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村孩子,我整个小学五年都是在村里度过的,上初中的时候,才去了不远的镇上,考高中的时候就得去30公里远的市区了。
母亲说她娘家叔叔的大闺女,就是母亲娘家的堂姐妹,我叫她大姨,在我们那个市里上班,母亲想让我考试的时候住他们家里,母亲辗转要到了大姨家的电话,给大姨说了这个事。
高考的前两天,母亲让哥哥骑车送我进城,长这么大,那次参加高考是我第一次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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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突然下雨了,哥哥说你坐到市里汽车站的车进城吧,到汽车站后下车等他。
哥哥拦了一辆来往农村和市区的公交车,车来了,哥哥匆匆得把我塞了进去,还给我塞了几元钱,我正要张口问他在车站哪里等他,还没来得及说呢,车就开走了。
“买票!到哪?”售票员远远地冲我吆喝着。车上人太多了,我站不稳,一手试图抓着什么东西,来保持身体的稳定,一手死死捏着手里的几元钱。
“你,到哪?”售票员挤到我跟前又问。
“嗯,到到到汽车站。”我有点儿紧张,结结巴巴地说。
“2元!”
我把手里捏着的纸币递给了售票员。
车子晃荡了1个多小时才到汽车站,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到了到了,都下车下车。”售票员像驱赶牲畜一样地驱赶着车上从农村来城里的人。
我随着大家下了车,汽车站好大,我环视着四周,哥哥在哪呢?
雨依然在哗哗地下着。
“往外走,都往外走!”工作人员冲大家大声地吆喝着。
往哪走呢?
大家伙儿都在往外涌,我也只好随着大家涌了出去。
车站的东门口,有很多人站在车站一侧的门口避雨,上面有玻璃挡着。
雨依然在下着,我缩在人群里,眼睛瞅着来来往往的那些人,有点儿眼花的感觉,我没见过这么多人,我眼睛盯着眼前不停晃动的人,尤其骑车的年轻人,特别是骑着金鹿牌旧车子的年轻人。
好久好久过去了,我依然没有看到哥哥的身影,身边的人都陆陆续续坐上了拉客的三轮车,去了该去的地方,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更不知道哥哥在哪里。
“嗨,小姑娘,坐车不?”一个中年模样的男人,蹭了过来,我感觉他在一边看了我好久了。
我小心地看了看他的脸,不像好人,冲他摇了摇头。
“你要去哪?”那人不死心地继续问道。
“我来考试的。”我怯怯诺诺地说。
“奥,考高中的啊……”男人问了一句,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几眼,就走了。
雨停了,但天色越来越晚,我依然没有看到哥哥的身影。
第一次进城的我,没有方向,不知道该往哪走,不知道哥哥在哪里……
无助,恐惧,担忧都涌上了心头,我的眼泪开始在眼里打转转。
突然,那辆金鹿牌旧自行车出现在我的眼前,推车子的少年衣服湿透了,蓬松的头发也贴在了头上,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是哥哥!
“哥!我在这里!”我冲他大喊着。
少年扭过头,看到了我。
“你跑哪去了?我都快找你100圈了,把你丢了,咱娘回去得打死我。”哥哥有点儿生气地说。
看到他的那一刻,眼泪委屈吧啦地下来了。
“我不知道该去哪,一直在这里等你。”我哭着说。
“走,快去大姨家,要不天都黑了。”
我坐在哥哥的自行车后座上,在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的时候,在哥哥的各种问路后,终于找到了大姨家的门牌号。
敲门后,大姨开了门。
大姨说:“这俩傻孩子,你们咋才过来呢?我都等急了,快进来。”
哥哥把手里提着的包递给了大姨,说:“大姨,俺娘让我给您捎点大蒜,新挖的。”
我看了看哥哥手里的提包,黑色的,有点儿破旧,此刻经过了雨水的冲洗,更脏了点,哥哥不好意思地把它递给了大姨。
大姨看了看那个黑色的提包,犹豫了一下,接了过来。
我看到提包在往下滴水,混着泥土的泥水。
大姨提着提包,把它放进了厨房的地上,泥水嘀嗒了一路。
“快进来快进来。”大姨对我和哥哥说。
“你进去吧。”哥哥从身后把我拉过来说。
“你呢?”我问
“我回家。”哥哥说。
“天黑了……”我说,
那一刻我舍不得哥哥走。
最终哥哥给大姨打了个招呼,还是连夜赶回家了。后来娘责备了哥哥,说他咋敢把我一个人放在车上,说我第一次进城,啥也不知道。
哥哥走后,我就一个人留在了大姨家里。晚饭时间,四个表哥和一个表妹都回来了,大姨家孩子多,无论吃还是住都很紧张的,但大姨还是接纳了我。
我住进了三哥的屋,三哥临时住进了储藏室,临时摆了一个折叠床。
“这是啥东西?这么脏?”三哥提溜着哥哥拿来的那个包问大姨。
“你那个姨捎来的大蒜,才挖出来的,这样的好吃。”我趴在三哥的桌子上临阵磨枪,耳朵里听到了大姨和三哥的说话声。
“咋这么多泥?扔了吧。”三哥嫌弃地说。
“扔啥扔,好不容易大老远提来的,新蒜,洗洗,把包扔了吧。”大姨说。
然后我听到了三哥开门出去的声音,还有扑通一声扔东西的声音。
大姨家的后面有一堵墙,墙的后面是荒地,荒地里有居民零散种的稀稀拉拉的蔬菜,还有各种各样的垃圾。
那一刻,我的脸有点儿发红,那个包,母亲每次赶集都要提着它呢。
第二天,姨夫骑车带我去看了考场,大姨家距离考场挺远,几乎跨了一座城。
那天天气很热,我坐在姨父的车后座上,到考点的时候,姨父的后背都湿透了,但不懂事的我连句谢谢都不会说。
考试的第一天,大姨早早地起来为我做好了早饭。姨父骑车垮了一座城送我去参加了第一场考试,进考场大门的时候,姨父摘下来手腕上的手表,递给我说:“考试没有手表,你咋看时间?带上吧。”
我接过来,顺手戴在了右手上。
“戴左手,右手不方便写字。”姨父纠正我说。
我又一次脸红了,不好意思地把手表从右手挪到左手。
后面的两天考试,换四哥送我了。
从西城到东城,从东城到西城,我依然是坐在四哥的自行车后座上。
印象中,那年的四哥是个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我对他是仰视和敬佩的。
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那个年代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是不说话的,我对四哥也是一样,炎热的夏天,他每天送我接我,我每次只是默默地坐在他自行车后座上,竟然没有给他说过一句话,哪怕是一句谢谢。
每天送我到考场后,他就走了,考试结束后,他早早地等在校门外。
考试结束后,我依然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回了大姨家,后来的很多年,我一直为当初的自己懊恼,自始至终,我没有给他说过一句谢谢,一个小时的路程我都像个木头一样的,没有给他说过一句话,哪怕是一句“哥你热不?哥你累不?哥你辛苦了。”
我只是拘谨地坐在四哥自行车的后座上,手也不敢扯四哥的衣服,更不要说搂着腰之类的了,但凡我有那么一丢丢的友好或者说不太木头,但凡我有懂事一点,四哥也不会在最后那天下午不愿意送我了。
三天的考试,一天骑行四个多小时,来回四趟。
后来每次想起那个从农村第一次进城考试的我,就为自己那木头般的举止懊恼,同时也为自己疏于礼貌的言行而懊悔不已,其实我当时心里什么都知道,就是因为第一次进城的自卑让我变得沉默寡言而疏于表达。
考试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就搭乘汽车回了村里。
那天,大姨又一次要求四哥骑车把我送我到车站,那一次,路上四哥主动和我说了话,并在国道边上帮我拦了回村的骑车。
一直等我上车了,四哥才恋恋不舍的离开。
那次中考很顺利,我考的很不错,顺利被市里的一所高中录取了。
那年的四哥也被大姨系统里的一所邮电类大学录取了,一直到20年后的一天,才在姥爷的三周年的祭奠仪式上碰到他。
后来,在市里读高中的那几年,每次返校,母亲总是特意让我捎点儿农村的土特产带给大姨,母亲说:“人得知道感恩,尽其所能的感谢帮助过我们的人。”
不同的是,母亲把那些蒜啊,毛豆啊,玉米棒之类的东西,总是整理的干干净净的,再用一个干干净净的袋子装好了让我带去。
后来,母亲再来城里,哪怕是我的家,或者其他人的家,都会把她要送给别人的特产整理的干干净净,即使是晒干了的大蒜,也会把那些多余的外皮去掉,整理的干干净净的,装在洗干净的袋子里。她自己种的那些大白菜,也会把外面的叶子剥掉,只到没有一点儿脏叶子。
每次看着母亲这样,我心里用隐隐得心疼母亲。
母亲说:都是好东西,不能让外表蒙蔽了她得价值,人出门也一样,把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的,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我觉得母亲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