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马克斯·韦伯诞辰160周年。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特别策划“以韦伯为志业”纪念专题，邀请国内外研究韦伯的专业学者撰文，发掘韦伯对于现代社会之意义。本文是沃尔夫冈·施鲁赫特教授应姜宏博士为本专题的特约撰稿，授权姜宏博士翻译发表。
在2014年马克斯·韦伯诞辰150周年和2020年逝世100周年时，我们举行了广泛的纪念活动。2024年，韦伯诞辰160周年虽然没有引起同等规模的关注，但中国媒体对这一日子的纪念活动无疑表明，这位杰出学者的著作仍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一直伴随着争议。这些争议在马克斯·韦伯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存在，时至今日，其“爆炸性”丝毫未减。
与卡尔·马克思不同，这些争议在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直接的政治动机。固然可以说，韦伯是有政治企图的，但严格来说，韦伯的政治关注只在德国国内和德国周围。无论是作为政治家的马克斯·韦伯，还是作为政治理论家的马克斯·韦伯，本身都不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为他带来人们关注的是他对文明的比较和发展分析——尽管他更喜欢“kulturkreis”（文化领域）这一术语——这首先体现在他的两部未完成的主要著作中：《经济与社会》和《宗教社会学论文集》。
韦伯对文明的分析——这里的“文明”正是与韦伯同时代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和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所指的那种意义——已经超出了韦伯同时代人的认知和思考范畴。时至今日，依然如此。韦伯的这些研究沿着两条轴线展开：西方与亚洲之间的文化和制度比较，以及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之间的历史比较。
韦伯研究旨趣的核心集中在西方的特殊性和发展历史上。他的问题意识总是围绕于此：为什么这样或那样的事情首先发生在这里——尽管其他地方的条件更为优越，而且与其他文明相比，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落后的、后来者。韦伯采取的是启发式的欧洲中心论立场。这一立场引发了围绕韦伯作品的国际性争论。他的启发式欧洲中心论（heuristic eurocentrism）一再被误解为规范性欧洲中心论（normative eurocentrism）。必须看到，他关注的始终不是缺陷，而是差异。
本文作者沃尔夫冈·施鲁赫特教授（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今天，韦伯是一位在世界范围内都广受尊敬的学者，围绕着他的讨论充满分歧和争论。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路才到达这个位置。韦伯最初是一名律师，立志在大学之外从事民事性职业。最终，他以一篇《中世纪商业组织史》的博士毕业论文和一篇《罗马农业史及其对公法和私法的意义》的教授资格论文获得了柏林大学的教授资格，这两篇论文证明了他是商法和罗马法方面的专家。诚然，这两部作品的重点都不是法学理论，而是法律史。博士毕业论文受到了商法专家莱文·戈德施密特（levin goldschmidt）的影响，而教授资格论文则受到了农业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奥古斯特·迈岑（august meitzen）的影响。概括地说：在这两部作品中，韦伯都关注西方世界在中世纪和古代的法律制度对经济的影响。这就已经显示出他对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的兴趣。
然而，尽管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在韦伯的思考中长期扮演着中心角色，但他并没有固守在这些主题上。在通过教授资格考试后不久，他将目光转向了现代农业资本主义。这开始于普鲁士的社会政策协会委托给他的一次社会调查——社会政策协会由一些教授、公务员和实业家组成，目标在于对德意志帝国的社会政策进行科学性的分析与辩护。通过对实业家们的调查，韦伯分析了普鲁士的易北河东部省份农业工人状况。韦伯的调查报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份对现代农业资本主义的分析比他的教授资格论文受到了更多关注，并使韦伯同时在学术界和政界声名鹊起。
因此，韦伯在柏林大学法学院短暂任教后，年仅29岁就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今天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不久之后，他又接替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被任命为海德堡大学的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从此，韦伯便被视为经济学家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是这一身份。另一方面，另一门学科越来越占据中心位置：社会学。
1894年，韦伯可以说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了他经济学的教学生涯。他从早到晚地工作，必须按着该科目的常规教学计划来：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金融学，外加专门讲座，如银行和经济学史。他曾自嘲说道，在弗莱堡任教之初，他总是比学生提早一周掌握相应知识。韦伯也开始大量出版作品，主要涉及农业资本主义和股票市场，而且总是从比较的角度进行研究。《马克斯·韦伯全集》列出了1894年至1899年期间有关农业劳动力问题和股票市场的五卷讲义和六卷著作。韦伯承担着巨大的工作量，到1898年夏季学期，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已到了极限。他得了重病，不得不请假，再也无法履行他的教学职责。虽然一段时间后稍有恢复，但还是在1903年放弃了海德堡的教授职位，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再能承受定期授课的压力。
1899年至1903年这段时间，韦伯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被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我们知道，他曾住院治疗，然后外出旅行，特别是在意大利，并在罗马逗留了较长时间。我们还知道，在此期间他曾萌生过自杀的念头。他最终能够度过这场生存危机，应该说主要归功于他的妻子玛丽安妮。最重要的是，她引导他度过了这段艰难的时光，但就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韦伯的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无论如何，这是一次深刻的“崩溃”——玛丽安妮在她自己撰写的关于她丈夫的传记中用这个词来描述这一过程。这本传记至今仍值得一读。（玛丽安妮·韦伯，2010年，《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姚中秋译，商务印书馆。——译者注）
1903年，韦伯夫妇从罗马回到海德堡后，韦伯以独立学者的身份又开始了写作。他继续探讨“崩溃”前的老话题，但也增加了新内容。这里可以特别提到两个新的重点：关于文化研究方法的作品，和他的第一部宗教社会学作品。
韦伯在1900年之前就已经触及方法论问题，他的理论经济学课程笔记就说明了这一点。但1902年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年，韦伯在弗莱堡的哲学家同事和朋友海因里希·里克特（heinrich rickert）终于完成了他于1896年开始的关于科学概念化局限性的重要研究。韦伯在阅读后立即给予了高度评价，从此将其作为自己进行学科间对话和开展内容创作的出发点。里克特不仅指出了自然科学作为一般化概念的局限性，还将其与个人化概念进行了对比，并以价值实现理论的形式将其与文化理论联系起来。实在性和有效性以一种原始的二元性质相互对立，而人类活动则以制造文化产品的方式将二者结合起来。里克特深信，与自然科学的概念形成不同，文化研究的概念形成必定是个人化的，也必须以此为基础。文化研究的任务是通过理论价值关系，从行动者已经预先构成的材料中形成历史性的个体，即概念上不可分割的单元，然后对其历史发展进行价值中立的分析。里克特认为，自然研究与（历史）文化研究之间不仅存在逻辑上的差异，而且还存在本体论上的差异。里克特还谈到了“实在科学”（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en），韦伯最初也用这个词来指社会科学（sozialwissenschaften）。当然，在历史文化研究之外是否还存在系统性的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存在争议。
韦伯在两篇方法论文章中特别提到了里克特：《罗雪尔的“历史主义方法”》和《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在后一篇文章中，韦伯发展了自己的理想类型理论，但除了这一点外，他基本上遵循了里克特的教导，对此他在一封信中亲自承认。他与维尔纳·桑巴特、埃德加·雅菲共同编辑《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于1904年和1905年发表了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系列论文，这个著名的作品在方法论上也受到了里克特的影响。顺便提一下，该书的基本思想也可以追溯到“崩溃”之前。虽然前人的影响有迹可循，这篇如今举世闻名的研究，不仅是关于禁欲新教对西方发展的文化意义，韦伯进一步提出了他自己的方法论主张。在这一历史研究中，他想说明思想如何在历史上产生影响，即思想作为柔化剂——这是后来的术语——决定着人们在追求物质和精神利益的过程中以及在制度组合框架内的行动轨迹。这是一种片面的“精神性”分析，是有意为之，也本应由“物质性”分析加以补充，但却从未实现。
在恢复工作能力后的最初几年，韦伯首先将自己视为一名批判者，准备无情地打击他所认为的社会科学中错误的方法论和研究内容。这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各种侵蚀，也适用于那些使用整体性概念却忽视了这些概念的构成条件的文化研究。1904年至1913年期间出版的许多作品都涉及社会科学中的这种不良趋势，这些作品还直接或间接地致力于发展理解社会学。1913年发表的《论理解社会学的若干范畴》一文是这方面的首次综合。这篇文章也构成了以《经济与社会》为标题的第一批文本的方法论和概念基础。
鉴于韦伯在“崩溃”之后退居私人领域并将自己定义为旁观者中的批评家，他重新投入为学术机构服务的热情属实令人惊讶。这主要发生在1909年，当时韦伯同意在德国社会学协会的成立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并为出版商j. c. b. mohr（保罗·西贝克）的《政治经济学手册》提出一个新方案。在此背景下，他还希望在撰写《经济与社会》的同时，撰写一系列其他文章。德国社会学协会成立后不久，他就离开了协会。《经济与社会》则不同，这将成为他毕生的事业。他将新教研究扩展为对世界诸宗教经济伦理的比较分析，并在余生都一直致力于这一题目。在进行这项工作的中途，他去世了。
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德意志帝国崩溃了，韦伯在1919年再次正式进入一所大学工作，这次是在慕尼黑，促成这次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出于私人方面。这一次，他如何为自己的教席命名就很有意思了。他将自己的教席命名为“社会科学、经济史和经济学（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 wirtschaftsgeschichte und nationalökonomie）”，而不再是在弗莱堡和海德堡时的“经济学和金融学”。对韦伯来说，社会学的重要性排在第一位，而经济学则排在最后。事实上，韦伯一直更多地将自己视为社会学家，尽管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学家。
韦伯并不是在其学术生涯的一开始就是一名社会学家的，他是在学术生涯中不断成长为社会学家的。然而，历史观念在他的作品中始终存在。韦伯在法律史、经济史以及社会史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有趣的是，他在《社会学基本概念》（这篇文章取代了他1913年的《论理解社会学的若干范畴》）中没有给社会一词下过任何定义。他确实谈到了社群化和社会化，包括多种多样的共同体和社会，但不是在统一的大型秩序共同体意义上，充其量只是在人们的行动发生在其内部或外部的秩序安排的意义上。社团，作为统治和行政组织的角色，作为社会机构和协会的角色，作为国家和政党的角色，作为教会和教派的角色——这些是韦伯构建基本概念的例子，用来描述社会生活。他总是从比较和历史的角度，借助多层次的方法，在精神和形式的选择亲和性的框架内进行描述。
韦伯对禁欲主义新教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功，从后世文献引用的角度看尤其如此。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毫无结果的争论，特别是与历史学家菲利克斯·拉赫法尔（felix rachfahl）的争论。韦伯没有按照最初的打算继续他的文化研究，而是在海德堡同事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的支持下撰写了反驳文章，这无助于他的事业，显然也使他难以继续从事文化研究。因此，可以理解，1910年他决定结束这些没有结果的争论，就不再继续原来的研究，而是尝试将其纳入普遍性的历史背景中。这一决定最终促成了出版四卷本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计划。这些论文将包括儒家和道家、印度教和佛教、古代犹太教和犹太法典、早期基督教、东方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西方基督教。不过，在这套书的开头，修订后的新教研究将作为一个重要参考，始终保持活力。1904-1905年，他正是从对新教的研究中找到了现代西方发展特殊性的钥匙。有了对其他宗教的研究，新的内容在许多方面对这一主题进行了补充。
韦伯自己只完成了这四卷中的两卷，而且只完成了第二卷的一部分。他在完成自己的第二个重大项目——“社会学”——上就更不成功了。他在1910年以《经济与社会》为题开始了这一项目，当时他还没有打算发展一种理解社会学。但到1914年，他已经更改了标题和处理方式。随后，他将当时尚未完成的手稿放进了抽屉，可能直到1919年才再次拿出来。现在，正如他所说，他想彻底改造这本厚厚的旧手稿，他可能还为此计划了八个章节，但只写到了第四章的开头。1920年6月，他患上了肺炎，于6月14日在慕尼黑去世。
天不假年，马克斯·韦伯的两部主要作品都未完成。要分析这两部作品的来龙去脉和本身的系统性结构并非易事。尽管如此，韦伯的作品蕴含着巨大的思想财富，其思想的激励力量意义非凡。我们纪念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之一，绝非偶然。我们要说，韦伯的160岁生日是一个充满意义的纪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