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虎：再一次離開爸爸 | 到此的路程

徐小虎姐弟三人與施特凡·庫特納夫婦的孩子在華盛頓合影，後排左三白衣女孩為徐小虎。作者供圖

1945 年到1949年四年時間裡，我們全家能夠天天住在一個房子里共享歡樂。當時未能預知，那一閃而過的歲月基本上就是大家能夠享受合家歡的最後時日了。1948年秋，上海馬克諦耶女中開學之後，我又開始住校，只有周末在家，如同在歌樂山的那四年一樣，但父親當時有一段時間在上海教書，就住在家裡。在歌樂山的抗日時段，爸爸每個周日晚下山回到重慶市，每周五下午再從城裡回到歌樂山八塊田13號小黑泥屋的徐家度過周末的家庭團圓時光。我這一輩子能跟父母每天都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只有在南京出生後的最初那三年，駐羅馬的四年，還有二戰後在上海的那四年。度過了遠離爸爸、小玉在柏林誕生的那一年以後，大家有幸能在羅馬享受合家歡整整四年。但因為每天三餐大人孩子都在不同餐廳用餐，其實也沒能天天真的和他們輕鬆地相處、擁抱。能夠一起相處一直是一種非常“例外”的高潮，讓我比較慎重地看待見到父母，特別是爸爸的機會。

現在回頭看，儘管能感覺到當時家庭內在的溫暖、愛護、彼此相處的行為，但實在不及我們每個孩子後來在美國自己組建的家庭的那種親切感，的確一點兒都不像。因為我的父母算典型的19世紀歐洲文化背景下的家長，基本生活是和子女們完全分開的，我們從來不像朋友，而比較像校園裡的師生關係，即 “孩子可看到卻不得聽到”——在當時的大人世界裡，孩子不能打擾他們——的那種狀態。

那時，我在最不喜歡的都市生活中成長，過了十二歲生日，仍保持我在歌樂山嵐歌野舞的松樹群和野杜鵑盛開的大自然中的那種無限自由的心態，堅持停駐於獨自隱思的世界裡，聽不到馬路上高跟鞋或汽車喇叭的聲音，不參與同班同學的那些遊戲或聊天。唯一享受的都市消遣就是出門看電影。每周六跟父母要錢買一張票，和端木儀民到附近的杜美小電影院，或者走長一點兒的一段路到更大的大光明電影院去看貴一點的電影，度過遠離現實的下午。我們很多禮拜六就是這樣過的，走到電影院看美國電影。那個時候同學們都回家過周末，但還是有人在關心國家的事情。周五下午大家帶包回家時，幾位深思的學姐們會留在學校某一個教室里開會——很秘密的會議。那是高中學姐們組織的，我聽說也去參加了。她們報告共產黨軍隊快要打進上海市了，拿下上海就會開始建造工廠、醫院、鐵路，全民免費教育從小學至少到高中，還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等。每次我都興奮地拍桌叫：贊！贊！

有個周六，我和端木儀民騎着腳踏車跑到郊外的虹橋地區，考察當地農民的生活，發現有個國民黨士兵正在強迫一位農夫用手和鋤頭在自己的田地上建造一個軍用的碉堡或哨崗，為了抵抗共產黨軍隊。農夫不知道怎麼做，士兵就踢他，用刺刀長槍當棍子來毆打農夫。士兵穿的制服和抗日時期我在重慶時看到的一樣老舊、破破爛爛，綁腿的長帶子都碎成絲條了。我看到就心軟了，那天回家晚上就跟爸爸說：

國民黨的日子快到頭了！可憐的軍隊已經腐爛到底了。他們不是在保護百姓，我親眼看到他們在剝削農民！解放軍打到了上海的時候，我們同學們都會出去為他們打開城門，歡迎解放軍哦！那時大家會建設一個乾淨的、前進的新中國！

後來一次周五秘密會議中有人提到我們要建設的新中國會有非常多工廠，所有人民都參加，為國家生產重要物資，然而，我聽到了一句不順耳的話：

將來的工廠都是男女分開的。大家勤勞地工作，不浪費時間給私下浪漫的戀愛什麼的。——聽到這裡，我可着急了。

不會吧，我們的青春是為男女交流、合作、成對兒的，不是嗎？

沒這回事兒！學姐稍微凶起來打斷了我的插嘴。我們的青春是為了貢獻100%的精力給祖國做生產！她很清楚地宣稱。我完全愣了。

真是這樣的話，我乾脆拎着我那隻大包退出去早一點回家了。關於這個重要的決定，我一句都沒告訴家長，從此以後也沒再去參加那個神聖的秘密會議。那時快到5月了，我不知道，其實那是我住校的最後一個月。我沒料到自己初三還沒念完就會永遠地離開上海了。  

小虎，你只會胡說、批評別人，要錢看電影。你從來沒為他人做過一點兒貢獻。有個周日全家一起吃中飯時，爸爸對我說。

小虎，你這個狠的嘴巴整天只會批評，不會說任何正面的話。媽媽接着對我說，從此以後，你在這桌上，一想說你那些批評的話，就得立刻住口，聽懂了嗎？

從那天起，我開始注意自己的思想，以及他人講的各種主意或想法，發現心裡實在沒有什麼開心的話題。我當時想不出世界上有任何事物值得人類慶祝或者感恩。每天的新聞都包含着仇恨、不公平、可憐、悲慘的事件。除了可能會讓觀眾開心的電影之外，我真的找不着任何可以稱讚或者鼓勵的正面事物。於是我在家吃那頓中餐的時候一句話都沒有說。只聽着大人談小事兒，說著無聊的二手大人話。在上海那個家裡的日子真是一段不快樂的經驗，充滿了大人世界的假面。沒有令人愉悅的創造性，甚至整個都市到處都缺乏真實的氣氛。那幾年我非常想念戰爭中的歌樂山，大自然無與倫比的壯美而野性的生命力讓我每次想到就會私下流淚。

母親下了只允許談論正面話題的命令之後，我參加全家聚餐時，還是想不出任何正面的話題，仍然一句話都沒有說。父母繼續聊下去。聽着他們的談話，我心底體會到他們為當時的局面——不只上海，而是為整個國家的局面，似乎非常憂心，他們提到了美國。小玉妹妹只管吃的好吃不好吃，對大人聊天根本不感興趣。我拉着長臉勉強地吞下幾口，把碗里的米飯吃光，沉默地盯着自己已經放下的兩手，安靜地等着散會。

就這樣，每周末回家，我都保持沉默說不出話，持續了兩個多月。後來我終於開始反省，到底自己的心裡有沒有任何正面的情緒，以及能讓人產生好感的話題呢？沒有。一句好聽的話都說不出來。媽媽這樣的吩咐，就是在教我看到自己是個不讓人家開心的人，只有負面的情緒，只會抱怨和批評。我發現自己已經變成了一個不討人喜歡的人。整天沉浸於自己的念頭中，思慮世界的和平、安寧和秩序。我渴望看到祖國國泰民安，大家在二戰後終於能過上舒服的生活。但外面實際的狀況是相反的。馬路上很多乞丐在伸手要錢，他們沒有野樹可爬，沒有森林可走。那些發出聲音的水泥馬路上到處都是不快樂的人。

回到家裡，我們的卧房早已變成小玉給不擦鼻涕的臟孩子練習識字的課堂。我只能自己彈琴，或者獨自到虹橋騎馬穿越田野，因為爸爸的一個熟人在虹橋養着高級駿馬，讓我周末去學騎馬。這些都是我一個人單獨享受的，沒有和端木儀民分享，因為她愛看小說，一有空就把自己蜷在大沙發里看書。要不然我倆就在他們家的大花園裡散步聊天兒，或者到附近戲院看個電影。這樣一個周末很快就過去了。

有天，他們叫我提包回家離開學校。5月27日，媽媽再一次帶着她的孩子——現在已變成兩個女兒一個小男孩兒，到上海的港口，踏上一艘大型美國運兵船——the uss general gordon。

徐小虎與家人乘坐的美國運兵船the uss general gordon。作者供圖

那天，母子四人站在甲板高處往下看那一大群家人熱烈地搖着他們的手帕，含着熱淚向我們送飛吻、祝福，叮囑保重、小心、一路順風，希望對方健康快樂，同時努力憋住心底無限的憂鬱和傷痛。我終於找到了爸爸，他一個人站在擁擠的人群中間，戴着眼鏡，拄着拐杖，孤獨地向我們揮手告別。我記得三歲的時候也是站在船上，和懷孕的媽媽一起向岸上的爸爸告別。那時我以為永遠不會再見到我深愛的父親。但不到一年，我們在意大利那不勒斯（napoli）海港又不可思議地團圓了。這次我已經十五歲了，我以為我們明年應該會再次團圓。但那是個夢想，實際上我們那個小家庭永遠不能再見了。我心底擁抱着的，比愛我自己生命更愛的小小的爸爸變成了岸上的小點，就這樣消失在那龐大擁擠的人群中。

再見……再會……這樣家人如何能照顧您呢？爸爸……爸爸……

漸漸地，我們的大船離岸越來越遠了。媽媽帶着我們去特等客房。聽說媽媽是剛剛取到我們進入美國的宣誓書（affidavit），來自父母柏林時代的好友施特凡·庫特納和妻子厄娃。已經在華盛頓天主教大學教授教會法規的施特凡發誓保證我們徐家母子四口不會在美國犯法，或因貧窮而討飯，這樣一份保證書就讓我們完全沒有事前準備，毫無資源地進入美國。於是在最後一刻，他們買到了四張從上海去美國的頭等艙票。弟弟小胖子那時已經六歲了。我們不知道頭等艙是個軍用的房間，裡面有好多高高的木頭雙層床，總共睡着21個人！我發了上海小姐脾氣——看到頭等艙外面躺着許多根本沒有買到床位票的難民，怕踩臟他們鋪在地板上的床鋪，我就脫了我的鞋子，生氣地把它們扔到海里去了。

我們什麼寶貴的東西都沒帶走，只帶了一套睡衣，一些白天穿的衣服而已。沒帶書，沒帶玩具，連那些貝多芬的琴譜都沒帶就這樣上了船。每人拎着自己的小包，再次告別了父親，遠離了祖國。 那時的生活是一個時段一個時段過的，一天一天地活着——生存着。因為無法知道後天，只能一剎那一剎那地體驗、嘗試着。

在那艘龐大的涉海輪船上，我每天一早走出雙層床的艙房，跑到軍艦的主甲板上，地板上那些大繩子卷在那裡，能坐在上面發獃。我私下就把那些繩子圈圈當成野山的松樹，沒別人在那兒，我能獨自佔有，盯着大海遠看，着迷於世界的秩序、因果、混亂、無知，聽着海浪一陣一陣的嘆息，回憶起以前天天從樹上傾聽宇宙的呼吸，記憶中的片段一個又一個地浮現——我們的家，從前的家人，爸爸在歌樂山下的重慶工作使我嚮往附近的沙坪壩。

爸爸又一次單獨地在上海留下來了。爸爸當時私下在搜集爺爺以前的藏書——大伯伯在日軍侵佔北京時期為了生存賣掉了很多父親的藏書。爸爸愛惜那些可能還存下了爺爺手題旁註的書籍，決定把爺爺那個原有的圖書館復原，就開始到處打聽、購買北京徐家曾經擁有的藏書。我認為，爸爸一輩子比愛自己生命更愛的就是他的父親。在重慶時他曾透過法庭為父親報仇，但因戰爭延時訴訟期限過了，沒告成功，導致爸爸再次受到了極大的打擊。他沒和別人傾訴過絕望，獨自忍受着，我們也無法分擔他的絕望——除了奶奶以外，家裡沒有其他人認識爺爺。報仇這件事就變成了他的私事。這麼多傷心的經驗，只有他一人在承受。儘管今天的我認為這種行為是多餘的、浪費生命和精力的，但每個人有他自己必須承擔的命和運。我們的生命就是我們的“業”，是我們進入人類狀態所能活出這幾十年間最精彩的選擇，最崇高的愛心，最集中的專心，最愉快的踐行生命：為一切生命萬物平安快樂地遠離無知、負面行為與痛苦；人類最大的任務就是為大家的升華而努力。

在這艘軍艦上，我們似乎待了好長時間，體會了好多不同的經驗。在夏威夷停靠時，我們十幾歲的孩子都下去玩了。我碰到了另一艘美國商船上的一位年輕官員，叫弗蘭克。我們一起在公園裡談了很久。到了晚上大家都回到自己的船上之後，我剛好站在船上的摩斯電碼操作員身邊，因為看到海上另外一艘船好像也在用摩斯電碼溝通，想知道他們在說什麼，就跑過去看着。操作員看到我就示意我走近並問我：

你叫瓊（joan）嗎？

是的。我回答，好奇且興奮。

那邊的美國商船二副弗蘭克，正在詢問你在不在這裡。他想向你問好。

哇！漆黑的海天之間，大人世界裡摩斯電碼嗶嗶嗶嗶嗶閃着長短不一的跨艦訊息，他們竟然還談小小的小虎？不可思議！好難忘的驚喜！

另外一件大事是用兩根手指含在嘴裡吹出極大聲的口哨。當時在那軍艦上的乘客都說在美國，非得學會那種很響的口哨不可，要不然沒人會理你的，叫計程車都得用很響的口哨。所以在船上我練習了很久，把兩隻手的食指和中指都放在舌頭上，拚命往外吹。一開始只能發出濕濕的漏氣聲音。幸虧旅程那麼長，到舊金山的時候我早已掌握了超響亮的哨聲。這下我充滿信心，覺得十五歲的自己為美國生活已經做好了足夠的準備。

到了舊金山，搭了三天的火車，抵達父母最好的朋友施特凡和厄娃·庫特納夫婦在華盛頓的家。施特凡伯伯當時在附近的天主教大學教授教會法，他和厄娃都皈依了天主教，家裡孩子已經有八個了。在意大利跟他們的孩子在一起玩的時候只有兩個男孩兒，調皮好玩兒比我小一歲的魯迪（ludi）以及比我小兩三歲卻特聰明的弟弟安德烈亞斯(我們叫drea的)。現在我碰到了一群新的小朋友，大妹妹蘇珊，二妹妹安吉拉，三妹妹芭芭拉，三弟湯米，四弟邁克爾，還有將要出生的呢。我們一家四口上了餐桌就把他們家整個長桌子佔滿了。每餐是厄娃阿姨在廚房自己烹飪，厄娃首先把每人的食物都分出來，兩個大孩子端到餐廳，由長子魯迪把它們一一地交給坐在桌邊的每個人。這種聚餐只有大人在對話，孩子們都聽着、不說話。餐後兩三個孩子收拾桌子，把餐具都帶回廚房沖洗放回架子上，再把擁擠的小餐廳那到處是椅子腿腳的地板好好地掃乾淨。這才算一天的工作完畢。厄娃阿姨明天回到的廚房又變成一個乾淨的空間。

晚飯後大人還會在客廳聚聚，繼續沒說完的話，這時庫特納的孩子們會過來親吻父母道晚安，上樓睡覺去。我看到庫特納的孩子們大大小小一個一個排隊等着親吻媽媽，自己不知不覺地也排隊去親吻可愛的厄娃阿姨。我小時候在羅馬已經時常親吻厄娃阿姨了，何況現在成了她的“孩子”們之一。後來妹妹小玉和弟弟小胖子也跟着我去排隊親吻厄娃阿姨了。我就這樣繼續了好幾天，媽媽一個人坐在那兒沒一個孩子過去親她，因為從來沒這習慣。後來我發現媽媽看着我們十來個孩子排隊親吻厄娃但沒人來和她道晚安。這會讓她有什麼感覺嗎？我想着想着覺得不妥，終於有天也到媽媽身邊抱抱吻吻。第一次我的內心好反彈喔！好不舒服！我們就是從來沒有這些抱抱親親的習慣。媽媽當時接受了我的擁抱，馬上了解到我的動機，我們就這樣也開始擁抱媽媽了。

庫特納家裡非常像我曾經的家，人人說德文，使得我一開始沒感覺美國有什麼不一樣。但去學校之後才發現美國是非常不同的世界。他們的興趣非常狹窄，與大世界無關，感覺上像個不熟的柿子，味道澀澀的。

徐小虎

責編 邢人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