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道德、进化心理学与国际关系的本质
作者：Brian C. Rathbun，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Caleb Pomeroy，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候选人。
来源：Rathbun, Brian C., and Caleb Pomeroy. "See No Evil, Speak No Evil? Morality,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76.3 (2022): 656-689.
导读
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中心主题是：无政府状态要求国家为了实现安全而搁置道德关切，使国际关系成为一个没有伦理考量的自治领域。在无政府状态下，道德考虑必须被放在一边，因为道德的约束阻碍了通过使用威胁和暴力来实现自我利益的手段。正如沃尔兹所解释的，“基于这种国际关系形象的外交政策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而是体现了对周围世界的理性回应。”然而本文却提出：进化心理学和道德心理学认为道德是有利于促进人类成功的，正是因为无政府状态，人类才会进化出伦理与道德来适应艰难的外部环境。作者的观点具有三个经验意义：首先，谈论威胁和伤害时几乎不可能不诉诸道德。第二，国家领导人和公众将把道德判断作为评估国际威胁的基础（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因素）。第三，将国际关系视为不道德领域的外交政策将相当罕见。作者突破了当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道德领域上的狭隘认知，认为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广泛的道德因素，并从生物进化视角出发，认为道德是人类为了克服困境、促进合作的进化结果。
引言
进化心理学家一直认为，人类的道德感对其作为一个物种的成功至关重要，是人类在动物中独一无二的一部分。道德体系具有功能性根源，有助于个体有机体生存、繁荣和遗传物质的传递。道德谴责和道德约束对于利他行为的出现至关重要，正是因为它在促进物质福祉方面的适应功能，进化理论家认为道德起源于无政府状态。因此，不可能存在无道德的“政治领域的自治”。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实证研究存在两个中心盲点：首先，它关注道德良知而忽视了道德谴责，道德总是用来抑制过度的利己主义，也就是让我们成为好人，但当别人做得不好时，人们的反应通常是道德谴责、惩罚和报复。其次，国际关系中伦理和道德的研究文献没有达成一致的道德协议。当“我们的”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发生冲突时，出于道德义务，我们需对内部群体忠诚，服从群体权威，形成道德约束。
国际关系中的是非对错
所有的伦理原则都限制过度的利己主义，鼓励建立在是非意识基础上的考虑他人的行为。作者将“道德”定义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价值观、实践、制度和进化的心理机制，它们共同作用于抑制或调节自私，并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
对道德最明显，也可能是最普遍的理解是对他人福利的关注，特别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人类有避免伤害他人的义务，也有关心他人的义务。鉴于此，乔纳森·海特（Haidt）将这种道德基础称为“伤害/关怀”（harm/care）。关怀原则是利他的，其表现形式包括慈善、仁爱和慷慨，是我们作为人类的本质的一部分。虽然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伤害/照顾原则本身体现在我们对慈善事业的捐赠或代价高昂的慷慨行为上，但在国际关系中，这一原则明显体现在帮助我们国界以外的人的努力中。
自由道德之外的道德
尽管关爱毫无疑问是道德的，而且在域外国家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但在国际关系中，我们却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同样普遍的道德原则，导致我们大大低估了道德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如果道德不仅仅是关心他人，那么什么才是道德行为呢？道德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两个选择: （1） 以群体为基础的道德，即约束性道德；（2）道德谴责（morally condemn）和惩罚的现象。
自由道德是个人道德，而约束性道德是群体道德，是基于对“共同体伦理”对与错的理解。约束性道德有两个与IR相关的道德要求：对权威的尊重和对内部群体的忠诚。两者都涉及对自私利益的监管，权威道德要求服从他人的命令，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群体内忠诚则要求我们优先自己的群体，表现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我们可以把忠诚看作是对一个群体的一种代价高昂的认同。如果没有忠诚，现代IR中标志群体关系的国家认同将几乎不起作用。
报复行为和关心他人一样，是一种普遍的伦理原则。DeScoli和Kurzban区分了道德良知（moral conscience）和道德谴责。前者是我们头脑中一个微小的声音，告诉我们要克制自己最自私的冲动，做正确的事。后者是对道德良知缺失的回应，道德谴责通过外部强制来鼓励他人的行为。然而道德愤怒和报复也伴随着对我们自身利益（而不仅仅是他人利益）的侵犯，人类依靠它来惩罚那些过度利己主义的人，而这种惩罚缺乏（或代替了）制度所提供的公正正义。
无政府状态下的道德：进化、伦理与国际关系
道德谴责、道德约束和利他主义是如此普遍，以至于进化生物学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共识，即它们都是通过选择而出现的。道德创造了联系，规范了争端，允许个人之间更大的合作，这提高了他们生存的机会。简而言之，没有道德，我们无法解释人类的成功。
道德具有物质基础，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是道德的普遍性。我们总能找到不道德的个体，而且在对错上有很大的文化差异。然而，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没有道德的人类社会，而且道德的重要程度也基本相似。其次是人类道德的基石是情感。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事情的对错，这些感觉会激励我们采取行动。由于道德判断伴随着生理感觉，这是生物学的领域，因此作者认为道德具有进化的起源。
进化在性质上是功能性的。如果道德有生物学基础，那么它一定在帮助人类处理早期环境的“适应问题”方面发挥了作用。进化学者推测，道德是一套生理和心理机制，产生于需要合作来应对的经常性的社会挑战，如保护免受威胁和收集食物。
良知面前的谴责
道德良知和道德谴责的结合促进了合作。前者创造了帮助他人的冲动，后者则是惩罚过度的自我主义行为。有了这些，人类可以从有条件的合作中获益，并统治这个星球。正如De Waal所写的，“没有道德，互惠可以存在；没有互惠，就没有道德。”
在进化理论中，引导我们走向道德谴责和惩罚的不是为了自我利益，而是一种道德上的愤慨和愤怒。道德谴责是情绪化和自动的，因为它对我们的进化有利。进化理论学者认为，没有道德谴责，道德良知就不可能发展。良知是对道德惩罚的一种进化适应，尤其是群体惩罚，因为人类学证据表明这种惩罚可能相当暴力。良知引导我们在身体上内化一种恪守道德规范的承诺，以避免他人的道德谴责。我们的良知就像一个直觉的，但无意识的声誉监督者。为了避免道德上的谴责和惩罚，进化的压力推动了真正的利他主义——也就是说，至少在某种重要的程度上考虑他人的福利。
此外，道德良知不仅能让我们远离麻烦，它还通过向那些与你直接互动的人以及观察你的行为的人发出信号，表明你是一个可靠的伙伴，从而为你打开了机会，这被称之为“间接互惠”。这也产生了一种进化动机，促使人们参与代价高昂的第三方“利他”惩罚，来保护他人。
正是这种由我们的情感直觉所引导的做正确事情的内化感觉，将“进化解释”与IR中的理性主义合作理论（例如新自由主义解释）区分开来。基欧汉试图研究，在不引入道德义务的情况下，基于互惠的自我利益能在多大程度上诱导合作。然而我们的道德良知并不是建立在算计和自我意识的利己主义基础上的，如果是这样它也不会那么有效，因为考虑他人福祉的性格倾向是合作的更可靠的信号。良知和谴责为维持人类社会的更广泛的、扩散的互惠奠定了基础，这是无法用理性主义的概念来解释的。这需要“道德上的信任”，即相信其他人天生是值得信任和善良的，而不是“战略上的信任”。
观众面前的道德筛选
这些进化压力解释了为什么道德是我们展示形象的关键属性，而不是其他属性，如热情或能力。对于我们的安全和繁荣来说，一个人是否诚实和公平比他们是否风趣或礼貌更重要。人类普遍会八卦，这是另一个与道德进化有关的现象。我们交换关于谁危险，谁不危险，谁可以信任，谁不能信任的声誉信息。因此，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的人注定要失败。即使你认为慈善捐赠归根结底是自私的——有人认为人们捐赠慈善只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声誉——但你仍必须解释为什么它会提高声誉。我们深深沉浸在道德假设的海洋中，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这些假设的世界。
道德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道德心理学是一种应对无政府状态的进化机制，而不是一种只有在超越它之后才能享受的奢侈品。由于道德是人类体验（和人体）的内在组成部分，因此没有脱离道德的人类互动领域。在经典的现实主义术语中，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之间没有分离。事实上，许多古典现实主义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人类在任何时候都拒绝放弃对政治行为的伦理评价。无论一些哲学家如何断言政治行为的非道德性，哲学传统、历史判断和公众舆论都拒绝从政治领域中剥夺伦理价值。例如，摩根索就拒绝这样一种“双重道德”——“在私人生活中会让你成为恶棍和罪犯，但在国际社会中会让你成为英雄和政治家”。正是因为不存在脱离道德的领域，这些思想家才鼓吹将“结果主义逻辑”作为良好外交政策的规范标准。
然而，这种脱离道德的自治领域的概念在现实主义者中仍然很常见。纯粹的利己主义者之间的合作，即使是互惠互利的，如果他们只是将彼此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并以冷静的方式回应他人的虐待，而不是道德上的愤怒，那么他们之间的合作仍然是悲哀的。理性主义对道德伦理是忽视的，他们通过语言从概念中剔除道德因素。于是，撒谎变成了“掩饰”，侵略者成为了“修正主义者”。结构现实主义者有时会明确否认国际政治的道德化本质，而理性主义者则通过回避或疏忽来使之去道德化。即使是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自由进步构成了从不道德到道德的转变的建构主义者，也默认了这种立场。
尽管根据研究，对权威的尊重和群体内忠诚有一种自然的聚集倾向，而社会可能表现出强大的群体内团结。但是将伦理视为道德直觉的进化方法不同于建构主义的解释，因为它不认为人类基本上是一块空白的石板。道德不是完全由实践或社交产生的，我们的文化不是习惯的随机集合，它们是我们本能的渠化表达。
结论
以道德为中心的生物学方法改进了达尔文主义先前在IR上的几个粗略应用，这些应用没有提到人类独特的伦理意识。正如进化理论家所强调的那样，没有任何一种生物能像人类那样向直系亲属以外的人慷慨解囊。道德不是对物质现实的超越，而是物质的现实。它帮助我们应对由物质环境带来的适应性挑战——阻止威胁、促进合作、分配资源。大多数规范文献是建构主义的，道德是一个社会在任何特定时间决定的。然而，许多人注意到，这种立场最终类似于道德相对主义，因为这种情况下的道德缺乏客观基础。进化论告诉我们，这种激进的主观主义并不是解释道德的必要条件。
词汇积累
道德谴责
morally condemn
自治领域
autonomous sphere
道德义务
moral obligation
进化心理学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译者：孟晓宇，国政学人编译员，山东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海洋政治以及中美关系等。
校对 | 丁伟航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马淑娴 肖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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