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嫁
那年,二姐訂婚又悔婚,娘急得哭了三天三夜,眼睛腫得像兩個桃子。
我站在王家門前,對着面色鐵青的二姐夫說:"我嫁給你。"
他當場愣住了,眼神如同冬日的枯井,深不見底。
那是1985年的夏天,我們生活的小縣城還未被改革開放的浪潮完全席捲,街頭偶爾能看見幾個喇叭褲和喇叭袖,卻仍是稀罕物事。
家裡五口人擠在一間縣棉紡廠分的筒子樓里,兩室一廳,總共四十多平方,我和二姐共一間卧室,常為誰先用小方桌學習而拌嘴。
爹在縣棉紡廠當修理工,一個月四十八塊錢工資,加上偶爾的加班費,總收入不超過六十。
娘在街道辦的縫紉組做零活,收入不穩定,好月份能掙二十多,差的時候只有幾塊錢。
供我和二姐讀書已經捉襟見肘,每到發工資那天,爹總要把錢攤在桌上,一沓票子分成幾堆,揣摩着怎麼花才夠用。
二姐比我大三歲,是縣裡有名的才女,初中時參加文藝匯演唱了一首《絨花》,驚艷了全場,校長親自上台握她的手,說她是縣一中的驕傲。
她嗓音甜美,彈得一手好琴,夢想着有朝一日能像鄧麗君那樣唱歌給人聽。
我偷聽過她在後院里對着半輪明月唱《甜蜜蜜》,聲音婉轉得像春風拂過山澗。
她與王明訂婚是父母之命,兩家從小就認識,王家爺爺和我爺爺是戰友,有段時間住在一個大院里。
王明比二姐大六歲,在棉紡廠機修車間做技術員,是廠里有名的能手,月工資比爹還高五塊錢。
訂婚那天,王明送了一對玉鐲子給二姐,我記得那鐲子青白通透,套在二姐細腕上,襯得她肌膚如雪。
可在婚期將近時,二姐卻收拾行李南下廣州,只留下一封信:"我要追求自己的音樂夢想,不想過平凡的日子,請原諒我的任性。"
"你這是糊塗啊!"娘坐在家門口的板凳上,手裡的毛巾擰得變了形,"咱家跟王家是世交,這下老臉往哪兒擱?"
爹沉默不語,只是抽煙的頻率比往常快了許多,煙灰缸里的煙頭堆成了小山。
"這孩子,咋就這麼不懂事呢?"娘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王家多好的條件,小明多老實的孩子,她咋就看不上呢?"
那些日子,鄰居們的竊竊私語如同螞蟻爬過我的脊背,刺癢難耐。
"聽說了嗎?張家二閨女跑了,訂了婚的人跑了!"
"嗐,這年頭的姑娘,眼高手低,嫌王家小子沒出息唄!"
"可不咋地,人家好歹是技術員,多少姑娘想嫁都嫁不上!"
我高中畢業,本想考大學,卻因家裡實在困難,只得放棄。
在爹的介紹下,我也進了棉紡廠,當了學徒工,每月工資二十三塊五,比同期招的工友多了五毛,因為我識字多。
王明是廠里的技術骨幹,二十七歲,比我大九歲。
他為人踏實,不善言辭,一雙手卻靈巧得很,廠里那台德國進口的大型織布機壞了,外地來的專家束手無策,愣是被他修好了。
二姐逃婚後,王家人自然對我家有了看法,王媽媽見了我娘就變了臉色,曾經串門時的熱絡蕩然無存。
可王明卻不同,他仍悄悄送來糧票和布票,託人放在我家門口。
有一次我早班回來,正好看見他把一袋麵粉靠在我家門口,想轉身離開。
"王大哥!"我叫住了他。
他回頭,有些尷尬地笑了笑:"你爹最近加班多,想着補貼點。"
"謝謝,可是這不合適,二姐的事讓你們家......"
"別提那事了,"他打斷我,"兩家世交幾十年,這點事算啥。"
這句話讓我鼻子一酸,心裡的某處被輕輕碰了一下。
"我去替二姐嫁給他。"這個想法在我腦海中盤旋了整整一周。
我知道這主意聽起來荒唐,可我十八歲的心裡,卻覺得這是最好的解決方案。
二姐傷了王家的心,我來補償;家裡生活艱難,我嫁到條件好的王家,也能減輕父母負擔。
更何況,王明這個人,我打心眼裡敬重。
"你瘋了吧?"我把想法告訴小姐妹桂花時,她嚇得瞪大了眼睛,"你這不是自己給自己挖坑嗎?"
"我考慮清楚了,"我說,"王大哥是個好人,日子肯定不會差。"
"可你不喜歡他啊!"桂花急得直跺腳,"你這不是糟蹋自己嗎?"
"現在不喜歡,不代表以後不喜歡,"我倔強地說,"再說了,我們這種人家,哪有那麼多喜不喜歡,過日子才是正經事。"
桂花還想勸,被我揮手打斷:"甭說了,我主意已定。"
七月的一個傍晚,我在廠門口堵住了下班的王明。
"王大哥,我有話跟你說。"
他點點頭,跟我走到廠後的小樹林。
夕陽透過梧桐葉子,在地上灑下斑駁的光影。
我深吸一口氣,鼓足勇氣說出了那句讓我自己都驚訝的話:"我去替二姐嫁給你。"
王明聽完我的提議,沉默良久,說:"小丫頭,婚姻不是兒戲。"
"我知道,但我是認真的。"我抬起頭,直視他的眼睛,"你是好人,我願意。"
他轉過身,背影在夕陽下顯得格外孤單:"你才十八歲,有大把好日子過,何必跟我這老大不小的人綁一起?"
"我早就不是小孩子了,"我堅定地說,"再說,我爹娘的臉面,也得靠我來挽回啊。"
"這事回去再想想,別衝動。"王明說完,大步走開了。
風言風語像秋天的落葉,紛紛揚揚。
有人說我貪圖王家條件好,有人說我不要臉搶姐姐的未婚夫,還有人說王家是瞎了眼,撿了個姐姐不要的剩飯。
這些話傳到我耳朵里,像刀子一樣扎在心上,可我咬緊牙關,一聲不吭。
爹娘起初也反對,娘甚至哭着說:"閨女,你這是何苦呢?咱寧可窮點,也不能讓你受這委屈啊!"
爹抽着煙,眼圈紅紅的:"閨女,爹對不起你,讓你跟着操心。"
我跪在地上,抱住他們的腿:"爹,娘,我不委屈,真的不委屈,王大哥是好人,他會待我好的。"
後來見我主意已定,加上王明登門正式提親,表示願意娶我,兩老只得默許。
婚禮很簡單,就在廠里的食堂辦了十桌酒席,兩家人在場,外加一些廠里的同事。
我穿着二姐留下的那件紅色旗袍,頭上別著娘的一支銀簪子,手腕上套着二姐退回的那對玉鐲,忐忑地站在王明身邊。
有人在背後竊竊私語:"新娘子比姐姐差遠了,又黑又瘦的,王明是倒了八輩子霉。"
王明似乎聽見了,輕輕握了握我的手,小聲說:"別怕,有我在。"
那一刻,我心裡湧起一股暖流,覺得自己的選擇也許並不算錯。
婚後的日子如同一條緩緩流淌的小河。
王家給我們在廠西邊的新樓分了兩室一廳的房子,比我家那間筒子樓敞亮許多。
我的心事卻始終沒放下,總怕王明心裡惦記着二姐,每晚睡覺都背對着他,留下一段小心翼翼的距離。
王明從不提二姐,每天早出晚歸,回家便鑽進堆滿零件的小屋搗鼓他的發明。
我學着煮飯做菜,打理家務,兩人之間隔着一層薄如蟬翼的生疏。
婚後第三個月,王明出差去省城參加技術培訓,我一個人在家,翻出了他抽屜里的一疊信紙。
那是他寫給二姐的信,卻從未寄出。
信里字跡工整,內容卻讓我心如刀絞:"...我尊重你的選擇,祝你前程似錦,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
最後一句話是:"我會好好照顧你妹妹,不會讓她受半點委屈。"
我淚如雨下,原來我在他心裡,只是一個需要照顧的責任。
春去秋來,我們的生活逐漸有了溫度。
八六年廠里開始不景氣,傳言要裁員,工人們人心惶惶。
我負責車間的計件統計,聽說自己名列裁員名單,回家後鬱鬱寡歡。
王明看出我的不對勁,卻沒多問,只是第二天主動請纓,帶領幾個工友修好了一台報廢的織布機。
那台機器起死回生,為廠里創造了不少效益,廠長拍着他的肩膀說:"好小子,有出息!"
因為這功勞,不僅保住了他的工作,連我的名字也從裁員名單上劃掉了。
那天晚上,他回家時眼裡有光,嘴角上揚。
我第一次發現,原來他笑起來這麼好看,像冬日裡難得的暖陽。
"咱們要不要自己開個修理鋪?"他突然問我,"廠里這情況,指不定哪天就真的不行了,咱得有條後路。"
"好啊。"我毫不猶豫地回答,心裡卻在想,他終於開始跟我商量未來了。
我們在街角租了個小鋪面,鋪子不大,只有十幾平方米,門口掛了塊木牌,上面寫着"萬能修理鋪"。
開業第一天,只來了三個顧客,一個是修自行車,一個是修收音機,還有一個是補鍋。
王明技術好,三樣都修得妥妥噹噹,顧客滿意而歸,還帶來了口碑。
慢慢地,生意越來越好,鋪子也漸漸有了名氣。
我在一旁打下手,學着記賬、招呼客人,偶爾也能修點簡單的東西,像是換電燈泡、縫衣服扣子之類的。
就這樣,我們從一台舊縫紉機開始,修自行車、縫紉機,後來連電風扇、收音機都能修。
小院里堆滿了零件,卻堆滿了我們共同的期望。
第一次分紅時,我們賺了一百二十塊錢,王明把錢分成兩份,推給我一半:"這是你的。"
我驚訝地看着他:"我做得少,幫不上什麼忙,怎麼能分這麼多?"
"你是我搭檔,"他認真地說,"沒有你幫我記賬、打理雜事,我一個人忙不過來。"
那一刻,我心裡的某處開始融化,像是春風吹化了冰雪。
八七年年底,鋪子生意紅火,我們的小日子過得有聲有色。
王明給我買了一塊上海產的手錶,是我一直想要的那種,帶日曆功能,錶帶是金屬的,戴在手上沉甸甸的。
"大冬天的,你就不能好好走路?"那年冬天,我不小心在結冰的路上滑倒,崴了腳。
王明二話不說,背着我去了街道醫務室,路上絮絮叨叨:"你呀,風風火火的,走路不看腳下。"
他背着我在大街上走,引得路人紛紛側目,我羞得把臉埋在他肩膀上。
那是我第一次這麼近距離地感受他的體溫,他的後背寬厚結實,像座小山,讓人有安全感。
回家後,他煮了薑湯給我喝,又用熱毛巾敷我的腳踝,動作笨拙卻認真。
"疼不疼?"他小心翼翼地問。
我搖搖頭,眼眶卻不知為何濕潤了。
"哭啥子嘛,"他手忙腳亂地找紙巾,"醫生說沒傷到骨頭,養幾天就好了。"
"我不是因為疼,"我抽噎着說,"我是覺得...覺得..."
"覺得啥?"他疑惑地問。
我沒說完,因為我自己也說不清楚,那種感覺太複雜了。
那晚,我做了個夢,夢見二姐回來了,站在我家門口,問我過得好不好。
我想說很好,卻發現自己說不出話來。
醒來後,我發現王明的手臂搭在我肩上,呼吸均勻,睡得正香。
我輕輕轉過身,第一次仔細端詳他的睡顏:眉頭微蹙,似乎連睡夢中也在思考問題;嘴唇抿成一條線,固執而倔強;臉頰上有一道淺淺的疤,是小時候摔傷留下的。
這個男人,我的丈夫,竟然在不知不覺中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五年後的一個雨天,鋪子剛打烊,一個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出現在門口。
二姐回來了。
她站在我們店門口,黑色雨衣下露出一角紅色旗袍,頭髮剪短了,燙成了當下最流行的"爆炸頭",臉上多了幾分滄桑。
"小妹,"她輕聲喚道,聲音里有幾分試探,"是我。"
我愣在原地,手中的抹布掉在了地上。
王明比我先反應過來,招呼她進屋避雨:"快進來,外面雨大。"
"對不起。"二姐進門後,站在檐下,水珠從她發梢滴落,她卻像沒感覺到似的,只是直直地看着我,嗓音不再清脆如從前。
我請她進屋,泡了杯茶。
王明識趣地去了後院,說要整理一下工具,把空間留給我們姐妹。
"你過得怎麼樣?"我問,聲音比我想象的要平靜。
"不好,"二姐苦笑,"我沒能成為歌手,在廣州餐館洗了三年盤子,後來做過服務員、導購,換了好幾份工作。"
二姐的眼圈紅了,抿了抿嘴:"我聽說你們過得不錯。"
我沉默了一會,倒了杯熱茶給她:"縣裡文工團在招人,你嗓子那麼好,可以去試試。"
二姐驚訝地抬頭:"你...你不恨我嗎?"
"恨過,"我坦言,"但現在不恨了。"
我想起了那些日子,想起了我如何因為她的任性而被迫做出選擇,想起了鄰居們的閑言碎語,想起了我剛嫁給王明時的委屈和無助。
可我也想起了這五年來,王明對我的好,那些在風雨中並肩同行的日子,那些從陌生到熟悉的點滴溫暖。
"你知道嗎,"我端起茶杯,"我曾經以為自己是在替你還債,現在才發現,其實是我欠了你一份情。"
二姐疑惑地看着我。
"如果不是你逃婚,我也不會嫁給王明,不會有今天的生活,"我微微一笑,"所以,我該謝謝你才對。"
那晚,我們姐妹聊到很晚,從天南聊到地北,彷彿要把這五年的空白一次填滿。
第二天,我陪她去了文工團。
文工團團長認出了二姐,說當年看過她在縣一中的表演,一直惋惜這麼好的苗子沒能繼續發展。
二姐如願應聘成功,在縣裡安了家,後來還嫁給了團里的小提琴手,日子過得有滋有味。
我和王明的生活也在不斷變化。
九十年代初,改革開放的浪潮席捲全國,人們的生活水平逐漸提高,對家電的需求也越來越大。
我們的修理鋪轉型升級,專攻家電維修,從收音機、電風扇到彩電、冰箱,樣樣精通。
王明還參加了省里的技能培訓,拿到了國家級維修證書,成了方圓百里有名的"電器王"。
"咱們要不要開家電器商店?"一次,我提議道,"現在大家生活好了,都想買新電器,咱們只修不賣,是不是虧了?"
王明驚訝地看着我:"你這主意不錯,就是資金..."
"我有錢,"我得意地說,"這些年我省吃儉用,存了一筆錢,夠開個小店了。"
於是,在修理鋪旁邊,我們又開了一家小小的家電商店,主要賣一些國產小家電,生意出奇地好。
十年匆匆而過。
如今,我和王明的修理鋪已經變成了一家小有名氣的家電維修店,同時經營着家電銷售業務,每年的營業額都在上升。
我們還在縣城買了一套商品房,七十多平米,雖不算大,卻是我們的安樂窩。
二姐在文工團當了聲樂老師,桃李滿天下,過年時常帶着她教的學生來我家表演,熱鬧非凡。
爹娘也搬來和我們同住,老兩口的身體還硬朗,每天都到小區的花園裡打太極拳,日子過得舒坦。
那年春節,全家聚在一起吃團圓飯。
酒過三巡,王明站起身來,端起酒杯:"我敬小芳一杯。"
他很少在人前這樣正式地稱呼我,我有些意外地看着他。
"謝謝你當年的選擇,"他目光炯炯地看着我,"是你讓我明白,人生有時候錯過了一段姻緣,卻可能收穫另一段更好的緣分。"
我微微低頭,掩飾眼中的濕潤。
二姐笑着插話:"妹夫,你這話說得太文縐縐了,一看就是最近看了那個什麼電視劇。"
大家都笑了起來,氣氛輕鬆而溫馨。
酒足飯飽後,我站在陽台上看夜景,王明悄悄走到我身邊,遞給我一個小盒子。
"啥東西?"我疑惑地問。
"打開看看。"他說。
盒子里是一對玉鐲,青白通透,和當年二姐退回的那對一模一樣。
"當年那對玉鐲,你一直鎖在柜子里,說是不吉利,"王明輕聲說,"我想,咱們都這麼多年了,該有一對屬於我們自己的了。"
我鼻子一酸,眼淚不爭氣地流了下來。
"怎麼又哭了?"他手忙腳亂地掏手帕,"不喜歡啊?"
"喜歡,"我擦擦眼淚,"我太喜歡了。"
他小心翼翼地把玉鐲戴在我手腕上,嚴肅地說:"從今往後,你就是我王明明媒正娶的媳婦,誰也不能說三道四。"
我笑了,心想:人生就像一台舊機器,需要不斷修理調整,才能找到最適合的運轉方式。
而我們,終究修好了彼此的人生。
夜空中,煙花綻放,照亮了這個普通又特別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