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沮丧的两个结论

1972年,哈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詹克斯,出版了《不平等:重新评估美国家庭和学校的影响》。该书的结论是:

“我们不能将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人的抽象推理能力的遗传差异,因为在测试结果相同的人群中,经济不平等的现象与总体人群的不平等程度是一致的。

我们不能将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家长将不利条件遗传给了孩子,因为即使家长的经济地位相同,孩子的经济地位也存在很大程度的不平等,与总体人群的不平等程度一致。

我们不能将经济不平等归咎于学校差异,因为学校差异对学生的可测量素质影响不大。

……

经济成功似乎取决于运气和工作能力,与家庭背景、学校教育或标准化测试的成绩关联性一般。

工作能力的含义也随工作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但多数情况下,与技术和技能相比,个性对工作能力的影响更大。

因此,很难想象有哪种策略可以使工作能力平均化,更不用说使运气平均化了。”

詹克斯的发现如此令人沮丧,以至于震惊和激怒了大西洋两岸。

更让人沮丧的是,哈佛大学的另一项研究发现:智商的遗传概率大约是25%到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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