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家族往事的认知，大多来自我父母的亲口所述。
我的曾祖辈当年居住在邵武市的城郊镇，那时家里开了个小店，供邵武南部（邵南片）这一带打担子进城的乡里人落脚，加上曾祖父待客热情、为人豪爽，店里生意还算不错。曾祖父爱喝酒，一年酿米酒要用掉10担稻谷（一担大约150斤），李氏子女都能喝上几杯酒，或许是来自曾祖父的遗传基因。
曾祖父育有三子，依次是我的大伯公（我爷爷的哥哥）、我爷爷和叔公（我爷爷的弟弟）。当时家境还算殷实的曾祖父，把三个儿子都送入私塾读过几年书。。
本来不错的家庭，因为国民党1937年的一场男丁三抽一的“抓壮丁”而改变。普通百姓，只想平平安安地过好自己的日子，可那时日本人的铁蹄已经踏入中华大地，当兵上战场就是一场生死未卜的背井离乡。为了避免这一情况，曾祖父母合计后想出一个办法：三个儿子各居一地，大儿子依旧住城郊、二儿子搬迁到六十里外的村子，三儿子搬迁到城郊五里外的一个村子，以躲避这场抓壮丁。
谁想，事情并不按照原来的计划发展，还是出现了意外。一个姓吴的小人打着歪心思去打小报告的，他知道我们李家有些产业便想借此发一笔横财，他带来口信说，现在花钱去保还来得及，但是要100块大洋。这种花钱消灾的方式，在当时常见，就是花钱“买兵”。当时家里确实一下凑不足那么多现钱，可还是花了不少积蓄，终究善良还是没能够抵住他人人性的邪恶，家里钱花了，我们李家男丁还是难以逃脱当兵的悲剧。作为家中长子的大伯公就成为征兵对象，那时大伯公的儿子才出生三天，正是需要父爱的时候，可一切都因为这场变故而发生改变，一个家庭就这样破碎——在眼泪横飞的场面下，大伯公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跟着大部队走了。
我曾满怀疑惑地问父亲：“为什么三个儿子，偏偏是大伯公去当兵？‘父亲叹了一口气说道：”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往坏了说，三兄弟里就他成家，也有后了，往好好了说，当时家里人觉得，三兄弟中他的文化程度更高，会认识字的他当兵不至于吃亏，他会写信，也可以在部队谋求其他的事情做”。
后面台湾和大陆关系逐渐缓和，当年被抓去的壮丁，有回来探亲的，可我的大伯公却再也没有回来过，哪怕是一封信也没来过。他的一去不回，成为了家族的永远遗憾——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度里，哪怕是死，也是要见着尸体的，可我大伯公却一去不返，全家人对他的印象，便永远定格在1937年。
曾祖辈的家道，因卑鄙小人的陷害而衰败下来，曾祖父曾祖母带着我大伯父，继续在城郊生活。日益渐老的他们，八年后把大伯父送到我爷爷避乱的这个村庄，由我爷爷奶奶抚养。大伯父成年后迁回城郊镇，他十八岁成家，从此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并在城郊镇一直居住至今。大伯公这一脉，也算是人丁兴旺，大伯父与伯母育有一男四女，年龄不足七十岁已是四世同堂。
大伯公有愧于妻儿，有愧于父母，但他无愧于国家——他走上的是抗日战场。
