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發的對外教育
自馬禮遜1807年來華後，數以千計的傳教士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從事以傳播基督教為核心目標的活動，同時也從事教育、醫療等服務於當地社會的各項事業。但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來中國之前並沒有接受過專門的培訓，對中國的歷史、文化、社會習俗等缺乏深入了解，更難以掌握在中國工作的基本工具——漢語。很多傳教士只能一邊工作，一邊通過與中國當地人的交流自學漢語。漢語教學專家鮑康寧（Frederick William Baller）在1918年的一篇文章中回憶了當時傳教士學習漢語的情景：“三十或四十年前，學習中文就靠一本《新約》、一位中國教師，還有自然光，這就是新教傳教士的全部裝備。就像‘給你一堆生鐵，然後你要造出一輛機車’一樣，都是邊干邊學。”[1]因為沒有任何基礎，這樣的學習過程異常艱難，進度緩慢，嚴重影響了傳教工作的效率。
1865年，英國傳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在倫敦創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次年率領20多名傳教士抵達杭州開始傳教。1887年，內地會決定在中國創辦兩所語言訓練所（Training School），分別培訓男、女傳教士。培訓男教士的設在安徽當時的首府安慶，由鮑康寧負責，後於1910年遷至鎮江；培訓女教士的設在揚州，由莫拉雷（Miss M. Murray）負責。訓練所的學員僅限於內地會教士，期限通常是6個月，學員結業後前往內地會差會總堂一邊工作一邊學習。
1906年3月，上海傳教士召開聯合會議，來自美國北長老會、倫敦會、內地會等不同差會就“課程教育”進行了深入交流，一致認為應聯合創辦漢語培訓學校。此後，形式各異的漢語短訓班、聯合語言學校、漢語學習小組紛紛應運而生，比較知名的有江西牯嶺語言學校、金陵大學華言科、北京的華北協和華語學校、廣州的協和華語學校、東吳大學的吳語方言學校、華西的協和傳教士語言學校等，由此掀起了在華傳教士自發興辦漢語教育的高潮。
1917-1919年甘博第一次訪華期間，不止一次到過南京，拜訪過金陵大學華言科；1924-1927年甘博第二次訪華，夫婦倆人在華北協和華語學校學習過漢語。因此，甘博為我們留下了這兩所語言學校的珍貴的影像記錄。
1 金科大學華言科 南京1918-1919
1911年夏，莫干山傳教士會議通過了一個決議，認為當時傳教士單個學習中國語言的方法，在時間上毫無疑問是令人痛心的浪費、效率低下，而且很多情況下傳教士的身體和精神都有惡化的情形。因此，會議決定批准成立一個為長江下游傳教士服務的語言學校。會議很快任命了一個委員會，決定在這年冬天舉辦為期一個月的臨時聯合語言學校。學校借用上海青年會的場地，在農曆新年開班。沒想到的是，原計劃只招40名學生，開學那天卻來了100多學生。所幸當時正值辛亥革命爆發，江浙很多人去上海避難，很容易找到足夠的漢語教師。臨時語言學校辦得很成功，共有來自全國9省的170名傳教士參加。大家都覺得有必要建一所永久性的語言學校，金陵大學董事會認為這是一個擴大服務的機會，把這個任務承接了下來。
金陵大學語言學校由傳教士美在中（F. E. Meigs）負責籌建，起初選聘了33位中文教師，其中中國教員是必不可少的，如賈福堂在牯嶺語言學校和上海臨時語言學校都教過中文，教學經驗豐富。美在中本人除負責學校的日常管理外，還擔任了漢字的羅馬音標、中國地理和中國歷史課程的教學工作。金陵大學語言學校於1912年10月15日正式開學，第一屆學員共有45名傳教士，來自江蘇、江西、四川、河南、浙江、安徽、湖南、湖北8省的15個差會。每位學員交給學校50鷹洋作為學費，另外還須付給私人教師每月10元。
金陵大學語言學校正式的英文名稱是“The Department of Missionary Training”，偶爾也用“Nanking Language School”；正式的中文名稱則是“金陵大學華言科”。從其英文校名可以看出，它不僅是漢語學校，更是全方位的傳教培訓學校。1914年，在華工作長達12年之久的美國浸信會傳教士欽嘉樂（C. S. Keen）被金陵大學任命為語言學校的永久校長，在這之後的10年當中，華言科的辦學條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1918年建成了專供單身女學員居住的宿舍樓，學校以創辦人美在中的名字命名為美在中堂。
甘博1918年訪問過南京時，拍下了還在建設中的美在中堂。
建設中的美在中堂 南京1918 164A/922
Nanking Language School
華言科最初只能提供一學年的課程。第一屆學生不分學期，在校學習時間為7個月。1918年後，華言科引入了學分制，學制也延長至5年。第一年要求全日制住宿上課；第二年也是必修課，但學員可以選擇住宿或函授；最後三年都是選修課，以函授方式進行。學員每學完一年的課程，學校都發結業證書；如果修完五年課程，累計得到23個學分，就能獲得文憑。必修課程有《聖經》選讀、漢字書寫與分解、作文、背誦、演講、英語閱讀等；選修課分為5類，即國語文學、國語教材、國語聖經、文理和辭源作文，每類都包括多種課程，如文理類要閱讀的經典，既包括《大學》《論語》《孟子》，也包括中文版的《新約聖經》等。
華言科每天至少安排學員45分鐘與中國老師進行對話練習，練習過程中嚴禁講母語。學校還會邀請社會各界名流來演講，內容涉及漢語學習以及中國政治、社會、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問題，如司徒雷登來校講過“中國禮節”和“中國語音學”。這些演講對新來的傳教士了解中國的風土人情、宗教的歷史與現狀，都大有裨益。南京有一群傳教士，他們講南京腔的國語，在以後的工作中逐漸形成了親密的所謂“南京幫”，以致於他們回到美國後仍以“我們南京人”自稱，可見他們受中國語言文化影響之深[2]。
這張照片是甘博1919年再次訪問南京時拍下的，圖中大樓即為金陵大學華言科所在地華言學堂。值得一提的是，在1937年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中，華言學堂作為南京市的9個臨時難民所之一，曾參與救濟過難民。
金陵大學華言學堂 南京1919 299A/1712
Nanking Language School Building
2 華北協和 語言學校 北京1918-1931
“洎乎海禁大馳，西人來華因之日眾，而僑居京師者尤多，徒以不諳華言，交際殊多滯困，雖欲研習華語，莫知途徑所趨。爰於民國初季，始有華語學校之設”[3]。
這裡所謂的“華語學校”是指“華北協和語言學校”，系基督教新教差會及在華機構聯合創設的一所語言學校，又稱“華北聯合語言學校”、“華北華語學校”。學校籌辦始於1910年，最初由英國倫敦會傳教士瑞思義（W. Hopkyn Rees）博士負責，但不久他奉召回國，籌辦任務轉交給北京基督教青年會。1913年，學校正式成立，地址在北京東城區燈市口大街路南85號。初建時，學校不大，院子里只有一棟樓房，以作教室、自修室和宿舍之用。6年後，美國傳教士裴德士（W. B. Pettus）擔任該校校長，逐漸把一個很小的語言學校擴建成當時較為有影響力的中國研究中心。
華北協和語言學校最初的培訓對象是來華的傳教士，後來擴展到其他任職的外國人，包括傳教機構、公使館和外國商會的職員等，中國學生只佔很小的比例。據統計，1916-1917年，一共有來自9個省份20個不同差會的96名學生；而至1917-1922年的5年間，共有來自21個國家的學生657名，其中474名美國人，129名英國人[4]。
華北協和語言學校的教師大多數是中國籍的，外籍教師只是少部分，師生比例接近1：3。外籍教員一般由久居中國的資深傳教士，或是精通漢語的漢學家擔任，如艾德敷（Dwight W. Edwards）、裴德士（W. B. Pettus）、芳泰瑞（Courtenay H. Fenn）、達卓志（George L. Davis）、恆慕義（Arthur W. Hummel）、博晨光（Lucius C. Porter）、明義士（James M. Menzies）、馬爾智（Benjamin March）、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盈亨利（J. H. Ingram）、芳亨利（Henry C. Fenn）、都禮華（M. Gardner Tewksbury）、甘乃殖（George A. Kennedy）等。他們中的大部分是兼職，朝來夕去，流動性比較大，主要負責跟中國有關的研討課。
1919-1920年中國籍教師有80位，到1922年增長至120名。這些教師是向社會各界公開招聘，經過嚴格測試、篩選和專門培訓之後，才能上崗。語言類課程主要由中國籍老師承擔。據《華語學校旬刊》和The Mandarin考知，1920年代中方教師有王竹銘、章雪樓、李紫瑜、程錫之、王拜言、金際春、王耀庭、金醒吾、關葛民、李仲芳、林雨蒼、王子榮、金慧卿、傅芸子、傅惜華、金紹芝、蕭景班、耿幼山、錢壽如、王實明、葉雲園、曾昆峰、陸海村、張效桓、王芝生、張炳南、王君平、許輯吾（五）、王樹銘、張潤齋、金仲升、吳質春、王嶧生、趙晏川、馬澤川、張文榮、張睿生、王伯川、丁振江、盧煥宸、薩嘯空（曾名薩空了）、孫敬修、馮友蘭、竺鳴子、於瑞卿、周巨之、王華堂、銳悅岑、張松泉、張崇海、奚仲先、鄭子成、劉寶廷等人。
1918年甘博首次訪問華北協和語言學校，恰巧遇見校方正在對中方應聘漢語教師的人員進行國語測試，他趕緊按下快門，為我們留下了這2張寶貴的照片。
協和語言學校的測試之一 北京1918 202A/1129
Language School, Tests
協和語言學校的測試之二 北京1918 202A/1128
Language School, Tests
華北協和語言學校自建立後發展很快，規模越來越大，原來的校舍已不夠用了。1920年，裴德士開始籌劃在北京中心地區籌建新校區。通過洛克菲勒家族的資助以及裴德士在美國為期一年的募捐，購得東四牌樓頭條衚衕怡王府舊宅。新校區是在怡王府舊宅的基礎上改建而成的，1923年動工，1925年10月竣工，當年秋季學期就投入了使用。新校區佔地26畝，共有15幢建築。其中有一幢三層的主教學樓，樓下前邊是行政辦公室，右邊是圖書館，左邊是一個很大的演講廳，後面是一個可以容納500人的大禮堂。二樓和三樓都是一對一的教室，可由一名教師和一名學生進行面對面的單獨教學。兩幢宿舍樓，有百餘套房間，每個套間都是單人間，各種設施齊全。三幢高級小別墅，最初由裴德士、博晨光、恆慕義三家居住。學校配有餐廳，供應中西兩餐。還修有草坪、水泥網球場和佔地十多畝的大操場。學校辦學條件在當時堪稱一流。
甘博1924年第二次訪問中國時，與夫人伊麗莎白進入華北協和語言學校學習中文。學校採用“直觀法”教授漢語，也就是由老師指着身體的某一部位或某一物體，直接說出對應的漢語，學生跟着老師不斷重複念它的發音，直到它內化成自己的認知。然後，每位學生單獨跟一位老師複習單詞以及每天上午普通課所教的成語，且要用非常有限的詞彙與老師進行海闊天空的對話，之後開始練習漢字書寫、字意解析，採用的教材是鮑康寧編寫的《英華合璧》（A Mandarin Primer,1920）。
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也曾就學於這所語言學校。據他回憶：“口語課開始後，我發現這裡的直觀教學法不同於布洛克的方法。這種方法是從北京話或者說國語的四聲音調開始的。四聲音調由羅馬拼音字母和數字表示。我們就像一群小學生那樣大聲朗讀‘mā，má，mǎ，mà’。我們的同班同學中有三位是來自英國公使館的培訓人員。我們的班主任綽號叫‘最親愛的’。他真了不起，僅僅幾個星期，他的直觀教學法就幫助我們取得不小進步。然而，當我們遇到抽象詞語時，麻煩就來了。為了弄清楚何為‘馬’，‘最親愛的’就爬在地上，搖脖子。我們都能說‘mà，mā’，但沒有用，我們不懂是什麼。很顯然，我們需要使用字典。但裴德士博士堅持我們必須按照中國的老方法學習，先學發音，後理會含義。”[5]
巧合的是，1924年甘博拍下了這位“最親愛的”老師——張炳南先生上課時的情景（見照片446A/2569）。張老師在校時間較長，先後擔任過班主任和教務長。他獨特的教學方法給很多外國學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受同學們的歡迎和喜愛。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給海軍部長諾克斯（Fran Knox）發函，要求遠東艦隊將10名華北協和語言學校的中國籍教師護送至美國加州，張炳南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最親愛的老師 北京1924 446A/2569
Dearst
兒童教育家孫敬修先生20年代曾任教於這所學校，他對課堂情形有着生動的記憶：“鈴聲一響，我跟着一隊華語教員，隨着那群洋學生，走進大課堂。校長大人和教員門，面對着學生們坐在講台上。一位主講教員化妝成一個衙役的樣子，頭上戴着紅纓帽，向全體學生講課。教材是個故事，是用漢語加英語合在一起編寫的。這位教師邊講邊說邊唱邊表演。表演的歌詞，也是一半中文，一半英語……上課的時候，每個學生手裡會有一張字條，上邊印着課文，每個漢字上邊兒都注着羅馬拼音。那位主講教員把這個故事連說帶唱、帶表演地講了一遍，又范讀字條上的字句。這樣讀了兩遍，下課鈴響了，第一堂課就算上完了。”[6]由此可見，華北協和語言學校的老師經常將中國古典小說中的故事改編成話劇，通過寓教於樂的表演形式，提高教學效果。
以下兩張照片是華北協和語言學校的老師上中文課時的情景。照片458A/2637是在表演《聊齋志異》中的《趙城虎》，講的是一位老婦的兒子被老虎吃掉了，老婦告到衙門，縣太爺下令捉拿老虎，並判老虎給老婦養老送終。1927年學校教員卜郎特（J. J. Brandt）出版的語文教材《漢文進階》（Introduction Literary Chinese）保留了這篇課文。因為印象深刻，甘博當年在北京的好友，中國寺廟研究歷史學家安·富善女士在105歲高齡時，仍能用中文完整地背誦《趙城虎》這篇課文。
老師和老虎 北京1925 458A/2637
Teachers and Tiger
照片458A/2636是老師們在表演《聊齋志異》中的另一個故事《陸判》。
老師扮演判官 北京1925 458A/2636
Teachers Play Judge
除了課堂上的學習，華北協和語言學校還經常組織學員參加各種體育比賽、攝影俱樂部活動以及有趣的旅行考察，參觀北京及其周邊地區的名勝古迹。北戴河就是一個相對固定的去處。學校在這裡辦有漢語暑期短訓班，甚至建有自己的招待所。
甘博對北戴河也是情有獨鍾，多次來這裡度假，先後拍攝了144張照片。照片398A/2283是甘博1924年拍攝的華北協和語言學校在北戴河蓋的招待所。
協和語言學校招待所 北戴河1924 398A/2283
Language School Hostel
華北協和語言學校的學製為五年，每年分為春季、秋季、冬季三個學期。夏天幾個月里，學生在各避暑地跟隨私人教師學習。1925年夏，語言學校與燕京大學合併，更名為“燕京華文學校”（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成為燕大的一部分，校長仍由裴德士擔任。為了滿足學員的四類需要（首先會說中文，其次能熟讀古文，再者能研究中國文化，最後是能把中國文化介紹給西方），學校對課程進行了調整，除漢語教學外，增設了一些高級課程，講授中國哲學、文學、歷史、藝術、宗教等科目。如在1926年冬季課程表中，有博晨光的“中國思想概覽”“墨子宗教和哲學思想”，卜郎特的“初級和高級文言”，恆慕義的“中國文化史綱”和“中國社會習俗”，徐寶謙的“當代中國學生思想”，馮友蘭的“莊子哲學”，馬爾智的“中國文獻目錄”和“中國藝術”等課程。
1927年北伐戰爭爆發，局勢一時不明朗，語言學校的外籍教師和學生紛紛回國，而此時語言學校與燕京大學在資金管理上出現了異議，在多種因素影響下，語言學校1928年又從燕京大學獨立出來。為募集辦學經費，裴德士再度返美籌款。在他的努力下，加州工商業和文化教育業聯合成立了“加州華文學校基金會”，成為學校最後20年的主要資助者，一直持續到1949年。1930年學校英文名稱改為“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Cooperation with California College in China”，中文名稱仍沿其舊。此後，華北協和語言學校與美國加州大學加強了合作，逐漸成為加州大學派遣師生來華考察、學習、研究中國語言文化的基地。
1931年甘博第三次訪問中國。他再一次故地重遊，來到了華北協和語言學校。這一次，他一口氣為全校教師拍攝了36張照片。
這是華北協和語言學校裴德士校長與外籍教師英格里姆、恆慕義的合影。
裴德士（左）、英格里姆（中）和恆慕義（右） 北京1931 600A/3499
Pettus, Ingrim & Hummel
以下三張照片是筆者選用的華北協和語言學校中方教師的合影。
20世紀30年代中方教師的完整名單暫無線索可考。但北平大使館奧瑞德（Harry S. Aldrich）編輯的《華語須知》（Practical Chinese, including a topical dictionary of 5000 everyday terms, Peiping H. Vetch, 1934）是由美國大使館武官華語教師辦公室商訂的，其中的華語教師大多來自華北協和語言學校，包括金叔廷、金月波、全靜侯、秀毓生、林雨蒼、劉尚賢、田穀香、王伯川、文鑒泉、葉紹廷、武漢章等人[7]，他們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旗人基督徒。
協和語言學校中方教師合影之一 北京1931 603A/3519
Language School Group
從這張照片中可以看到，中方還有少量女性教員。
協和語言學校中方教師合影之二 北京1931 604A/3526
Language School Group
時隔7年之後，甘博再次見到了“最親愛的”張老師，右一即為張炳南先生。
協和語言學校中方教師合影之三 北京1931 602A/3512
Chang Ping-nan, Language School Teachers
以下兩張照片是華北協和語言學校中方教師與外籍學員的合影。
協和語言學校中方教師與外籍學員合影之一 北京1931 600A/3503
Language School Group
照片中的中文老師是陸梅尊（Lu Mei-tsun，音譯）。
協和語言學校中方教師與外籍學員合影之二 北京1931 604A/3529
Language School Group
這是華北協和語言學校外籍學員的合影。
協和語言學校外籍學員合影 北京1931 601A/3506
Language School Group
注釋：
[1]劉家峰．近代來華傳教士的中文學習——以金陵大學華言科為中心[J]．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2008（6）：112-117．
[2]章開沅．“南京幫”的故事——傳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C]//傳播與植根：基督教與中西文化交流論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234-251．
[3]王竹銘．發刊詞：華語學校旬刊緣起[J]．華語學校旬刊，1922，1（1）：3-4．
[4]李孝遷．域外漢學與中國現代史學·華文學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307-308．
[5][美]費正清．費正清自傳[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48-49．
[6]孫敬修．我的故事：孫敬修回憶錄[M]．成都：四川少年兒童出版社，1989：93-94．
[7]李孝遷．域外漢學與中國現代史學·華文學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323．
以上內容摘自《暮雨弦歌：西德尼·D·甘博鏡頭下的民國教育（1917-1932）》
ISBN: 9787307207196
定 價：58元
出版社:武漢大學出版社
內容簡介：本書從美國社會經濟學家、攝影家甘博近6000張黑白照片中擷取了182張與中國民國教育息息相關的照片，結集成冊，配以編著者親自考察舊址和文獻考證之後的文字解說，客觀真實地再現了民國1917-1932年公辦教育、教會教育、學前教育、孤兒教育、女子教育、對外漢語教育、特殊教育、平民教育、勞教教育、大學建築、學生運動等方方面面的生動影像資料，對研究、收藏、學習相關時期教育歷史具有較高出版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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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龍亞莉
作者簡介
李明傑，1971年生，江西豐城人，現為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文獻學與中國圖書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宋代版本學研究》（齊魯書社2006年）、《中國出版史·古代卷》（湖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中國古代圖書著作權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簡明古籍整理教程》（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年）、《暮雨弦歌：西德尼•D•甘博鏡頭下的民國教育（1917-1932）》（武漢大學出版社2019年），發表學術論文70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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