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亚当·弗兰克（Adam Frank） 美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作家，哈勃研究员，曾获得由美国天文学会颁发的卡尔·萨根奖章
马塞洛·格雷斯（Marcelo Gleiser） 达特茅斯学院理论物理学家，自然哲学、物理学和天文学教授，邓普顿奖获得者
埃文·汤普森（Evan Thompson）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
从 17 世纪末到 19 世纪中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思想家发展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基本思想，如生产、需求、市场、投资、风险和利润。与此同时，工业的物质生产能力呈指数级增长，通过欧洲的殖民活动推动了整个欧洲大陆和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变化。为了应对这些变化所带来的严重混乱和割裂，有人提出了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社会主义。最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政治经济学愿景将主导世界的组织结构。它们是资源和能源密集型工业主义的思想基石，这种工业主义在改变人类文化并最终改变地球的动力系统方面始终是不屈不挠的。
《何为科学：科学是什么，科学不是什么》
[美] 亚当·弗兰克 马塞洛·格雷斯 [加] 埃文·汤普森 著
周程 廖新媛 杨军洁 万舒婵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4月
资本主义（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的崛起与科学的发展相互重叠，这一现象并非偶然。科学及其衍生的技术所提供的知识，直接推动新的工业社会在生产能力方面呈现出惊人的增长。例如，牛顿物理学帮助工程师建造维持工厂运转的机器，而化学的进步诞生了新一代的染料、发酵罐和肥料。尽管科学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显然在时间上是重叠的，但科学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否有共同的原因，我们对此仍然不是十分清楚。科学史领域的学者以及研究资本主义史的学者往往倾向于将这两者视为相关但相互独立的事件。例如，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就认为科学和资本主义有着密切关联，科学有助于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根据历史学家卢卡斯·里佩尔、林郁沁和威廉·德林格的说法，罗斯托“认为现代科学和现代科学态度的逐渐演化，是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与羸弱的前身经济体和替代经济体区分开来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在这些经典的历史讨论中，科学仍然存在于一个独立的空间中，是一种不为追求利益而堕落的纯粹知识的探索。如果某些科学思想被证明能给工业企业带来收益，这也会被人们视为科学带来的衍生后果，与科学家真正关心的问题无关。罗伯特·默顿对科学共同体的著名论述尤其体现了这一点，他对科学共同体的描述是“其规范结构有效地将其成员与市场的需求区隔开来”。
这种科学与政治经济学领域相分离的观点已经被新一代学者所抛弃。最近，科学和工业政治经济学相互纠缠的历史，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成为一个热点研究主题。一些女性主义学者，特别是唐娜·哈拉维、桑德拉·哈丁和伊芙琳·凯勒，还有一些从事科学技术论（STS）研究的学者对这一主题的关注提供了后续研究的基础。这些学者试图理解，在当代科学兴起以及工业文化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观念（知识）和物质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奥西里斯》（Osiris）杂志曾出版过一卷主题为“科学与资本主义：相互纠缠的历史”的论文集，编者里佩尔、德林格和林郁沁写道：“我们认为，思考、计算、规划、预测、组织和理论化不仅应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占据核心位置，而且这些看似抽象且无实体的活动可以并且应该作为真正的实践形式被加以研究，因为它们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意想不到的偏远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地球进入人类世的事实似乎证明了这种说法的正确性。
从这个新角度来看，17世纪和18世纪兴起的资本主义可以被视为一个认知系统，与科学中被构建和赋予价值的体系密不可分。正如历史学家哈罗德·库克所说，“我们可以说，经济和科学就像身体和心灵一样相伴而行”。在谈到欧洲的科学革命时，库克直言不讳地说：“在商人掌握权力的地方，他们也掌握着他们最看重的可测量的物质知识。”
因此，我们首先就要理解科学和工业政治经济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鉴于科学与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紧密联系，我们应该认识到，科学的盲点及其对自然、物质、生命和经验价值的有限视角，会与资本主义的思维、计算、规划和价值体系密切交织在一起。此外，我们认为，工业社会政治经济学中这些紧密交织的盲点，深刻地揭示了我们人类社会为什么无法理解人类世的起源，为什么无法理解人类世所带来的生存危机、全球南方和北方国家之间的分歧以及殖民者与土著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我们承认，科学与工业化背后的价值体系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揭示需要用到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术工具，并且需要花费一整本书的篇幅来进行阐述。我们在这里只提出几点自己的主张。为了了解科学盲点是如何与工业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根基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将回到盲点的观念特征清单，理解这些特征是如何在工业世界观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中体现出来的。
我们从数学实体的物化开始。尽管在当下，完全数学化的经济学理论是政治决策的标准工具，但直到牛顿之后，计算在经济和政治政策中的应用才逐渐成为欧洲国家内部辩论的核心。威廉·德林格在《计算价值：金融、政治与量化时代》一书中写道：“在英语世界，特别是在政治的背景之下，数字的计算作为一种思考和认知的方式受到了特别关照，这一观念大约在 18 世纪初首次在英国扎根。在此之前，数字思维在政治事务中占据着相当边缘的地位。”正是在这一时期，一种关于政治理性的新理念出现了。以数字形式表达的辩论进入了政治意识，最终形成了一种数学框架。然而，在此之前，理性与数学之间的联系主要是受到了哲学家的关注，而在数学应用于自然现象的背景下，这一联系也受到了自然哲学家的关注。德林格写道：“在 17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量化的思维在政治实践或公共文化中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突出的地位。”
但是，随着科学的成功，关于经济决策的政治争论开始用计算的量化语言来表达。国会议员、政治评论家威廉·普尔特尼在1727年写道：“事实和数字是最牢不可破的证据。”在普尔特尼做出如此评论的几年前，经济学作家，同时也被人们指控为海盗的约翰·克鲁克山更明确地指出了这一联系，他写道：“真理和数字总是相同的。”到18世纪中叶，定量推理被赋予了新的权威。根据德林格的说法，这“标志着英国人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集体公民认识论层面的大转变”。这一时期定量推理的兴起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会计核算的问题，而且是政治经济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数学化的开端。什么是已知的，以及我们如何得知，取决于将知识转化为数学术语的能力，直到数学逐渐具备了独立的本体论意义。
因此，政治经济学的量化数学观与这一时期取得了胜利的自然科学的定量数学观一同出现。这种观念对我们这个时代产生的下游效应是形成了一种完全数学化的经济学。现代经济理论家需要精通微积分，并能熟练地运用数学推理和建模工具。这种数学推理的使用本身并不一定是个问题。然而，当经济学理论中的数学变量被用来表示独立的“事物”，而不被视为经验实在的还原抽象，并且从经验实在到还原抽象的过渡过程被人们所遗忘时，我们就会发现这是另一个悄然替代、具体性误置谬误和经验失忆症的案例。我们最终得到了一个功能强大的工具，但其功能十分有局限性，这会给我们带来危险。
要理解这种危险及其与盲点形而上学的联系，我们可以考虑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案例，即物理学家使用的标准模型在经济学中呈现的版本。在新古典经济学思想中有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分别是理性行动者和有效市场假说（EMH）。个体被认为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做出理性行动的人，而市场价格被认为充分反映了所有的可用信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当作为理性主体的个体聚集在一起时，个体会在拥有完全信息的背景下行动，并有效地对资本进行分配。通过这种方式，市场可以准确地对物品进行定价。当各种效用函数（例如供给和需求）之间出现平衡时，我们就可以实现有效的分配。这种均衡在数学上表示为特定价格点上几个函数的交点。
有效市场假说及其对理性行动者的假设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因为它以高度抽象和理想化的形式看待人类行为（和经验），这与现实情况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些批评对我们的论点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些批评反映了新古典经济学盲点的还原主义、客观主义和数学结构的物化。该理论假设了高度简化的“经济原子”，并假设我们可以从中推导出关于整个系统行为的数学规则。所有的理性行动者都是相同的，因为他们对于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愿望是相同的，因此他们的行为也是相同的。有效市场假说将效用函数物化，在经济学辩论中赋予它们实在的地位，并排除了一些现实世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无法被效用函数捕捉到。这一概念在关于如何处理新古典经济学的“外部性”的长期争论中最为引人注目，由此成为一个长期以来备受经济学家关注的话题。生物圈及其功能是我们关注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新古典主义模型甚至无法意识到生物圈的存在，这可以被视为其最大的盲点，由此也极大地推动了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替代模型的出现。
当谈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时，新古典主义观点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威廉·诺德豪斯的工作通常被认为是新古典主义观点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绝佳应用，他也因此获得了 2018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诺德豪斯认为，全球气温上升 3.5 摄氏度对经济来说是一种最佳选择。这一结果源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不同经济部门在气温升高情况下的反应所进行的模拟。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全球气温在升高了1.1摄氏度后，不仅影响了经济，也影响了社会秩序。这些经验的实在让诺德豪斯的计算看起来不仅是一种致命的错误，而且是一种“狄更斯式”的极端假设，即无论气候变化造成多大的社会破坏，经济都会照常运转。
新古典经济学及从中构建的政治经济学体现了盲点的物质主义和自然两分，它们除了作为生产的物质资源之外，并不知道如何赋予世界价值（这也再一次地涉及外部性的问题）。这种失败导致了那些主张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人，对于如何理解自然价值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辩论。一些人认识到了新古典经济学观点的影响力，由此建议必须用“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这一术语来考察气候变化的问题。这一术语的核心思想是，只有通过标准经济模型对这些服务进行正确定价，政治经济学才能最终理解生物圈的价值。尽管这种观点有一些合理之处，但这也使得政治经济学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人类经济从属于生物圈，而不是相反。我们非常熟悉推动了工业时代“大加速”的政治经济学是如何失败的。戴尔·贾米森指出，当谈到气候变化时，经济学的问题“不是没有正确的数字，而是存在比数字所能揭示的更多风险”。但是数字不能揭示存在于经济学的还原主义、物质主义本体论之外的实体。贾米森告诉我们：“单靠经济学无法告诉我们在面对气候变化时应该做什么。”但是，在盲点的世界观中，还原方法使得一切事物都“只不过是”客观化的物理实体，无论这些事物是基本粒子还是抽象的理性行动者，我们都无法解释到底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贾米森继续说道：“并非所有的（经济学）计算都能得到开展，即使这些计算能够进行，它们也不会告诉我们所要知道的一切。”如果我们的世界——经验世界——有一些重要的方面不符合物理主义的实在图景，包括其在经济学中的表现，那么就必然会有一些我们需要重视的方面，我们只能对此保持麻木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工业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会促使社会进行如此贪婪的消费活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们完全无法应对消费活动带来的危险，即使这些危险就在我们眼前。最后，贾米森说：“在最好的情况下，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它并不能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在最坏的情况下，经济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伪装成报告了事物本质的规范性观点。”而我们一直关注的是，盲点如何塑造了这一意识形态，又如何被这一意识形态所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