力所能及救助傷員、保證後勤的任務，更是用文藝作品讓英雄與英雄精神永遠長留人們心中的深重使命。
平日里，她總忍不住哼唱起“烽煙滾滾唱英雄，四面青山側耳聽”，唱久了百老匯音樂劇的她驚覺：“我們自己民族血脈深處的旋律，真的好聽，越唱越有力量！”
作者：黃啟哲
編輯：徐璐明
圖：上海話劇藝術中心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