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重磅论文造假，直到2022年才被人揭露…why？why？why？

生命科学领域有超过10%的从业者正在造假，因为他们知道同行评审不出他们造的假。

今年7月，阿尔茨海默病研究领域发生大地震。美国范德堡大学的神经病学助理教授马修·施拉格（Matthew Schrag）向外界披露，2006年刊载于《自然》的一份被引量超2300次的奠基性论文涉嫌伪造数据和图像，误导行业16年，以此项研究为基础的后续大量成果或将化为泡影。

实际上，学术不端行为要比大众预期的更普遍。

2015年，《科学》杂志在一名研究生指出了不恰当的调查方法后撤回了一篇论文。同年，美国的科研诚信办公室（ORI）宣布，一项号称“可以每年挽救10000条生命”的革命性抗癌基因组技术，其研发团队存在数据造假行为。巧合的是，介绍该技术的第一篇文章，也在2006年发表于《自然-医学》。

荷兰全国研究诚信调查（DNS）于2022年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

超过一半的受访研究者进行过“有问题的科研实践”，例如有目的性地选择参考文献以强化自己的成果。

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的受访者中，有10.4%的人承认在过去3年间捏造或伪造过数据——这个比例胜过其他所有领域。

2006年的阿尔茨海默病论文造假案例尤其反映了学术不端的连锁反应。

在今年7月以前，这份论文一直被视作金科玉律，确证了“由脑组织内较小的健康蛋白质形成的Aβ*56淀粉样蛋白会导致痴呆”的理论，其结论激发了一系列新工作和资助，甚至制药公司也顺着这个思路，开发旨在分解淀粉样蛋白或防止其形成的阿尔茨海默病药物。

诚然，β-淀粉样蛋白理论目前依旧是阿尔茨海默病研究的理论基石，Aβ*56只是众多淀粉样蛋白当中的一种亚型，它的崩塌不可能毁灭整座学术高楼，但我们为这桩造假案付出的代价毫无疑问是惨重的。

如果Aβ*56的创造者、论文第一作者西尔万·莱斯内（Sylvain Lesné）实事求是地介绍自己的工作，如果学术界和产业界以更审慎的态度审视莱斯内的成果，海量资金本可投入到更有前途的方向。要知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于上一财年在涉及淀粉样蛋白的项目上花费约16亿美元，占其阿尔茨海默病研究总资金的一半。

眼下，莱斯内发表的其他成果也正接受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2006年的重磅论文造假，直到2022年才被人揭露？

揭穿其他科学家的谎言

可能招致厌弃与恶名

学术界当然有预防和发现学术欺诈的保障措施。例如知名期刊上的文章必须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这是保证出版物质量的主要方法）；像前文提及的ORI等机构也会对科研不端行为开展调查。但这些显然不够。

学术刊物应当在出版过程的前期就实施更有力度的诚信保障措施，从源头处减少造假可能。科学界应当鼓励研究人员在必要时毫无顾虑地举报欺诈行为。

理想情况下，有误导性或欺诈性数据的论文可在发表之前就被识别出来；但目前依赖同行评审的论文检查系统不足以实现此理想。

2012年的一项国际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学者都认为，同行评审很难发现学术造假行为。

科学史学家梅琳达·鲍德温（Melinda Baldwin）

指出：“同行评审的目的不是寻找造假，大多数造假事件都是在出版后被揭露的。”

前文所述的几个案例足以说明，即便是顶级期刊的同行评审也难以发现造假行为；有时候，一些严重（甚至近乎显而易见）的造假也能逃过同行们的眼睛。以此前反转不断的羟氯喹事件为例：

2020年5月22日，《柳叶刀》发表论文称，抗疟疾药物羟氯喹可能增加COVID-19患者的死亡率和心脏病发生率；到5月25日，WHO宣布暂停对羟氯喹的临床试验。

但仅过一周，WHO就宣布重启试验，而《柳叶刀》也很快撤回了那篇给羟氯喹判死刑的论文，因为那项工作存在严重的“科学问题”（造假嫌疑）。

又过不久，WHO再度决定停止试验，因为他们认定羟氯喹并不会降低患者死亡率。

而在《柳叶刀》造假风波不久以前，那篇争议论文的创制团队已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NEJM）上发表了其他涉嫌造假的成果。当然，杂志很快撤稿了。

上述案例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其受到的巨大关注使学术欺诈得以被迅速发现。然而，大多数研究并非如此。对于学术诚信的审查和质疑，需要进一步的规范化和系统化。

由于同行评审的不足，论文发布后的快速检测就变得格外重要。我们需要勇敢的检举者，而检举者需要安全感，需要能够没有顾虑地揭露谎言。

2016年《学术诚信手册》（Handbook of Academic Integrity）中的一篇文章基于一系列案例研究，证明“举报人可能遭遇挑战和报复，揭穿其他科学家的谎言可能招致厌弃与恶名”。

这也是ORI等调查机构时常力有不逮的原因：

揭发者一般都与被揭发者身处同一个领域，同一个圈子，甚至同一个机构，同一个办公室，他可能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检举前的阻力和检举后的孤立往往令其望而却步。

Aβ*56的谎言标价1.8万刀

另一方面，发现学术造假必定需要大量专业储备和时间投入。在举报前，他们需要准备好充足证据，足以证明被指控的学者“蓄意地、知情地、无所顾忌地”进行学术欺诈。

Aβ*56事件的举报人施拉格曾详细检查2006年的论文，并将自己的发现报告给了NIH。但在他付出辛劳以前，一名调查阿尔茨海默病实验药Simufilam的律师向其支付了1.8万美元的劳务费。（若实验药Simufilam被查出问题，该律师的委托人将受益。另外，《科学》杂志的专家团队花了6个月时间独立调查，验证施拉格的说法。）

如果没有这1.8万美元，施拉格还会追查陈年旧文吗？

如果学术界一开始就以标准规范，专门投入时间和资金，去审查那些所谓“开创性的基础研究”，那么是否不需要16年时间和利益因素的驱使，就可揭穿Aβ*56谎言？

此外，我们应当定期重新评估基础研究，因为不断发展的技术能提供更先进全面的测量和分析方法，新技术审视下的旧研究（其研究结果曾经很可靠）可能会过时。这些重估将会质疑很多研究的前提。

为使此类重估成为惯例，期刊应鼓励更多论文使用最新测量技术和方法论，评估高被引的旧成果。如果以这样的动态眼光审视科学数据，我们对基础理论的质疑就会更轻松，举报自然也是平常事。

相关部门应该传达“我们鼓励举报学术不端”的信息，并让举报者放心，“我们一定会支持和保护你”。

揭露学术不端本就应该是一种“常规操作”，因为科学家的工作之一就是质疑既有知识，突破科学边界。当然，我们不应破坏科学，而要推动科学的自我质疑和突破。

资料来源：

Science Needs Better Fraud Detection – And More Whistleblowers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