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紧迫议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2025年更新显示，全球已评估的16.9万种物种中，4.71万种（28%）面临灭绝威胁，包括41%的两栖动物、37%的鲨鱼和鳐鱼、44%的造礁珊瑚。
2024年1月，生态环境部等17部门联合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这一国家层面的纲领性文件划定了319万平方公里的生态保护红线，覆盖30%以上的陆域国土和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行动计划》为中国实践“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出的“2030目标”（到2030年保护全球30%的陆地和海洋区域）明确了关键路径，亦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随着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国家战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意识到自身经营活动与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关联。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WWF）2024年《地球生命力报告》，全球82%的陆地生态系统退化与企业供应链的农业扩张、采矿、基础设施建设直接相关，其中制造业（如电子、化工）和资源依赖型行业（如能源、农业）导致了76%的栖息地破坏。具体而言，农业企业的规模化种植可能引发栖息地碎片化，制造业的资源开采会导致森林砍伐和湿地退化，传统能源企业的碳排放则加剧气候变化……
然而，企业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并非易事。一方面，该议题横跨生态学、遗传学、环境科学等多个专业领域；另一方面，不同行业对自然的依赖程度、造成的生态影响差异巨大。面对议题的复杂性，中国企业如何踏出第一步？
工作规划应避免“全面开花”
学科交叉性与行业差异性的存在，常常让企业在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时陷入“无从下手”的困境。
多数企业对生态环境专业知识储备不足，加上市场上专业服务机构稀缺，难以系统识别经营活动中的生态风险——原材料采购是否涉及栖息地破坏、生产排放是否污染水体、产品使用是否影响生态链等。这些本应作为保护工作核心基础的风险识别环节，因专业能力缺失而成为“盲区”，导致保护工作缺乏扎实根基。
另一种情况是，部分企业受限于对生物多样性的片面认知，在与自身业务无关的动物保护项目或植树造林活动中盲目投入资源，却忽视供应链中的生态风险管控。这种脱离业务实际的保护模式，既造成资源错配，也难以产生实质生态效益。
生物多样性保护并非简单的资源投入，而是需要精准定位关键问题：明确生态脆弱区域、量化项目环境影响、评估投入产出效益等。不同行业更需差异化施策——资源依赖型行业需从源头控制生态破坏，制造业应强化供应链生态管理，服务业则可探索生态教育与经营活动的融合路径。
鉴于短期内全面提升专业能力存在难度，企业制定保护工作规划时，需摒弃“全面开花”的思路，践行“有的放矢”原则：先厘清行业核心生态问题及关联学科知识，再结合实际制定规划，将资源聚焦于关键领域。
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作为系统性指导文件，犹如“导航图”，能帮助企业精准定位保护重点方向，推动保护工作从盲目投入转向科学施策。
《行动计划》可为工作规划提供“导航”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是中国落实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纲领性文件。《行动计划》基于中国生物多样性现状与挑战，构建了“战略引领—优先行动—保障实施”的全链条治理框架。
《行动计划》包括“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威胁”“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与惠益分享”“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现代化”四大优先领域，各优先领域下又包括共计27个优先行动。这些优先行动紧密对接“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要求，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系统性行动蓝图。
表：《行动计划》中的优先领域及优先行动
《行动计划》将企业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参与者，明确提出企业宜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主动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责任，并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行动计划》就像企业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导航”，为工作规划提供清晰指引。它明确要求企业评估经营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将相关信息纳入环境信息披露和ESG报告，引导企业采用可持续生产模式，推动产业链协同治理。
企业可聚焦《行动计划》中的各项优先行动，从政策合规、供应链管理、生产模式优化等方面制定方案，还能借助政府搭建的合作平台、金融支持等机制，降低保护成本，在满足国家战略要求的同时，提升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
如何更好地聚焦《行动计划》
具体而言，企业可从经营合规性、特定行业专长、业务关联性三个维度更有效地利用《行动计划》中的“优先行动”和“优先项目”来指导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规划的制定。
经营合规性。企业可参考《行动计划》中提及的科学方法，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开展打基础，同时将合规要求嵌入经营全流程。
能源与采掘业企业可参照“企业生物多样性影响指数构建”项目（优先行动5），如在煤矿开采前通过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估（BIA）识别塌陷区生态脆弱带，并依据该框架调整井工矿选址，减少对草原栖息地的破坏。
电子行业企业可落实“企业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示范”项目（优先行动5），如将稀土采购环节的生态风险纳入ESG报告，并通过该机制筛选矿区，降低供应链端生态破坏风险。
金融机构则可对接“多元化投融资机制”（优先行动26），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绿色债券评估，如发行生物多样性主题债券，引导资金流向红树林修复项目。
表：企业与生物多样性（优先行动5）优先项目
特定行业专长。《行动计划》中涉及针对具体行业的优先行动指引，特定行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发挥其专业优势。
农业企业可聚焦“农林牧渔可持续管理”（优先行动16），采用“土壤健康评价与提升”项目，如通过轮作休耕技术提升草原土壤生物多样性，使饲料成本下降。
基建行业企业可运用“生态廊道建设”技术（优先行动8），如在路桥建设中设置动物迁徙通道。
旅游业企业可开发“城市生物多样性体验路线”（优先行动18），如依托生物多样性宣传教育行动，将观鸟旅游收入反哺栖息地保护。
业务关联性。企业可锚定与业务高度相关的优先行动，精准对接业务需求的同时，实现保护效能最大化。
制药企业可参与“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示范”（优先行动19），如建立民族药用植物基因库，按《行动计划》要求与当地社区共享开发收益。
新能源企业可对接“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优先行动14），在光伏电站建设中同步实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如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修复热带雨林，获取生物多样性基金补贴。
供应链企业可借助“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框架（优先领域一），参与“工商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推动棕榈油、木材等原料的可持续认证体系建设。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答题，更是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关键一环。中国企业以《行动计划》为指引，从合规筑基到专业赋能，从业务融合到价值转化，每一步实践都在将“昆蒙框架”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当更多企业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发展基因，不仅能破解生态危机，更将开辟绿色转型新路径，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贡献中国企业的解决方案。
南方周末研究员 邹力
责编 孙孝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