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上小學五年級,母親和三大娘一起帶上半袋小麥麵粉和一床被子,坐了一天的大巴車去了南京拾荒,那是她第一次出遠門。從那天起,我對母親日思夜盼,說實話,我並沒有多麼想見到母親,我更想見到的是母親能像村裡另外一位嬸子那樣帶回半蛇皮袋過期的糖果,那些很難揭開糖果紙的糖是我心中嘴甜的零食,其味道遠遠勝過村裡小商店裡一毛錢兩個的糖。
母親在南京待了多久時間我已經記不清了,一個月或者四十天?她最終沒有像那些經常來南京拾荒的村裡人那樣,把南京新鮮的東西帶回去。她在南京只會從垃圾堆里或者路邊河灘上翻撿垃圾,怎麼會有那麼多人會傻到把好東西給扔了呢?她只能從一堆垃圾里找出有價值的物品,然後再幾經轉手變成資源。
我記得在初中政治課本中好像有一句話是這麼寫的“這世上沒有垃圾,只有放錯位置的資源。”母親就這樣在這個陌生的城市裡起早貪黑地用她勤勞的雙手把放錯位的資源挖出來,不過她總計也沒有來過幾次,因為家裡的土地還需要人伺候,不然怎麼能長出高產的莊稼呢?
我之前從來不知道母親具體在南京的哪些地方撿過破爛,小時候印象中只聽她說過新街口和水西門。每天大概兩三點鐘開始拉着架子車,穿行於南京的小巷子,那時候垃圾桶還沒現在這麼規範,把架子車拴在一根樹上,背着蛇皮袋開始撿,差不多當太陽出來後,她就能撿滿一袋子,有破衣服、破鞋,還有飲料瓶子,塑料蓋子,只要廢品收購站願意給錢的物件,她一樣都捨不得丟,哪怕是只能給出一兩分錢一斤的玻璃渣子。
2021年,母親又一次來到了南京,臨時幫我照看一段時間的孩子。這才是第一次聽母親詳細介紹她走過的路。她繞過五台山的山腳,走過盔頭巷和麻家巷,也走過中山路和華僑路,她說那時候艾尚還沒有建起來,南京還沒有這麼多高樓大廈。她已經不知道怎麼樣再走到水西門,但是盔頭巷這個巷子她每天都要走上好幾遍。可是那時候沒有路燈,有時候一睜開眼就要出門,穿過黑乎乎的巷口,她都不敢大聲喘氣,幸好三大娘已經在這裡待了好多年,早已習慣了城市的光明與黑暗。
我都不敢再細問母親,當年她到底怕不怕,到底累不累?我怕又戳穿了她年輕時的窘迫。如果不是為了能像村裡的那些人那樣來這個富裕的城市攫取一些財富,我想母親斷然是不會捨得她心愛的莊稼和我們來南京的。
好在貧窮總是暫時的,也永遠是相對的。母親不再過度在意我們的窮困了,她大概來過南京兩三次拾荒,每一次都會有突然要回家的理由,比如姥姥遭遇車禍,比如父親燒磚塊無暇顧及莊稼,母親舍不下年少的我們,也舍不下她心愛的田地,還有她年邁的母親。
只要用心,在黃土地里刨食也一樣能夠吃飽穿暖。母親的蛇皮袋沒有捨得丟在南京,那些裝在她袋子里的廢品也不知後來去了哪裡,總之,她用廢品換取了一些金錢。這是廢品對勤勞的反饋,更是生活對勤勞的褒獎。
每當我覺得身上背負了太多的壓力時,我就會到盔頭巷轉一轉,我的母親一個字都不認得,她記得這條巷子,記得這條巷子的一堵牆裡面是學校,那裡總是有朗朗的讀書聲。因此,即便家中並不富裕,她也沒有放棄對孩子們教育的投入。母親從泥濘的土路邁出了堅定的步伐,她的蛇皮袋裝下了城市裡最光鮮的財富——教育,讓她的孩子儘可能地接受教育。
盔頭巷,如果不是因為我恰好住得離這裡不遠,母親可能一輩子也不知道這條巷子的名字。如果不是因為她摸黑穿過這條巷子,我的眼前也不可能一片光明。我想這可能是世道給母親的回饋,也是母親送給我的最好的禮物。
今天恰逢孩子幼兒園畢業典禮,我因為工作的原因無法按時參加,當我結束掉手中不得不做的工作後,飛一般的速度趕到幼兒園大門口時,既然是畢業季,那怎麼也得曬一曬畢業照。飛一般的速度趕到幼兒園大門口,聽到老師用甜美的聲音宣布:“第一場畢業典禮到此結束,第二天中午的冷餐,家長不參加。”
我站在門外,像個傻瓜似的,不知道該進還是該退。自從做了別人的父母之後,我們就想要拚命地奔跑着追趕他們,可是我們會越來越老,步子越來越慢,他們只會走得越來越快,離我們越來越遠。就像我如今時常走過母親當年走過的巷子,我卻總是會在這條巷子里感受到來自遠方的溫暖。
也許某一天,在孩子長大以後他們才會發現,那些飛馳的歲月,碾碎了父母年輕時的夢想,但他們對孩子的愛絲毫不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