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康德的視角

人生在世，需要追尋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之所以如此，說到底是因為人生有限、終有一死。

假設人永生不死，可以無限地嘗試各種生活方式，每次都能夠重來，哪裡還需要追求什麼意義和價值？這樣的問題根本就不會產生。

然而，

現實是，人生只此一次，不可重來。

你選擇了一種過完此生的方式，同時也就意味着放棄了除此之外的所有方式，正因為此，你必須考慮如何讓它過得有意義這一問題。

於是，

我們可以說，人需要意義作為“生”的根基，恰恰源於對“死”的恐懼。

與之相應，一個人在多大程度上逃避對“死”的思考，也就意味着他在多大程度上逃避對“生”的思考。

總之，一句話，人生的意義恰恰在於人生的有限性。

人一旦成其為人，有了智慧，就會意識到自己的有限性，也就有了對死亡的恐懼。

但人作為有理性的存在，他並不甘心於此，總想超越有限尋求無限、超越短暫追求永恆、超越必然達到自由……

於是，“終極關懷”的問題隨之產生。

說到底，哲學起源於終極關懷，形而上學的問題也就無法迴避。

人類理性不滿足於自身的有限性，試圖超越這種有限性，追求無限和永恆，以通達至高無上的自由境界和理想，這就是形而上學的任務和使命。

那這個理想實現了嗎？

自古希臘始，哲學家們就為自己樹立了要讓形而上學成為科學的宏大理想。

到了近代，大多啟蒙思想家更是以知識分子精英自居，認為知識、理性是人之為人的標誌，自己承擔著推進知識、提倡科學、教化大眾的使命。

但是，隨着科學的高歌猛進，這個世界成了嚴格按照因果律運行的必然世界，哪裡還有自由的存身之地？人完全按照自然法則生存，自由何在？

另類的偉大啟蒙思想家盧梭寫於1749年的《科學與藝術的復興是否有助於使風俗日趨純樸》一文堪稱振聾發聵。他意識到啟蒙主義有問題——科學的進步帶來的正是道德的衰退。

受盧梭的啟發，康德意識到體現人的地位、價值和尊嚴的不是你擁有多少科學知識，它的衡量標準在於道德是否高尚。

他說：“我過去認為唯有知識能夠造福於人類，所以我以有知識為榮，鄙視那些無知的人們，但是盧梭糾正了我的偏見，教會了我尊重人。”

基於此，康德批判了形而上學。

但他不是不要形而上學，只是認為如果按照傳統的思路——讓形而上學成為科學，只能是死路一條。

因為科學理性的精神與形而上學所追求的自由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把科學理性貫徹到形而上學的領域，一定會使自由失去存身之地。

總之，一句話，科學理性作為一種工具理性，替代不了價值理性的作用。

科學技術的發展一路高歌，並不能解決精神的問題。

針對於此，

康德提出的主要問題是：在一個嚴格受自然法則限制的世界中，人有沒有自由？

如果沒有，那麼人也就不具有不同於其他存在物的價值和尊嚴？

如果有，在哪裡？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康德首先通過發動“哥白尼式的革命”（不是知識必須符合對象，而是對象必須符合認識主體的先天認識形式）解決了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問題。

對象既然要通過我的認識形式才能為我所知，這就意味着處在這個形式背後的東西不能為我所知。也就是說，我們的認識範圍就局限在前者之內，而不能超越它。

康德的這個結論叫做不可知論。

這樣的結論看似消極，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思考問題，康德發現正是因為在我們的認識領域之外存在着一個不受認識形式限制的不可知的領域，無限自由在邏輯上才是可能的。反過來說，如果一切都是可知的，根本就沒有自由。

如此一來，以自由為前提的道德也就有了可能性。

這也就是康德所說的：“我要為理性劃界限，以便為信仰留地盤。”

康德這句話要表達的真實意思是：

科學的領域、認識的領域只能達到必然性，沒有自由可言。我必須限制知識、限制理性認識能力，以便為道德、為形而上學留有餘地。總而言之，為自由留下出路。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