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功績而言，道光在清代諸帝中的名次絕對是排在後列的，但實事求是的說，在自我約束和自我修養方面，歷朝歷代能做到像他那樣的還真不多。終其一生，道光帝都克勤克儉，嚴於律己，在位三十年，從不花一兩冤枉的銀子。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道光帝也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然而，道光帝畢竟是一國之君，對他的評價顯然不能和普通人沿用一個標準。對於一個執掌最高權力的帝王來說，其個人的見識、謀略、才能遠比個人品德和操守要重要得多。而在這方面道光帝正好相反，德有餘而才不足。
史料中關於道光帝的節儉流傳着許多故事，比如他吃飯只是四菜一湯；穿的是打滿補丁的衣服；吃個雞蛋都嫌貴要考慮再三；皇后過生日也只是宰一頭豬，賞賜大臣一人一碗炸醬麵。這副場景，勾勒出一副活脫脫的“吝嗇鬼”的形象。
堂堂的大清皇帝，一天到晚只算小賬，打小算盤，純然是一個沒有出息的小男人，經常只關心一些細枝末節雞毛蒜皮的小事，而對一些事關國家興衰成敗和長遠利益的大事卻目光短淺，更無熟慮，缺乏胸有成竹的應對之策。因此後世對他的評價不高，近代著名作家蔡東藩先生就有一句很精闢的評價，認為道光帝“徒齊其末，未揣其本，省衣減膳之為，治家有餘，治國不足”。
其中“治家有餘，治國不足”是點睛之筆，可以作為道光帝的總結。“治家有餘”這裡就不多說了，這是道光帝的強項，我們要說的是他的“治國不足”。縱觀道光的一生，有兩件事關國家長治久安的大事上明顯應對失措，處置不當，缺少一個政治家應有的高瞻遠矚。這兩件事一為鴉片戰爭，二為選立儲君。
第一次鴉片戰爭是大清帝國的恥辱，也是中華民族的恥辱。其罪魁禍首當然是英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侵略者。面對來自東南海上的鴉片流毒和英軍入侵，道光帝雖然憂心忡忡，寢食不安，也一度嚴厲禁煙，痛下決心抗擊侵略者。但是這時的大清朝堂上，竟然沒有一個人知道英國來自何方，更不知道殖民主義為何物。
身為一國之君，道光帝在鴉片戰爭中既無知人之明，臨危又無應變之策，以至戰守茫然，應對無措，面對英國人的侵略，只能在自恨自愧中頓足嘆息。結果，只有忍辱接受英國的城下之盟，簽訂了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除了割讓香港和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通商口岸外，還有賠款白銀2100萬兩。平時省吃儉用，連個補丁都嫌貴的道光帝，臨了還做了這麼一筆虧本的買賣，可以想象，他有多痛心疾首。
其實，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對於大清來說也未嘗不是好事，這個時候只要道光帝痛定思痛，總結經驗教訓，開放門戶，學習西方國家的先進技術，那麼這個國家就還有希望。可是道光帝偏偏連這個勇氣都沒有，還是以天朝上國自居，不思進取，只是表示出一副愧對列祖列宗，死後無顏供奉太廟的姿態。近代中國就這樣失去了一個寶貴的機會，最終淪為刀俎上的魚肉。
在立儲方面，道光帝也是猶豫不決，在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訴之間拿不定主意。儘管說奕詝佔有嫡長的優勢，但無論是文才還是武功，奕訴顯然更具優勢。何況清代歷朝皇帝立儲，都不以立嫡立長而以立賢為標準。
應該說，道光帝雖然平庸，而且或多或少還有一些迂腐，但應該還沒有迂腐到不識賢愚的地步。從種種跡象來看，他應該是很清楚兩位皇子的才能的，他在心裡更傾向於奕訴。這從後來的遺詔中也能看出端倪，他立奕詝為皇太子的同時，也封奕訴為親王。
史料記載，道光帝最終選定奕詝，是因為他在道光帝特意安排的兩次特使考試中勝出，一次為“南苑校獵”，另一次為“皇宮問對”，關於這兩場考試，想必大多數人都了解，這裡就贅述了。需要提出的是，正是這兩次考試，讓道光帝一度難於取捨的天平自此向奕詝一方傾斜，並由此決定了奕詝與奕訴的命運，也同樣決定了大清的命運。
道光帝死後的謚號為“成”皇帝，這個“成”字筆者不知是何意思，只能粗淺地認為是成功、成就的意思。可從道光的身上，真是沒有發現他有那一點是成功的，清代十二帝中，也只有道光帝的這個謚號是最名不副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