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世辉 图:来自网络
老黑叔姓黑,大号愿诚,一辈子没咋离开过俺们那个叫黑家寨的村子。我和他虽不一姓,不属于同一门人,但按照村子里的辈分,排起来他高于我,我得管他叫叔。这么多年,我很少喊他愿诚叔,总是喊老黑叔,早已习惯了。
老黑叔早先也是上学念书的,在本乡,小学就在黑家寨,初中挪到了几个村联办的学校,离家也不远,三四里地而已。
照实说,老黑叔在初中的学习成绩不算好,老师们也不看好他,但他自己却充满信心,从不妄自菲薄,更不自暴自弃,总觉得只要自己坚持不懈地去努力,一切都会改变的。
为了给自己打气儿,他还把一些富有警策作用的语句用毛笔书写在较大的纸张上,一幅一幅贴在自家屋里的墙壁上,显得很有氛围。
比如,他写“华丽的跌倒,胜过无谓的徘徊”,写“最值得欣赏的风景,是自己奋斗的足迹”,写“对生命的最佳的回应,是生活得很快乐”,写“当你用勤奋去迎接光明,光明很快就会来照耀你”……真不知这些语句是他自己编出来的还是从哪里摘抄过来的。
他知道三国时的诸葛亮号“卧龙”,挺有意思,便也学样给自己取了个号,叫“蛰鸟”,也就是“蛰伏的飞鸟”的意思。蛰伏的飞鸟总有一天是要向高远飞翔的,老黑叔这样想着,也这样坚信着。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老黑叔的骨头很硬,命运却很苦。在他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娘就因病撒手人寰,撇下他和爹,父子二人相依为命。
不管爹怎样含辛茹苦地操劳,如何一把屎一把尿地张罗,总算把他拉扯大了。然而,他上初中二年级那年,爹伐树,竟然从树顶摔下来,没送到医院便已气绝身亡。
老黑叔彻底失去了生活中的依靠,上学念书成了难以为继的事情,只好退学回家,跟着生产队劳动挣工分,算是解决了糊口的问题。
老黑叔上学时就在心底种下了一个梦——这辈子要考上大学,然后当个诗人。这个梦仅仅发了个芽,还没能抽出叶片呢,残酷的现实却已将其泯灭掉一半,余下的另一半似乎还能让他看到点儿希望。
于是,老黑叔坚持了下来,在自己微薄的文化底子上,一行一行地练笔,修筑他的诗人梦。他甚至执拗地坚信,只要坚持并为之努力奋斗,当农民和当诗人将会成为他生命中平行铺设向远方延伸的铁轨,将来,他的生活中,既有诗又有远方。
在黑家寨,人们都知道老黑叔能跟我说到一块,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不光是因了那一层所谓的叔侄关系,更重要的是因了俺两个志趣相投——都是缪斯女神的追随者。
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我进入县城一所中学当了老师,不用再为稻粱之谋,便有了更多条件去捣弄诗歌的事情。
上班三年后,我发起成立了覆盖全县范围、后来在整个豫北地区都产生一定影响的“蓝火诗社”,老黑叔被吸收为第一批会员,而且应邀参加了在县城举行的诗社成立大会。
那一次,老黑叔应该是头一回进县城——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然,我只是在心底里猜测,并未挑破了话头儿直言相问。
老黑叔之于诗歌创作,真的称得上执着,那是一种发自心底的热爱,也是一份灵魂深处的追求。
孤身一人过日子,穷得叮当响,到他家里看看,基本上接近于“家徒四壁”这个词语所描写的情况,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窘境中,他依然能在心中燃烧起诗歌的火焰。
也许是真的受限于文化底子的制约,也许是先天获得的诗歌基因欠缺,也许是还有别的我猜想不到的原因,反正,老黑叔写诗多年,就是不见长进,积攒的一沓沓诗稿,左看右看愣是挑不出几篇像样的。
即便如此,我也从未向他泼过冷水,每次回老家,他拿出新作让我看,我都认真地看,看过之后,还要说一通该说的自认为妥帖的话——也就算是点评啦。
尽管老黑叔的诗歌无法让我恭维,但我还是偶尔挑选几首,帮他润色后拿出来发表,有时在诗社的社刊上,有时在我参与编辑的县报副刊上。
我知道,老黑叔需要这样。我还知道,他这些年孤身一人清苦生活,能够日复一日地坚持下去,正是因为心中还有诗歌这根柱子在支撑着呀。
老黑叔的诗歌,也有令我惊诧且将我深深触动的时候。有一次,我在老家翻阅老黑叔的诗稿,偶然捕捉到两行文字:“想起该有一个儿子了/可谁来做我的妻子呢?”
诗句虽然平朴,不事雕琢,却宛如瞬时间腾起的一股酸雾,呛得我直想落泪,心里也恓惶起来。我读懂老黑叔的心事了,尽管他从未在我面前表露过。是啊,老黑叔真该成个家了,可是……瞅瞅他和那个所谓的家的状况,我也只有背转过身替他叹气的份儿。
老黑叔的诗人梦,终究被停留并且被定格在“梦”的阶段,谁也说不清楚,他的这个“梦”跟“实现”之间,到底是相差最后一公里呢,还是相差更远的距离。
因为他已经死了,死在了一个落着大雪的冬夜,时年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