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的一天，我来到长江边的石首市，在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一次近距离看见了江豚。它跟我小时候看见的“大鱼”很不一样，光滑的灰色皮肤，圆圆的头，纺锤一样的身躯，没有鱼的背鳍。原来它们并不是黑色的，微微翘起的嘴，看起来始终在微笑。保护区的小伙子陶乐告诉我，江猪是它们的俗名，它们真正的名字叫长江江豚，只生活在长江里，而且江豚并不是鱼，是哺乳动物。
陶乐2008年来到保护区，最开始的工作就是饲养江豚。通过两年与江豚的亲密接触，陶乐对长江江豚的生活习性已经相当了解，比如长江江豚喜欢吃鱀条；又比如，虽然生活在淡水里，长江江豚有时也要补充盐分和维生素；还有，长江江豚与人熟悉了，会调皮地朝人吐水，表示它很高兴，很喜欢。如果同时几个人喂食，江豚只吃它熟悉的饲养员喂的食物。陶乐一点一滴讲述他了解的江豚，脸上的笑容一丝一丝绽开。陶乐的脸方方正正，看上去果断干练，虽然年轻却履历丰富。他先是在北方当兵，回到家乡后，在石首市开发区的办公室、农业农村局、组工部等多个岗位都工作过。我向陶乐描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所见的江豚，陶乐插话说，那时长江江豚有1万多头，而目前大约只有1012头。它们现在比大熊猫还稀少，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13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长江江豚比国宝大熊猫还稀少。
陶乐所在的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于1992年，是我国首个长江豚类迁地保护区，保护区辖长江石首段89公里，天鹅洲长江故道21公里。所谓“九曲荆江”，说的正是从石首到监利的长江，在这段著名的蜿蜒型河道上，因为自然裁弯和人工裁弯取直，形成了多个长江故道。天鹅洲故道只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故道的形状是一个未封闭的圆……天鹅洲故道湖面宽1200米，平均水深4.5米。这片30平方公里的土地，有2亿多立方米的水体以及300多种动植物，优良的水质加上生物多样性的湿地为长江江豚提供了绝佳的栖息地。
天鹅洲故道是江豚的宝地，但对在这里工作的员工而言，却是寂寞、偏僻的野地，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有着外界并不知晓的困难。在30年的发展中，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员工从无到有，在一片芦苇地上创造出了世界对小型濒危鲸类自然迁地保护的成功范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信念，即，留住长江的微笑。
孙海文就是怀有这种信念中的一个。在我与陶乐聊天的时候，这个“80后”小伙子一直在旁边眯缝着眼睛听。孙海文过去是天鹅洲的一位渔民，每年在天鹅洲故道里打鱼，有七八万元收入。实行长江大保护之后，孙海文彻底放弃了过去的生活，成了保护区一名以保护长江故道和江豚为职责的巡护员。孙海文的家在石首市横沟市镇，从家里到保护区有7公里路途。每天，孙海文从家里出发，先到保护区，然后围绕故道开始巡护。在巡护中，孙海文和他的同伴要记录巡护过程，日期、天气、温度、总里程、江豚监测记录、故道巡护记录……如果天晴，这样的巡护工作每天两次，如果是雨天则巡护一次。平均每天要跑50多公里。孙海文把车钥匙插入摩托车，我看见仪表盘上显示的里程数是1.5万公里，而这辆摩托车他才使用了一年。这样算起来，六名摩托车巡护员全年巡护里程将达到12万公里。
并非所有的巡护监测登记表都如此单调，翻阅孙海文和同事的登记表，常常会发现令人会心一笑的有趣文字，比如，对江豚的描述，“中午11点44分，江滩100米处发现5头江豚在捕食”；“发现10头江豚在围捕食”；“发现3头江豚在追食”。捕食、围捕食物、追逐食物，对不同的捕食状态的叙述，体现了巡护员的专业和仔细。又如，“下午在郑家台350米处发现江豚几头迎风而上”；“下午5点32分江滩100米处发现2头江豚在戏水”，这种形象的艺术化语言，又体现了孙海文这些朴实的渔民，内心其实藏着外人看不见的美好。当然，在厚厚的登记表中，还有“中午11点32分，抽水沟收缴丝网1条”之类的执法记录，以及“发现小江豚1头”的惊喜。
守护江豚的并不都是年轻小伙子，还有五十多岁的汉子，55岁的丁泽良就是其中的一个。与孙海文一样，丁泽良过去也是渔民。与年轻的孙海文不同，丁泽良年轻时就见过白鱀豚、江豚，他对白鱀豚的消失和江豚越来越少深有体会。2008年，在罕见的冰冻灾害中，两头江豚被冰凌划伤，在救治江豚过程中，丁泽良协助研究人员观察江豚伤势愈合状况，并负责照顾两头江豚。从此，丁泽良就与江豚分不开了。2010年，天鹅洲保护区的网箱迎来了叫鹅鹅的雌性江豚，为了让鹅鹅适应新的环境并与网箱里原来的雄性江豚天天建立感情，丁泽良住在网箱上，日夜守护他们。丁泽良的守护不是一般的看护，而是细致到从食物准备到水温水质以及江豚叫声和呼吸声的变化，一旦发现叫声和呼吸声异常，丁泽良就要查看，寻找原因。
在丁泽良的精心守护下，江豚鹅鹅分别于2016年、2020年产下两头小江豚。看着小江豚的出生和健康成长，丁泽良觉得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工作更值得的了。但在十多年的守护中，丁泽良牺牲了陪伴女儿、外孙的时间。在家人的眼中，他更像是江豚的爸爸。2022年10月14日，当我们站在网箱的跳板上，近距离接触江豚时，丁泽良指着水中的江豚，告诉我们哪头江豚是父亲，哪头江豚是儿子。他手里抓着几条小鱼，看着水中朝他吐水微笑的江豚，隐藏不住的自豪悄悄从脸上流露了出来。他亲切地对江豚说，来啊，来啊，有人来看你们啊。召唤的声音就如召唤自己的家人。从网箱看完江豚，上岸的时候，要穿过一艘船。这艘船是丁泽良居住的地方，船舱里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台电脑，电脑旁的柜子里还有许多药盒。我凑近电脑屏幕看了看，原来是丁泽良记录的江豚饲养信息。太出乎意料了。眼前这个瘦瘦的不怎么说话的渔民居然会使用电脑。
在陶乐的记忆中，保护区30年的历程中最艰难的是1998年的特大洪水、2008年百年一遇的冰雪、2011年五十年一遇的干旱以及2022年的干旱。江豚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从水里跃出来呼吸，2008年的冰雪却将整个故道冻结了。保护区立即采取措施破冰，为江豚的呼吸打开一条通道，但悲剧还是发生了。有一天工作人员发现有江豚死亡，开始大家没有意识到是冰凌的原因，直到发现江豚身上划伤的伤痕。在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和当地医院的协助下，保护区对故道里的江豚采取紧急救治，经过十多天的治疗，绝大多数受伤的江豚最后都重返故道。2022年，天鹅洲故道的水位只有28.5米，比正常水位32米低三四米。严重的干旱导致故道的水只有正常年份的三分之一，21公里的故道岸线也减少到14公里。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陶乐和他的同事积极寻找水利部门，设法向故道补充水量。陶乐说，到了2024年，投资7000万元的天鹅洲提水泵站就要投入使用，届时干旱问题就一劳永逸解决了。说到这里，陶乐就像他的名字，乐了。
在迁地保护中，保护区巡护员、饲养员的观察、记录、饲养，看似平凡、单调，却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可以丰富、纠正人们对江豚的了解、认识，甚至提供新的发现。比如，通常认为江豚怀孕10个月才生产，但在天鹅洲的故道网箱中，江豚妈妈却怀孕12个月；通常认为小江豚6个月断奶，但在网箱饲养中3个月的小江豚就断奶了，因此，江豚的哺乳期并不是6个月……说到这些新发现，陶乐又乐了。
我当然知道，陶乐的心情并不像他笑的那样轻松……为了留住长江的微笑，他们每年都在努力。2021年，他们收缴大地笼37条、小地笼96条、炸弹钩58副、电鱼器2套、刺网142条、船只1艘、赶渔网13套。除了执法，他们在维护保护区生态环境上做了大量工作，如与其他部门协调，取缔30多个砂石码头；栽种芦苇，恢复湿地面貌；洲滩内沟渠净化，整治水域污染；制止湿地资源破坏活动，等等。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保护，使得天鹅洲故道里的长江江豚种群不断壮大，目前已经超过了一百头。
说到故道里的江豚不断增加，陶乐很欣慰，这是几代保护区员工努力的结果……在白鱀豚功能性灭绝后，江豚是长江中仅剩的鲸豚类动物，它们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因此，长江江豚能否生存下去，是长江的最好指标。它们能欢乐地生活、繁衍，它们能在长江里跳跃、微笑，就是一江碧水的最好见证。
（■ 李鲁平 武汉作家，湖北作协副主席、武汉作协副主席。出版长篇非虚构《武汉传》等。本文节选自李鲁平长篇非虚构作品《长江这10年》）
【编辑：王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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